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宗教的利用
成吉思汗凭借蒙古的良马劲弓和他的“用兵如神”，征服了许多民族。但要统治被征服的各民族，就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必须辅以其他手段。他在给中原道教领袖丘处机的诏书中说：“来从去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宗教，就是征服人心的一种重要武器。
为了适应统治不同民族的需要，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一律加以护持的政策，大汗圣旨里规定：“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大师（即也里可温）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根底观院，达失蛮根底密昔吉（礼拜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152]通过各种宗教的僧侣向各族人民宣扬蒙古大汗的“威德”，为他“告天祝寿”，也就是在善男信女们的心目中为蒙古的统治“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其作用不在兵刃之下。
佛教——由于辽、金两代统治者的尊崇，河朔以至辽东、西各地，佛教十分兴盛。蒙古进入中原后，也很注意笼络佛教僧人为自己服务。当时中原佛教以禅宗势力最大。禅宗曹洞宗高僧万松长老，曾被金章宗请到内庭升座讲法，备受礼敬，后奉命住持燕京仰山栖隐寺。燕京归蒙古以后，他又依附于蒙古统治者，其“声价”依旧“照映南北”。当燕京被围时，耶律楚材弃官学佛，投在万松门下为弟子，后来耶律楚材被蒙古重用，万松教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153]，兼用儒、释二道为蒙古统治者效力。万松的另一弟子福裕也很受宠遇，一二四八年被请到和林，住兴国禅寺。蒙哥即位时，又召他去漠北行宫参见[154]。
禅宗临济宗僧侣海云（印简）投靠蒙古后，历事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四朝，“为天下禅宗之首”，地位更为显赫。他是山西岚谷人，一二一九年木华黎军取岚谷，他和他的师父中观被携北行。至赤城时，成吉思汗派使臣传旨与木华黎：“尔使人来说底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里行者。”从此他被称为小长老。一二三五年窝阔台差官选试天下僧道，当时海云住持燕京大庆寿寺，万松等禅宗诸老僧共推他主持此事。这一年蒙古正括中原户口，官府“欲印识人臂”，海云即向断事官忽秃忽进言劝阻，停止了这种将人当做牛马看待的野蛮做法。一二四二年，忽必烈请他去漠北问佛法，在讲论中，他建议忽必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并将随他前往的弟子刘秉忠推荐给忽必烈。此后忽必烈不断延请四方文学之士，访问治道，当与海云的启发有关。贵由、蒙哥即位时，都颁旨命海云领佛教事，成为蒙古国的宗教首领之一[155]。
来自迦湿弥罗（克什米尔）的僧人那摩也被蒙哥封为国师，“掌天下释教”[156]。
一二四六年，乌思藏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班，奉镇守西凉的窝阔台次子阔端之召，携其侄八思巴来到凉州。次年，萨班与阔端商议定妥，致信乌思藏僧俗首领，号召他们归附蒙古。萨班在凉州曾为阔端治愈重病，更加受到信任。此后，喇嘛教各派首领争相与蒙古统治者建立关系，希图凭借蒙古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蒙古统治者也乐于利用喇嘛教作为统治藏族人民的工具。一二五二年，忽必烈奉命专征大理，途中需经吐蕃之地，应先行招服吐蕃诸部，于是遣人去凉州召萨班。时萨班已死，八思巴应召于一二五三年谒见忽必烈，后被留在王府。八思巴自幼即学会念咒讲经，号称神童（藏文’phags-pa，意为圣者，犹汉人称神童）；又从萨班学习显、密佛法和“五明”诸论，学识渊博。他宣扬的喇嘛教道理，极易为蒙古贵族所接受，因此忽必烈的妻、子“皆秉受戒法（密教灌顶），特加尊礼”[157]。从此喇嘛教逐渐取禅宗而代之，成为最受蒙古统治者尊崇的宗教。
道教——一一四一年宋金和议以后，南宋朝廷放弃了恢复中原的目标，中原人民抗金斗争高潮也已过去，金朝的统治趋于巩固。经过多年战乱，汉族地主阶级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于是有不少士大夫出仕金朝，与女真统治者结合起来。另一些人虽不愿做金朝的官，但更不愿进行反抗，因此采取了避世出俗的态度，创立宗教团体以为标榜。最有名的是咸阳人王嚞创立的全真教，其次有沧州人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和卫州人萧抱珍创立的太一教。三派都以老氏为宗，故被目为道家者流。名号虽有不同，宗旨大抵都是劝人“去恶复善”，提倡服辛苦，持忍耐，勿争杀。如全真的修持大要为“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158]；大道的教义要人们“勿萌戕害凶嗔之心”，“忠于君，孝于亲”，“安贱贫，力耕而食”，“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159]；太一教师干脆说：“做仙佛不难，只依一弱字便是”[160]。这一套以“柔弱为本”的顺民哲学和耕作自养、辛苦俭约、安分守己的修持方法，对那些无能力或不敢反抗残暴压迫的柔弱之民很是适合，因此“翕然从之”。金朝统治者见其有助治化，也给予承认，加以利用，于是“声教大振，门徒增盛”。
在蒙金战争中，人民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强者或执兵自卫，弱者则依托宗教以避难。元好问说：“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家（全真教）而已。”[161]有人甚至将当时全真教的势力与严实、李全相比：“在金之季，中原板荡，南宋孱弱，天下豪杰之士，无所适从。时则有若东平严公，以文绥鲁；益都李公，以武训齐。而重阳宗师长春真人，超然万物之表，独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士，靖安东华，以待明主，而为天下式”[162]。
蒙古统治者看到道教在中原人民中有很大影响，就极力拉拢。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特遣侍臣刘仲禄到莱州，邀请全真领袖丘处机去西域相见。一二二二年，丘处机见成吉思汗于西域军中，进讲不嗜杀人才能统一天下，治国之方在于敬天爱民，养生之道要在清心寡欲等一套道理。成吉思汗对他尊礼备至，称之为“神仙”，并赐予诏书，命主道教，蠲免其门人大小差发赋税。丘处机回中原后，于燕京建长春宫，派门徒持牒四出，招徕百姓。“自是玄风大振，道日重明。营建者棋布星罗，参谒者云骈雾集，教门弘阐，古所未闻。”[163]当时在蒙古军的蹂躏下，“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因此投归教门以脱难者甚多，有人说，河朔之人十分之二都成了全真信徒[164]。从一方面看，这使许多人民免于被杀或当奴隶，未尝没有好处。但另一方面，利用道教广事招徕以消弭人民的反抗，也正是成吉思汗的目的所在。丘处机回来后，成吉思汗降旨问安，特别关心“下头百姓得来么？”陪同丘处机回来的宣差阿里鲜，奉命去山东招谕，坚请丘处机派其门徒同往。这两件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丘处机死后，弟子尹志平、李志常相继为教主。蒙哥即位时，诏命李志常掌道教事。大道教五祖郦希成，太一教四祖萧辅道也都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尊礼。
佛、道两教同时得宠，各自恃势扩展势力，为了争夺寺院、田地、财产，矛盾日益尖锐。先是丘处机及其门徒凭借成吉思汗护持圣旨，将数百所佛寺改为道观，僧徒早就愤愤不平。耶律楚材党于佛教，为此在所著《西游录》中极力抨击丘处机和道教。其后道士们刊印道藏，广为流布，其中《老子化胡经》等有轻蔑佛教言语，福裕乘机向蒙哥提出控告。一二五五年，蒙哥召集两教代表到和林，在他面前辩论教理，结果佛教占了上风。蒙哥命中原断事官布智儿等与西僧那摩大师（克什米尔人）一同检查道藏伪经，并处理道士占寺争端。道士不服，执定以忽秃忽登记的户籍为准，不肯交割，于是福裕、那摩等再次上章指控。此时佛教在蒙古贵族中的影响已居优势，蒙哥说：“这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通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又举手比喻，以“佛门如掌，余皆如指”，判定了佛教高于其他各教的地位[165]。
一二五七年，蒙哥以僧、道之争主要是汉地事务，应由忽必烈主持解决，遂命忽必烈召集僧、道两家并九流名士，在开平城举行第二次大辩论。出席者僧方面有福裕、那摩、八思巴、刘秉忠等三百余人，道方面以全真教主张志敬为首二百余人。此外，断事官孟速思以及廉希宪、张文谦等官员，窦默、姚枢等儒士共二百多人也出席作证。辩论结果，佛胜道败。忽必烈命按事先约定的处罚办法将参加辩论的道士十七人削发为僧，并下令焚毁道藏伪经四十五部，将道观二百多处改为佛寺。当然，蒙古统治者仍然需要利用道教作为统治中原人民的工具，只是它从此屈居佛教之下，排行第二罢了。
基督教——蒙哥说的“迭屑人”（波斯文Tarsā，唐代译为“达娑”，意为“信徒”）就是指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弥失诃”（Missiah，唐代译为“弥施诃”）是希伯来语对耶稣基督的称呼。聂思脱里派唐初传入中国，汉名为景教。元代则通常称为也里可温，或称聂思脱里。唐以后，景教在中原地区几乎绝迹，但在西北突厥部落中仍然存在。早在成吉思汗统一以前，汪古、乃蛮、克烈等部就信奉聂思脱里教。窝阔台的妻子脱列哥那（乃蛮氏），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克烈氏），汪古部驸马，以及历事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三朝的大臣田镇海，蒙哥朝的大必阇赤孛鲁合等，都是聂思脱里教徒。因此聂思脱里教在蒙古汗廷中也有强有力的靠山。
蒙古西征中，又与中亚、波斯、西亚等地的聂思脱里教徒有了接触。成吉思汗攻取撒麻耳干城后，拖雷生病，城中有个聂思脱里教徒撤必是医生，可能是用“舍里八”（一种果子露）治好了他的病，被封为答剌罕，充御位下“舍里八赤”。后来他的外孙马薛里吉思也被召入大汗宫廷服役，至元十四年命为镇江路副达鲁花赤[166]。蒙古军攻略西亚时，当地有个聂思脱里教长老列边阿答来到蒙古，向窝阔台陈言免杀基督教徒，随后即奉命回去招谕。大约在一二四六年列边阿答再来蒙古，携其国人爱薛同行。爱薛精通医药、星历等多种学问，被贵由留为侍臣。忽必烈朝，他被命为掌管也里可温的崇福司长官。
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兴起时，伊斯兰教的势力已扩展到今新疆西部。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昌八剌（今新疆昌吉）以西的突厥诸部落都已信奉伊斯兰教。当时中亚商人多为伊斯兰教徒，他们极善经营，不辞辛劳地出入于中国西北和中原各地，操纵着游牧民族的对外贸易。当时蒙古人就把他们西面的回回人称为撒儿塔兀勒（Sarta‘ul），此名来源于古突厥字Sartaq——商人（源于梵文），演变成为对民族的称呼。
早在成吉思汗建国以前，伊斯兰商人就在蒙古各部落中活动，随着中亚、波斯等地被并入蒙古版图，来到东方的回回人（包括贵族、官员、军队、工匠、学者、商人等）空前增加，成为中国历史上伊斯兰移民最多的时代。蒙古统治者利用回回上层分子和富商大贾作为统治和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高的职务。移居漠北和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聚居地建立礼拜寺（密昔吉，波斯文masjea）；伊斯兰教师答失蛮（波斯文Danishmand），苦行者迭里威失（Derwish），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差待遇。但一般伊斯兰教徒——木速鲁蛮（Musulman）则同于编民，一样应当赋税、差发。
儒教——高深的儒学对蒙古统治者说来要比神佛的道理难懂得多，因此僧道之流很快就得到尊崇和优待，而儒门却长期冷落，儒生和其他老百姓一样要负担赋税差发，有许多人还被掳去当奴隶。成吉思汗时，有个得宠的西夏弓匠傲慢地说：“国家方用武，耶律（楚材）儒者何用！”耶律楚材反驳说：“治弓尚须用弓匠，岂治天下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但实际上，成吉思汗之用耶律楚材，主要是因为他善能占卜，根本谈不上用儒者治天下。
到窝阔台时代，中原地区已经征服，如何更有效地统治汉民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耶律楚材开始发挥他“以儒治国”的才能，并时常给窝阔台讲述孔夫子的学说，以及“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尽管窝阔台并不很理解这些，但毕竟知道了孔夫子是受到历代帝王崇奉的汉人所信仰的圣人，儒教与释、道一样是中原地区很有影响的教门，也可以利用来为自己服务。于是在取汴京时，就命人到城内将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找来，仿照前代体例封为衍圣公。后又修复孔庙，且使孔、孟、颜等儒教圣人子孙依僧道一体蠲免差发杂役[167]。
一二三七年，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窝阔台下诏给中州断事官忽秃忽等，命派官到各路选试儒士，中选者除种田纳地税，经商纳商税外，其余差发蠲免。次年，各路举行考试，中选者四千多人，依诏免除差发，其中一部分还被命为本地议事官。到宪宗蒙哥即位时，又因高智耀奏请，“诏复海内儒士，徭役无有所与。”
然而，儒教的地位终究比佛、道低得多。按蒙古体例：“三教里，释迦牟尼佛系当中间里安置，老君底、孔夫子底像左右安置，自来如此”[168]。儒士也远不如和尚、先生们吃得开。有人发牢骚说：“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169]。
[1]《元典章》卷九，《吏部》三，《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2]《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六九至七〇。
[3]《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七一。
[4]《元朝秘史》第二〇三节。
[5]《元朝秘史》第六五节。
[6]据《元史·特薛禅传》，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在迭蔑可儿授与弘吉剌部分地时，就指明其北界与按赤台（即合赤温子阿勒赤歹）为邻，可见其时按赤台的分地先已确定。王国维认为，成吉思汗诸弟在西征之前已受封地（见《黑鞑事略笺证》），其说是。
[7]《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五二；又《元史·特薛禅传》载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的分地圣旨云：“是苦烈儿温都儿斤，以与按陈及哈撒儿为农土。”苦烈儿温都儿斤，即今额尔古纳河与根河会流点附近之黑山头，原为弘吉剌部地，因已给予合撒儿为农土（即嫩秃黑），故另划答儿脑儿（今达里泊）一带为按陈分地。《元史》此处文意不明，从字面上看，似乎该地给与按陈及合撒儿两人同为分地，但实际上不可能这样分配。事实上，自分地划定后，按陈一家就一直在达里泊（应昌路），从未见他们另有额尔古纳河一块领地的记录。额尔古纳河地无疑全部是属于合撒儿家族的。
[8]《元史》卷一五四，《洪万传》：“〔至元〕二十四年，乃颜叛，率兵征之。……至乃颜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真、汉军镇哈剌河。”哈剌河即今哈拉哈河。
[9]据《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传》，撒吉思任斡赤斤必阇赤，斡赤斤嫡孙塔察儿继位时，他与另一个那颜火鲁和孙分治其分地：“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其北火鲁和孙理之”。此黑山即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所谓南、北，应为东西。
[10]《元史》卷一六九，《刘哈剌八都鲁传》：至元三十年（据地理志）帝谕之曰：“自此而北，乃颜故地曰阿八剌忽者，产鱼，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哈纳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为宣慰使。”肇州故城应在今松花江与嫩江会流处附近。
[11]《黑鞑事略》：“其主初僭皇帝号者，小名曰忒没真，僭号曰成吉思皇帝。今者小名曰兀窟䚟。其耦僭号者八人。”所谓“僭号”即称汗。当时称汗的八人，王国维以为应是合撒儿子也苦、合赤温子按赤台、斡赤斤、别里古台、拔都（朮赤子）、察合台、蒙哥（拖雷子）（见《黑鞑事略笺证》）。
[12]《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四二至四三。
[13]《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〇七；拉施都丁接着解释说：“这个名词来源于突厥语，ot（od）意为‘火’，tegin意为‘异密’（官人）。用此表示〔他是〕‘火的官人和掌管者’。由于蒙古语不能正确表现‘Tegin’这个字，所以说成Otchigin，有些人则说成Otchi。但其来源及直接的意义即如上述。”按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又称“斡陈那颜”，即其一例。
[14]《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二〇一。
[15]《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七八。
[16]Al-'Umari（一三〇一至一三四九）是埃及马木鲁克（Mamluk）朝历史家，其书有莱西（Klaus Lech）的刊本和德译《蒙古的世界帝国》。此处作者引述钦察汗国商人别都鲁丁的话，列举该国境内诸地名。失必儿之地是朮赤在西征前征服的，无疑应是最初的封地。参阅格列柯夫等：《金帐汗国及其灭亡》页六一。巴什吉尔在《元朝秘史》中作巴只吉惕（Bai
ighit），部族名，居地在今乌拉尔河上游。
[17]《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二七一至二七二。河外，指阿母河以北。
[18]《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四三。参阅波义耳：《大汗窝阔台的葬地》，《蒙古世界帝国》页四五至五〇。《元史·太宗纪》载亦葬于起辇谷。本书从《史集》。
[19]《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九六。这段文字不大清楚。多桑书说到阿鲁忽奉阿里不哥命到别十八里接受察合台汗国政权，“别十八里”也是字误。俄译本《史集》即无此地名，参阅安部健夫：《西畏兀儿国史的研究》，第一章第二节。
[20]《多桑蒙古史》（冯承钧汉译本第四卷第七章）引瓦撒夫书，不花剌城恢复后，大汗遣人编籍民户，得一万六千人，以五千人隶拔都，三千人隶唆鲁禾帖尼，八千人归大汗所有。可见此城并不属察合台系私有。这和中原汉地的分民情况基本相同。一二五三年，元宪宗蒙哥还派必阇赤去“括斡罗思户口”，一二五七年又派达鲁花赤“镇守斡罗思”（见《元史·宪宗纪》），俄罗斯编年史也记载了大汗的书吏至各城清查户口的事（参阅《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上册，页七八）。据此则斡罗思应是公有财产，并非专属朮赤系一支。
[21]参阅《多桑蒙古史》第四卷第三章。
[22]《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传》。
[23]《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九；《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三〇至三一。
[24]《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七八。同书第二卷页一一二载，被夺者仅速勒都思两千户，无雪你惕一千户。
[25]《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列举与会有：唆鲁禾帖尼及其诸子，斡赤斤、按赤台等东道诸王，朮赤后王斡鲁答，别儿哥等，察合台后王哈剌旭烈、也速蒙哥等，汉地诸那颜，河中等处以麻速忽为首之诸官员，呼罗珊等处以阿儿浑为首之诸官员，鲁迷算端，谷儿只二王，哈里发及波斯各地使者，拂朗使者等。拂朗使者即普兰诺·喀尔平尼等人，喀尔平尼所写的行记详细记述了这次忽里台的情况。
[26]《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二五六至一二五七。
[27]莱西译本《蒙古世界帝国》页一〇〇至一〇一。
[28]《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二一。
[29]莱西译本，页一〇一。
[30]袁桷：《拜住元帅出清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二六。参看杨志玫：《关于定宗征拔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
[31]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载《中亚杂志》第二二卷三至四号）引彭特等编译：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tar relation，页八三。
[32]柔克义译本，页一六三。《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和《元史》对贵由之死的原因均无记载。
[33]《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二六三；第二卷，页五五七）作Ala-Qamaq，谓其地距海押立一周程。伯希和认为此即《元史·宪宗纪》“阿剌·脱忽剌兀”（Ala-Toghraq，突厥语“杂色杨树”）之讹（见《蒙古人与教廷》，页一九〇，注二）。巴尔托德认为Ala-Qamaq应为伊塞克湖与伊犁河之间的阿拉套山（《伊斯兰百科全书》，“Batu”条）。《史集》没有提到这个地名，但说拔都召集诸王到他的领地内某处开忽里台。
[34]此据《世界征服者史》页五六六。《元史》卷三《宪宗纪》作“失烈门及诸弟脑忽等”；《忙哥撒儿传》则作“察合台阿合之孙：太宗之裔定宗、阔出之子”，与此合。
[35]《世界征服者史》，页五八三，五九一至五九二；《史集》第二卷，页一三六至一三七。又，《史集》载与忙哥撒儿同领兵拦截并逮捕失烈门等叛王者为拖雷庶子末哥，与《元史》不同。
[36]《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五三，五五，五六。
[37]《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七五。
[38]乌玛利书，见提申高辛：《金帐汗国史资料集》卷一，页二三五，转引自《金帐汗国史及其灭亡》，页六五至六六。
[39]《卢勃鲁克东游记》柔克义英译本，页一三三。
[40]参阅斯普勒，《金帐汗国史》，页三一至三三；伯希和《金帐汗国史评注》，页三四。
[41]伯希和以为，别儿哥三兄弟改信伊斯兰教当在一二四六至一二五三年之间。见《金帐汗国史评注》，页五一。
[42]参阅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载《中亚杂志》第二二卷三至四号。
[43]《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六二、一六六。
[44]据拉施都丁记载，察合台有一次下令将河中某地交给自己的亲信大臣管理，当时正在河中主持政务的牙剌瓦赤向窝阔台申诉，窝阔台遣使责难，察合台只得称罪道歉（《史集》第二卷，页一〇二）。可见察合台并无任命河中地区长官之权。
[45]《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九二、一六一。
[46]同上书，页一六二。
[47]《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四〇。
[48]《卢勃鲁克东游记》柔克义译本，页二〇七至三一〇。
[49]同上书，页二二〇至二二一。吉谢列夫：《古代蒙古城市》，页一二三至一三七。
[50]元好问：《刘德柔先茔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八。
[51]许有壬：《镇海神道碑》，《圭塘小稿》卷一〇。镇海城今地，参见陈得芝：《元称海城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
[52]《长春真人西游记》上；《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53]《张耀卿纪行》，见《秋涧集》卷一〇〇。
[54]胡祗遹：《王德真神道碑》，《紫山先生文集》卷一六。
[55]厄·雷格德隆（Э.Рыгдылон）：《色楞格河考古发现物上的汉文铭文》，《布里雅特蒙古科学研究所集刊》，一九五七年第二、三期。
[56]《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五五。
[57]吉谢列夫编：《古代蒙古城市》，页三二五至三六九。
[58]参见那木南道尔吉：《关于蒙哥汗石碑和宫殿的发现》，乌兰巴托，一九五六年。
[59]《元史》卷一三五，《明安传》。《经世大典》“仓库官”载和林宣慰司所辖仓库中，有昔宝赤八剌哈孙一处，当即此汪吉昔宝赤城。一九二六年俄人科兹洛夫在翁金河上游南的马涅特小河谷和相通的特仑达班（山口）附近汗-霍克辛山麓，发现有汉文石碑及一元代古城堡废墟。见其所著《蒙古旅行记》三月二十一日记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补注：此城堡即至元十五年左卫亲军都指挥使贾忙古歹所建宣威军城。参见堀江雅明《霍克辛特勒碑与宣威军城址》，《东洋史苑》三十至三十一号，一九八八年。］
[60]《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就提到“鱼儿泊驿路”（从今达里泊通到克鲁伦河上游）和“金山南大河驿路”（今乌伦古河上游，北通镇海城，南通别十八里）。
[61]《元朝秘史》第二七九，二八〇节；《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四一。
[62]一二二一年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攻陷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兄弟三人将所掠财物和百姓分了，没有留给成吉思汗一份，成吉思汗大怒，致不许三个儿子来见（《元朝秘史》第二六〇节）。
[63]《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卷一四七，《史天倪传》；卷一五〇，《刘亨安传》。
[64]汪元量：《湖山类稿》。
[65]《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七〇页。
[67]《经世大典·仓库官》（见《大元仓库记》）所收太宗五年（一二三三年）诏书中说：“……仰沿河以南府州县达鲁花赤等官，各于濒河州城，置立河仓，差官收纳每岁税石。旋依限次，运赴通州仓。其立仓处，差去人取，辛卯（一二三一年）、壬辰（一二三二年）年元科州府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并附余者拨燕京。”据此则一二三三年税粮就开始加倍征收。一二三三年南宋使臣彭大雅所见，即是“米则不以耕稼广狭，岁户四石”（《黑鞑事略》）了。
[68]《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
[69]元好问：《严实祠堂碑铭》，《遗山集》卷二六。
[70]元好问：《毕叔贤神道碑铭》，《遗山集》卷三〇。
[71]爱宕松男认为，当时实行的是“合户制”的征税办法，即若干单户合为一个税户单位。所以单户虽有七十多万，而征税总额则按二十万户计（《元朝税制考》，载《东洋史研究》第二三卷第四号，一九六五年三月）。但这种说法仅是推论，尚缺乏有力证据。
[72]《黑鞑事略》。
[73]《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不忽木）》。按同书卷一〇，《尚书刘文献公（刘肃）》载，当时“东平岁赋丁丝、包银，而复输蛾茧（绵）十余万两，色绢万匹，民不堪重。”大约丁丝是交纳给政府的差发，包银是仿效史天泽的办法，作为使臣往来、军马调发等项地方公需费用。此外还要征取绵绢实物，可见并无一定制度。
[74]胡祗遹：《李隐者墓碑》，《紫山集》卷一五。
[75]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76]《元史》卷一四七，《史天祥传》；卷一五一，《王玉传》，《王善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柔）》；郝经：《贾辅神道碑》，《陵川集》卷三五。
[77]圣旨见《大元马政记》著录，文中所谓“旧户”即指一二三三年括户之数。
[78]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六。
[79]如东平府路旧户（一二三三年所籍户）为十一万五千多，新户（一二三五年所籍户）为十一万三千多，增加了近一倍（见《大元马政记》所录太宗十年圣旨），即是一例。
[80]吴澄：《同知深州事崔君墓表》，《吴文正公集》卷三五。又见苏天爵：《易州李氏角山阡表》，《滋溪文稿》卷二〇；王恽：《高德荣墓碣铭》，《秋涧集》卷六一。
[81]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82]《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口条画》引甲午年（一二三四年）窝阔台圣旨。
[83]《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
[84]《至元辨伪录》载蒙哥时佛、道争论，僧人胜诉，诏命道士交割所占佛产，道士则要求以乙未年户籍为断。据此知乙未括户时僧、道户及其物产系分别著籍。又据苏天爵《易州李氏角山阡表》载：“岁壬辰，天兵克汴，诏徙河南之民实河北郡县，先曾祖挈其家侨易州。岁乙未，始占驿传户版。”知站户亦别立户籍。自成吉思汗攻金时，即括工匠立匠造作，则乙未括户时，匠户当亦别籍。据《元史·郭宝玉传》，似太祖时已有军户名目，唯王恽所撰《史公家传》（《秋涧集》卷四八）则谓乙未籍户之后，兵民尚未分。郭传所载不确。
[85]《元史》卷二《太宗纪》谓“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似不包括癸巳年所籍之七十三万户。《圣武亲征录》仅言“籍到汉民一百一十一万有奇”，无“续户”字样。唯据《耶律楚材神道碑》、《元史》卷九八《兵志》一及卷一五七《刘秉忠传》，则乙未年“天下户”总数似仅一百余万（碑作一百零四万，兵志作一百万四千多）。又，《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谓乙未籍户，“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或以为此系除封户外的系官民户数，若加上封户，则总户数应有一百七十余万（见爱宕松男：《元朝税制考》）。诸书所载户口数之差异较大，尚待进一步研究。
[86]《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87]《元典章》卷二五，《户部》一一，《投下五户不科要》。
[88]许有壬：《马显墓碣铭》，《至正集》卷五五。
[89]郝经：《河东罪言》，《陵川集》卷三二。
[90]《食货志》所载丁税额，每丁一石疑应为二石，驱丁五升疑应为五斗；又，一般民户当皆纳丁税，其他当役人户超过免税亩数之地纳地税，非以多少定应纳税种。参见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文史》第六辑。
[91]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又《通制条格》卷一七，《科差》条。
[92]《元史》卷一九二，《谭澄传》。
[93]《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94]《元史》卷一五二，《齐荣显传》。据《耶律楚材神道碑》，灭金后，课税所征收额由一二三〇年所定银一万锭增至二万二千锭。
[95]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https://www.daowen.com)
[96]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97]《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
[98]《蒙鞑备录》。王国维以为此人即田镇海。
[99]巴托尔德：《蒙古侵略时期的突厥斯坦》，页三九六。
[100]《元朝秘史》第二六三节。
[101]关于斡脱和斡脱钱的研究，参阅翁独健：《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二九期，一九四一年；爱宕松男：《斡脱钱及其背景》，《东洋史研究》，第三二卷，第一、二号。
[102]《黑鞑事略》。
[103]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104]《元史》卷二，《太宗纪》。
[105]姚燧：《高泽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106]《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107]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108]《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109]《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110]《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111]《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四〇。
[112]《元史》卷五九、六〇，《地理志》二、三。
[113]《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114]《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115]“元查”、“查认过”当是查对确认的意思，故此项之三十九家未必皆是壬子年所封。
[116]《元史》卷一五二，《张晋亨传》。
[117]王恽：《史楫神道碑》，《秋涧集》卷五四；《元史》卷一五二，《张晋亨传》；卷一五三，《王玉汝传》。
[118]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六月中书省“为诸投下种田户，奉旨逐款施行”，中一款云：“阿朮鲁拔都鲁为首诸探马赤官人每，乙未年皇帝圣旨，为逐官出气力上，拨到种田人户，拟自今后除丝线税粮照依旧例，合纳包银内一半纳官，一半给付本官用度。”其下开列阿朮鲁等十三人。或以为此时始规定政府与投下分享包银。其实，此项规定系特为阿朮鲁等人所领之种田户而发，不足以说明前此诸王未分享包银。且阿朮鲁等只是探马赤军头目，尚能分得一半包银，则诸王当早已享受此项权益。
[119]姚燧：《序江汉先生事实》，《牧庵集》卷四。
[120]郝经：《孟升卿墓志铭》，《陵川集》卷三五。
[121]姚燧：《王兴秀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
[122]刘因：《孙公亮先茔碑》，《静修集》卷一六。
[123]柳贯：《王元亮墓表》，《柳待制文集》卷一二。
[12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汉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页一六〇。
[125]《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卷一四八，《严实传》；卷一四九；《王珣传》；卷一五〇，《石抹也先传》；王沂：《载德堂记》，《伊滨集》卷一九。
[126]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
[127]此据《圣武亲征录》。许有壬《镇海神道碑》亦载镇海先授左丞相，后改右丞相。关于耶律楚材等三人的职衔，史书记载多有歧异，正反映了所谓中书令、丞相等并非当时蒙古国的正式官称，不过是权宜附会中原官名而已。参唐长孺：《蒙古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学原》第二卷第七期，一九四八年；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穹庐集》。
[128]蒙哥时必阇赤长为孛鲁合，掌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内外闻奏诸事，与大断事官忙哥撒儿同理庶事，位次于忙哥撒儿（见姚燧：《达失蛮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三）。
[129]《黑鞑事略》。
[130]《元史》卷一五三，《刘敏传》。
[131]《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
[132]《圣武亲征录》。按，与忽秃忽同治中原的断事官还有耶律买奴（见王恽《秋涧集》卷四九，《南鄘王氏家传》）、塔鲁虎䚟、讹鲁不（见《大元马政记》所载一二三八年圣旨）等。但以忽秃忽为长。
[133]马祖常：《萨法礼碑铭》，《石田集》卷一四。
[134]王恽《南鄘王氏家传》，《秋涧集》卷四九；《元史》卷一五三，《杨奂传》；卷一五八，《姚枢传》；卷一二二，《昔里钤部传》；卷一五七，《郝经传》。
[135]参阅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成立过程》，《元朝史之研究》，页一四五至二〇二。
[136]《元史》卷一五三，《刘敏传》。
[137]姚燧：《李恒家庙碑》，《元文类》卷二一。
[138]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六。
[139]元好问：《刘德柔（敏）先茔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八；又据王恽：《昔里钤部神道碑》，《秋涧集》卷五一，宪宗时燕京行台所统亦二十余道。
[140]遍置达鲁花赤在太宗八年，见胡祗遹：《蒙古神道碑》，《紫山集》卷一五。
[141]《元史》卷一二三，《阔阔不花传》。
[142]参阅到何之：《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武装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143]郝经：《上宋主请区处书》，《陵川集》卷三七；魏初：《王汝明神道碑》，《青崖集》卷五。
[144]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145]元好问：《张柔勋德第二碑》，《遗山集》卷二六；《元朝名臣事略》卷六，引张柔墓志。
[146]据《元朝名臣事略》所引张柔墓志，其授万户在甲午（一二三四年）灭金后入朝和林时，但彭大雅《黑鞑事略》（所记为一二三三年情况）已称张柔为汉地四万户（刘黑马、史天泽、严实、张柔）之一，则灭金战争中已授万户，后加以确认。
[147]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六；《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按《元史·刘黑马传》载，一二三三年攻南京之前，严实已增立为万户。
[148]《元史》卷一五〇，《张荣传》；程钜夫：《张荣世德碑》，《雪楼集》卷一六。按本传及碑均未载张荣授万户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七指出，《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二年“封济南路万户张荣为济南公”，是在此之前已授万户而本传缺载。考张荣以五十万军民归附蒙古（见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十），即授行省之职，与严实地位相等，又在灭金战争中立功很多，而此后则无特殊功绩可言，因此他的封万户当是在灭金后不久。
[149]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〇。
[150]刘因：《郭弘敬墓铭》，《静修集》卷一七。
[151]《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
[152]一二三八年凤翔长春观公据碑，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页五。
[153]耶律楚材：《寄万松老人书》，《湛然居士集》卷一三。
[154]程钜夫：《嵩山少林裕和尚塔碑》，《雪楼集》卷八。
[155]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程钜夫：《海云塔碑》，《雪楼集》卷六；《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佛祖历代通载》谓海云十三岁时（一二一四年），蒙古军陷岚谷，他“于稠人中亲面圣颜”。按此年成吉思汗率中路军徇河北诸地，未至山西。海云所见当是窝阔台。
[156]《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常山贞石志》卷一五。
[157]《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
[158]徐琰：《郝宗师道行碑》，《甘水仙源录》卷二。
[159]宋濂：《书刘真人事》，《宋学士文集》卷五五。
[160]王恽：《萧道熙行状》，《秋涧集》卷四七。
[161]元好问：《紫微观记》，《遗山集》卷三五。
[162]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引山东邹县《重修集仙宫碑》。
[163]姬志真：《长春真人成道碑》，《知常先生云山集》卷四。
[164]元好问：《紫微观记》，《遗山集》卷三五。
[165]《至元辩伪录》卷三。
[166]《至顺镇江志》卷九，“大兴国寺”条所录梁相撰《记》。
[167]丁酉年（一二三七年）曲阜文庙免差役碑，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页四二。按此碑系据札鲁火赤也可那演胡都虎（即大断事官忽秃忽）等转奏衍圣公孔元措的报告所发的圣旨，知丁酉年应为一二三七年。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孔元措持严实之信见海云，海云替他向忽都护（即忽秃忽）大官人陈情，始得免其差役之赋。
[168]至元十七年虚仙飞泉观碑，见《元代白话碑集录》页二九。
[169]汪元量：《湖山类稿》卷二，《自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