成宗之立及其守成
有元一代，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始终不断，集中表现在帝位的争夺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种争斗愈演愈烈。自元世祖忽必烈死（一二九四年）至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立（一三三三年），短短三十年间，元朝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内部走马灯似的先后更换了十个皇帝，其中在位最长的不过十数年，而统治最短的仅一个多月。为了夺取封建皇帝的宝座，元朝统治集团在兄弟之间、叔侄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而每一次帝位的更迭，又几乎都与拥有实权的漠北镇边亲王或大将有关。
真金死时，忽必烈已年逾古稀，重新确定继承人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不少臣僚上章请求立储，但忽必烈却长久犹豫，定不下人选。直到至元三十年，才选定真金第三子铁穆耳。据载，他征询畏兀儿族大臣阿鲁浑萨里的意见，答言铁穆耳“仁孝恭俭宜立，于是大计乃决”[16]。当年，他派遣铁穆耳“总兵北边”，并以重臣玉昔帖木儿辅行。玉昔帖木儿于受命之际，“请授皇孙以储闱旧玺”，忽必烈乃以真金之“皇太子宝”授之[17]。这使他后来争得帝位，至少在名分上已占先一着。
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忽必烈死，宗室诸王会集上都，议立新君，经三个多月，还是不得解决。当时最有资格争位的当然是真金长子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兄弟两人，两人都镇守漠北。甘麻剌为长孙，继承帝位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然而，如上所说，铁穆耳在至元三十年出镇北边时已取得了法定继承人的资格，加上他所统率的军队较甘麻剌为强；另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之下有两个重臣为他撑腰：一个是伯颜，此人曾为忽必烈灭南宋，又有军功于漠北；另一个即上述之玉昔帖木儿，此人是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博尔朮之孙，深受忽必烈的重用，在平定诸王之叛中屡立战功，在至元二十九年之时，已是“宗王帅臣咸禀命”、“位望之崇，廷臣无出其右”[18]的人物。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两人，当时军权在手，所以当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四月，蒙古诸王大臣集会上都最后立铁穆耳为帝的时候，为排斥诸王中持不同意见者，伯颜、玉昔帖木儿乃相为表里，“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使“诸王股栗”，不敢反对，只好“趋殿下拜”[19]。玉昔帖木儿则针对有争位资格的甘麻剌，采取先发制人，对他施加压力说：“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20]。特别是最后两句话，使甘麻剌大为震动。他受此压力，无可奈何，只得急忙表态说：“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21]。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铁穆耳遂即帝位，是为元成宗。
《元史》谓“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善于守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于其在位期间，有一二事值得称道，但总的说来，无多大作为，而政治弊端，却已有显露。
成宗朝的治国政策，基本上是世祖晚年政治的延续。至元二十八年杀桑哥之后，忽必烈起用了“小心畏慎”的原太子詹事完泽为中书右丞相，以国子生出身、深受儒学熏陶的康里人不忽木为平章政事，革新桑哥的弊政，蠲免中统以来积年逋负钱谷，谏止复立尚书省和征江南包银，采取了安民的稳妥政策，社会矛盾有所缓和。成宗即位以后，总理国务的中书省宰执官，与至元三十、三十一年相较，除个别成员外，基本保留原班人马[22]。中书省右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等佐成宗“恪守成宪”，“数下宽大之诏”，减免赋役，赈济灾荒，维持了政治、经济上的相对稳定局面[23]。
忽必烈时，屡次用兵海外，尤以侵安南之役劳费最甚，至元三十年，以安南王不亲朝，又议征之。成宗即位后，立即宣布停罢征安南之役，遣所拘安南使臣归国，并遣使“抚绥”，敦睦国交，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对外战争。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江浙省臣请复用兵日本，成宗不从。次年，遣僧人宁一山出使日本，此后元日之间无战事，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笃哇之间的长期战争，到成宗时双方已打得精疲力竭，从而出现了诸蒙古兀鲁思间的约和，这对西北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定等起了积极的作用，可算是值得称道的一件事。
成宗前期，元朝与海都、笃哇之间的敌对状况仍未结束，双方军队一再发生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德五年（一三〇一年）的铁坚古之战。在此战中，元军方面损失惨重，叛王集团也受重创，笃哇在战斗中受伤致残，海都在战后不久死去。海都之死改变了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间的力量平衡。次年（一三〇二年），笃哇在海都诸子中择立较易于控制的察八儿。持续四十余年的蒙古贵族之间的内战给予中亚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马木路克史家乌马里[24]这样描述当日中亚地区的萧条景象：
“一位曾周游突厥斯坦诸州并通过其地村庄而来的人告诉我说：‘村落所留下的只是被掩埋的残迹和倒塌的废墟。当人们在远处看见一所建筑完好的、坐落在绿丛中的村庄时，会高兴地［想到］在那里可能会碰到人。但是行至村前时，却是这样一番景象：房屋依然屹立，然无人烟，无人居住’”[25]。
海都的去世和长期的战乱造成的破坏使笃哇等人认识到和平的可贵，于是主动与元朝岭北驻军接触。汉文史料与穆斯林史料均有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句容郡王世绩碑》提到，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https://www.daowen.com)
“笃哇、察八儿、明里铁木儿等诸王相聚而谋曰：‘昔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连年动兵以相残杀，是自伤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吾世祖之嫡孙也，吾与谁家争战？……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养，少者得其长，伤残疲惫者得其休息焉，则亦无负太祖之所望于子孙者矣’”[26]。
据波斯史家哈沙尼记载，笃哇首先同元军驻守于漠北的大将安西王阿难答建立联系，要求实现和平。据汉文史料记载，笃哇、察八儿的请和使臣于大德七年秋到达元廷。元成宗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命置驿以通往来。次年笃哇、察八儿再度向元廷遣使，元政府以币帛六百匹赐之[27]。
大约在此前后，笃哇向察八儿建议，在和林与哈剌火州之间举行忽里勒台，以讨论和平问题。最后，和约终于达成[28]。元成宗的使臣偕同笃哇之使一同前往波斯，向新即位伊利汗完者都（合儿班答）谕告恢复和平的消息。笃哇的和平建议得到术赤后王的响应。伊利汗完者都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蒙古帝国复归统一的象征。一三〇五年五月，他将此事郑重通知了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和英吉利国王爱德华一世。信中说：
“我辈兄弟因信恶臣之谗言，以致失和。乃今铁穆耳合罕（按，即元成宗）、脱脱（按，即当时的钦察汗）、察八儿、笃哇与吾等其他成吉思汗诸后裔，皆赖长生天之感格与福荫，结束迄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之争纷，复和好如初。由是东起日出地南家思（Nangkiyass）之国，西抵talu之海，已使驿路交会合一，我辈之国皆相沟通。吾人相与而约曰：苟有离心，则为叛者，必共击之”[29]。
上述完者都信中的这些话显然与和谈达成的协议有关。元人袁桷《拜住元师出使事实》中有“拜住尝闻成宗时，先王（按，指笃哇）有盟，兴灭国，开关塞以安百姓”等语[30]，也应是和约的内容。
成宗承世祖府库充盈，即位后对诸王、公主、驸马、勋臣大加赏赐，“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者加二为三”。这种赏赐，发展到了国家财力无法承受的地步，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二月，中书省臣就说：“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这表明在成宗即位一年多就将国库的积蓄用于赏赐上快用光了。次年五月，安西王阿难答又“遣使来告贫乏”，要求赈济和赏赐。成宗为此曾训斥阿难答说：“若言贫乏，岂独汝也？去岁赐钞二十万锭，又给以粮，今与，则诸王以为不均；不与，则汝言人多饿死。其给粮万石，择贫者赈之”。这反映出贪得无厌的诸王与中央存在着矛盾。尽管如此，对宗亲的赏赐仍动辄以万计。以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为例，即赐晋王甘麻剌钞七万锭，安西王阿难答钞三万锭。大德二年二月，中书右丞相完泽称：“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31]。报告了财政的赤字数。到了大德三年正月，元廷的财政状况更坏，据中书省臣言：“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载，自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于是成宗下令：“自今一切赐与皆勿奏”[32]。但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比较起来，忽必烈对宗亲的赏赐是有节制的，甚至被讥为“吝于财”，成宗在这方面就大不如其祖了。泛滥赏赐自成宗起，到武宗时发展得更严重，终于成为元朝一代最沉重的一项财政负担。
成宗即位之初，政府机构已经庞杂，当时御史台臣言：“内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禄者万人，在外尤众，理宜减并”。成宗只是“命与中书议之”。但中书省本身的情况就不景气，完泽、不忽木等当政的指导思想是恪守成宪，这对保持稳定有好的作用，但同时却导致无所事事的作风弥漫于朝中，中书省成为人怀怠心、政令不行、办事拖拉的官僚机构，致使成宗反而追念桑哥当政时“政事无不立决”的情景[33]。成宗本人也不如忽必烈，他甚至即位五年，尚未知六部官员其人为谁，皇帝如此，臣下办事当然可以拖拉，故“事多稽误”[34]。成宗一朝，大贪污案时有发生，如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三月，发生了两起巨大的贪污案件：当时行御史台弹劾平章教化受财三万余锭；教化复言平章的里不花领财赋时盗钞三十万锭，及行台中丞张闾受李元善钞百锭。贪官污吏拼命攀牵，妄图开脱自己罪责。对于如此重大的贪污案件，成宗竟采取“俱敕不问”[35]的态度，最后不了了之。大德六年，朱清、张瑄案发，查明自丞相完泽以下宰执官几乎都受过他们的贿赂，成宗一怒之下，将这些大臣全免职，但不久又都官复原职[36]。又有回回商人中卖宝石，贿赂诸大臣，以值三十万锭之宝石骗取六十万锭，被人告发，成宗下令要将受贿诸大臣处死；这些人的家属恳请胆巴国师说情，胆巴遂以“做好事”奏释重囚，结果将他们全部释放，并恢复其官职[37]。朝廷大臣贪污受贿问题如此严重而不受惩办，可见政治的腐败程度已不轻了。
成宗晚年多病，不亲政务，“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壶，外则委于宰臣”[38]，皇后卜鲁罕和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分别掌握了朝廷大权。以卜鲁罕和左丞相阿忽台为一方，以哈剌哈孙为另一方，形成对立的两个集团，明争暗斗。成宗一死，这两个集团围绕帝位继承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流血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