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字的创制

据目前所知，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中，最早创制文字的是突厥人，可能在公元六世纪，他们就已经有文字了。此后回纥人、贝加尔湖地区的骨利干人和叶尼塞河的黠戛斯人都使用过古突厥文。

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198]。后来逐渐采用畏兀儿文书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蒙古文[199]。虽然一二六九年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采用藏文字母创制了“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但畏兀儿字书并未废弃，后来经过改革，更趋完善，一直沿用到今天。八思巴字蒙古文则在元亡后就基本上不用了。

畏兀儿字蒙古文创制出来以后，成吉思汗就用它来发布命令，登记户口的分配，编集成文法（“大札撒”），记录所办案件等，成为加强统治的有力工具。太宗至宪宗时期编成的历史—文学巨著《元朝秘史》，多数学者认为就是用畏兀儿字蒙古文写成的，可见到这时蒙古人运用这种文字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200]。(https://www.daowen.com)

目前所知的早期畏兀儿字蒙古文资料，最早的是一二二五年立的移相哥碑（即所谓“成吉思汗石”），其次有一二四〇年《济源十方大紫徽宫圣旨碑》上的三行蒙文，一二四六年贵由给教皇英诺森四世信件上的蒙文印，一二五七年外剌部驸马八立托所立《释迦院碑》上的三行蒙文等，都是蒙古时代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