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民的苦况
在封建国家机器的严格防范和控制下，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元代劳动人民的苦况是罄竹难书的。
元代的土地占有状况表明，诸王贵族、官僚、寺院、私家地主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耕地，土地掠夺和兼并在元朝建立过程中和元朝建立后始终在进行中。如元朝统一江南后，带兵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176]，福建“那里的官人每、富户有势的人每，将百姓每田地占着，教百姓每佃户不教当杂泛差役”[177]。可见，自耕农丧失土地而沦为佃户的现象相当普遍。余下的一些自耕农，是繁重赋税和差役的主要承担人。文宗天历年间（一三二八至一三三〇年），苛捐杂税就比至元和大德时增加了二十倍[178]。顺帝时，有些破产的农民，虽然已是“田入他户”，但仍需照样纳税，没法之下，只得“逃之四方”[179]。即使是遇到严重灾荒年代，统治阶级的官吏依然如虎似狼，颗粒必征[180]。除赋税外，元代自耕农的力役负担也极为沉重。有田的地主富户，本当负担力役，但他们千方百计设法逃避，而将它转加于农民身上，结果使“闾左之民”“破产无算”[181]。元末力役名目繁多，除统治者大兴土木等需人民去服役外，严冬腊月，还要去筑河堤，致使“手足血流肌肉裂”[182]，不胜其苦。可见，元代自耕农的境遇是每况愈下，尽管他们日夜辛勤耕织，但是，繁重的赋税，沉重的差役，高利贷的剥削等，使他们落得“囊中无钞瓮无粟”，被逼卖儿鬻女。
元代佃农的状况甚为悲惨。租种官田的佃农，租额不断增加，以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江南湖广的情况为例，原先租额是每壹拾亩地纳三石谷，但后来“每壹拾亩添作陆石”，“如今本道按摊不花监司”，“添做拾分取要”[183]。所以，在此时就有因缴不起官租而被迫卖儿鬻女的现象[184]。泰定、文宗之际，福建一带的职田租额，每亩竟有高达三石米之多的，佃农无法，只得“破产偿之”[185]；而且职田的官粮是“不论丰歉，多是全征”[186]的，这就使得官田佃户遇到灾荒年代，更是无法活命。元顺帝在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年）和至正七年（一三四七年）所下的诏书中，也一再承认“职田扰民”和“病民为甚”[187]的事实。
元代租种私家地主土地的佃农，其境遇并不比官田佃户为好。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的资料表明，地主对地客（即佃户）可任意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峡州路（治今湖北宜昌）的地主，“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份，与买卖驱口无异”，有些狡猾的地主，将荒远田地，“夹带佃户典卖，称是‘随田地客’，公行立契外，另行私立文约”。更有甚者，江南“佃户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当，需求钞资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其贫寒之人，力有不及，以致男女怨旷失时，淫奔伤俗”[188]。元末穷苦农民（包括佃农）的境况，以朱元璋早年时的家境为例，即可知一斑。他在《皇陵碑》中追忆说，他父子备尝农业艰辛，朝夕彷徨，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天灾流行，父、母、长兄相继死亡，仲兄与他遭到田主凌辱，无力殡葬亲人，在邻居帮助下才算草草了结丧事，兄弟二人在家无法度日，只得分手，各自谋生。再如黄溥《闲中今古录》记载，元末浙江黄岩地区，贵贱等分甚严，佃农见到地主，连当面施礼作揖都不敢，压迫之重可见！甚至佃农的生命都毫无保障。元律规定，地主打死佃客，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189]即算了事。当时虽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样做可能“启权豪兼并之家妄杀无辜佃客之门，垂历代杀人无赦之禁”，因而主张“理合讲究定例”，但最后仍未被统治者所采纳，所谓理由是：“地主殴杀佃客，其情轻重不同，难以一体定拟”[190]。元律还规定：主人误伤佃妇致死，只需挨“七十七下，依例追烧埋银五十两给主”就算完事[191]。可见，元代佃客的生命如同草芥，地主打死佃客根本毋须“杀人偿命”，相反，还可得到法律的宽恕，所谓“其轻重不同”和“误伤佃妇致死”等，均是为地主阶级中的杀人犯开脱罪责的遁辞。
驱口是元代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北方称“驱口”，在南方作“奴婢”，名不同而实则一。其来源大体有：初为战俘和掳掠所得，后为贩卖人口、官家籍没和贫富分化所致，包括蒙古平民因贫困而沦为奴婢的人在内。《元典章》载，色目人在江淮迤南地面“将南人男女，以转房乞养为名”，贱价“诱致收养”，然后到迤北“货卖作驱”，据当时差遣到江西的监察御史的估计，“不一二年，良人半为他人之驱矣”[192]。可见程度之严重。这一阶层的境况极苦，地位极低，“与牛马无异”；他们的财产，主人可任意侵占[193]。主人可以将他们任意转卖，如上饶人何和尚的母亲，在丙子（一二七六年）战乱中失散沦为奴婢后，十二年中被主人转卖了三次，历尽艰苦，最后方被其子寻归[194]。整个元代，奴婢的生命毫无保障，据《元史·刑法志》载：“诸故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杀之者，减一等。诸殴死拟放良奴婢者，杖七十七。”“诸良人以斗殴杀人奴，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诸良人戏杀他人奴者，杖七十七，征烧埋银五十两。”[195]总之，主人和“良人”杀了奴婢，均不需偿命，而仅是打几个板子就可了事。(https://www.daowen.com)
逃亡是奴婢反抗主人的一种方式，可是元律规定，这种逃亡的奴婢一旦被其主人捉住后，主人就可将他们打死，至于凶手本身，仅挨七十七下就可无事[196]。元律又规定：“诸奴殴詈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197]。这就是说，元代奴婢们只能听凭其主人的压迫和剥削，不能反抗，如有“殴詈其主”的反抗行为，而遭其主殴伤致死的，其主人可以“免罪”而逍遥法外。在此规定下，不知有多少奴婢，惨死于其主的毒打之下！《元典章》载，有駈口因遭其主人打骂，从而反抗，于夜间用斧“砍伤本使”，结果该駈口被判“处死”。理由是“理同谋杀他人定罪。旧例：谋杀人已伤者绞”[198]。元代法律又规定，“奴婢有罪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若有愆罪决罚致死者勿论”[199]。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对主人残杀奴婢的行为有所惩戒，但实际上，奴婢占有者们据此可任意处死奴婢，届时只要凭着“若有愆罪决罚致死者勿论”的规定，就可逍遥法外。
元代负责驿站供役的站户，其处境甚苦。早在忽必烈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六月，临洮、巩昌（今甘肃陇西）等地的站户，就因“供役繁重”而“质卖子女”以供役[200]。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三月甘肃永昌路又出现站户饥乏，卖儿鬻女的现象[201]。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哈尔滨地界的狗站，“站狗多死”“转致损乏，站户苦之”[202]。武宗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二月，河西地面的色目站户，因供役繁重，加之灾荒而“破家荡业”，“致将亲属男女，于权豪势要富实之家典卖驱使”，“其间情苦，不可胜言”[203]。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辽阳行省水达达路水灾，致使末鲁孙一十五狗驿，狗多饿死[204]，无疑也给站户带来灾难。到了至正七年（一三四七年）七月，元顺帝在其所颁圣旨中供认：“比年诸衙门给驿泛滥，以致站户屡佥屡亡”[205]。这些记载表明，整个元代站户的境遇，自始至终都是惨苦的。
元代盐利为政府所垄断，但从事制盐的灶户的境况却并不佳，早在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十二月，就有灶户贫乏靠赈济勉强度日的[206]。再以元末两浙三十四所盐场灶户的境遇为例，“火丁用工之时，正当炎暑之月，昼夜不休，才值阴雨，束手彷徨，贫穷小户，余无生理”，加之官府“又复差充他役，各场元佥灶户一万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疠，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207]损失了一大半，可见其处境之艰苦。此外，元代还有一些人户，他们的处境同样悲惨。如担当运粮的车户、船户，他们往往“昼夜奔驰犹不能给”，坝夫也是“肩背成疮，憔悴如鬼，甚可哀也！”[208]。
综上所述，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是极其沉重的。特别是农民，他们只有很少土地，甚至完全没有土地，他们是繁重赋税、各种差役的主要负担者，租种地主土地则要向地主缴纳沉重的地租，他们终年勤劳而不得温饱，处于卖儿鬻女、抛家弃业的境地，遇到灾荒年代，更是成批死亡或逃亡，经常出现“人相食”、“父子相食”的悲惨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