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的“理财”

忽必烈夺取政权后，在“藩府旧臣”的帮助下初步奠定了立国规模法度，对汉族士大夫是比较信任的。中统三年李璮之乱发生后，当时主持中书政务的王文统，因与李璮有牵连而被杀，大臣廉希宪、商挺等人因推荐过王文统，受到忽必烈的猜疑，握有兵权的史天泽等被迫交出兵权，虽然刘秉忠、姚枢等仍受到重用，但忽必烈对汉人的不信任感渐渐地体现在他的用人和政策中。这样，以色目人为主的一批理财之臣开始受到重用，并影响了忽必烈时期的统治政策。

从至元四年以后，忽必烈屡次出兵对付西北藩王的叛乱，灭宋战争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加之根据蒙古惯例，大汗每年需对诸王勋戚进行赏赐，造成财政开支急剧增加。为了迎合忽必烈敛财心切的心理，像阿合马这些“以功利成效自负”的理财之臣屡上“巧言”，忽必烈“授以政柄，言无不从”[1]，从此，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个“理财”之臣相继执掌全国财政大权达二十一年之久。

阿合马，花剌子模费纳客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人，早先投靠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生父按陈那颜，后为察必皇后斡耳朵的侍臣[2]。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始命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委以财赋之任。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立制国用使司，他又以中书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七年正月，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又以他平章尚书省事。他以兴铁冶、铸农器以易粟输官以及增盐课、理算钱谷等手法，大肆进行搜刮，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取信于忽必烈，故忽必烈称道他“才任宰相”。在他为官期间，任用私人、诬杀异己，“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三月，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忽必烈在察罕脑儿行宫之机，伪装皇太子真金入大都，诱杀阿合马于东宫前。(https://www.daowen.com)

阿合马死后，忽必烈又任用卢世荣“理财”。卢世荣，河北大名人，在阿合马专政期间，他以贿赂进为江西榷茶运使。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十一月，忽必烈任用他为右丞。他奏准整治钞法，实行盐、酒部分官卖，官营海外贸易，立炉鼓铸农器官卖；又请设立“规措所”经营钱谷，以善贾者任事。卢世荣自谓“其法当赋倍增而民不扰”。“裁抑权势所侵”可增岁课三百万锭。实际上他的许多办法行不通。他又“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轻谩丞相安童，下僚意稍不合，即“奏而杀之，朝中凛凛”，怨者甚多。加上他是个汉人，更处于不利地位，任职才四个多月，监察御史陈天祥就上书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请贬其职。在对质审问中，给他加上的罪名越来越大，终于被处死。

卢世荣死，忽必烈又任用桑哥“理财”。他是吐蕃人[3]，系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又“好言财利事，世祖喜之”。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复置尚书省，以桑哥与铁木儿为平章政事，不久，又升桑哥为尚书右丞相。桑哥上任后，厉行钩考（即核查钱谷），先从中书省查起，以“违惰耗失”的罪名殴辱中书省臣或置之死地，“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分毫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继而扩展到各行省，遣官四出“理算”钱谷，追征积年逋赋，“已征数百万，未征犹数千万，名曰理算，其实暴敛无艺”[4]。增加税课，亦是其生财之法。在他专政期间，任用内外官员皆由己意，但宣敕需经中书降下，桑哥以为不便，忽必烈命宣敕并付尚书省，于是桑哥得“以刑爵为货而贩之”，“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5]。至元二十八年，近臣彻里、不忽木等劾其紊乱朝政，使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忽必烈命御史台勘验辩论，桑哥伏罪，乃命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