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手工业的生产
概况和特点
元代的民间手工业是在宋金时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其基本概况和特点如下：
第一，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家庭手工业具有普遍性。
中国封建社会里，“男耕女织”是一种普遍现象。家庭手工业是农民自给的生活必需品和完纳赋税的重要来源。到了元代，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诗人王冕写道：
江南妇，何辛苦！
田家澹泊时将雨，
敝衣零落面如土。
馌彼南亩随夫郎，
夜间绩麻不上床。
绩麻成布抵官税，
力田得米归官仓。[190]
所以，生产生活必需品和供赋税之用的家庭手工业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丝织、棉织、麻织等行业更便于这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松江乌泥泾，宋元之际时，“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棉）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191]从事棉纺生产的还不甚普遍。到元贞年间，著名女纺织家黄道婆自崖州返回家乡乌泥泾后，“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妇不少倦。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192]可见该地棉纺生产发展很快。正因为江南普遍植棉产布，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元朝政府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193]，后来，元朝政府又规定南方某些地区用木棉布代替地税，并在南方一些省大量和买木棉布。这样又反过来促使江南地区家家户户必须生产木棉和棉布。各王公贵族从五户丝中获得很多丝料，他们不仅利用投下匠户从事生产，还将五户丝料俵散民户去织造，也促使家庭手工业中从事丝织生产的增多起来。
第二，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手工作坊中出现了雇佣劳动。
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已经有了发展，在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出现了小规模的手工作坊，并开始使用雇佣劳动。这种状况，到元代时有所发展。
以松江棉布生产为例。宋元之际由于生产技术低下，多是农妇家庭操作。黄道婆回来后，推广了先进技术，“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194]就是说，在生产技术提高的基础上，为市场生产了大量商品——棉布。
其他手工业行业发展也很快。唐宋以来，苏杭等地就逐渐形成了全国手工业中心。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苏州城内“居民……有丝织物甚饶，恃工商为生，……城中有许多富商大贾和富裕的市民。”[195]他又说，杭州“城中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户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其人非尽主人，亦有不少为供主人指使之人。”[196]这说明早在元初时，杭州已有不少手工业作坊，并使用雇佣劳动。到元末时，徐一夔在《织工对》中所记载的情况就更详细了：
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余叹曰：“乐哉！”旦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进工问之曰：“以余观若所为，其劳也亦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此在人心。心苟无贪，虽贫，乐也；苟贪，虽日进千金，只戚戚尔。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余自度以为常，以故无他思。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人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所图如此，是以发乎情者，出口而成声，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为劳也。顷见有业同吾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197]
这条材料真实而典型地描写了元末杭州手工业作坊的规模、生产状况和雇佣关系，说明了当时像这样规模的手工作坊是较多的。工人的劳动条件差、强度大；产品由作坊主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作坊主和工人之间除了雇佣关系外，没有其他关系，工人可以自由选择作坊；工人的工资根据技术高低“受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98]。在元代当然还不具备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
还值得注意的是元代丝织业中产生了绢庄，说明商业资本已渗入手工业生产中，绢主、机户分工明确。归安县的东林镇（又称商林镇，明代改称双林镇）就设有十所绢庄，专门收购四方农民所产丝绢。《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舆地略·物产下》：“绢。《双林志》：‘杜生绢以粗丝为之，有冬生绢、夏生绢二种。又有灯绢、裱绢，俱付别工小机造之。元时有绢庄十座，在普光桥东。凡收绢，黎明入市，曰上庄，辰刻散市，曰收庄。主其事者有司岁，有司月。收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
第三，民间手工业在元朝政府的控制和压制下，不能充分发展。(https://www.daowen.com)
元代民间手工业虽有若干发展，但由于封建官府的控制、压制和摧残，始终处在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封建政府通过法律和豪取巧夺，在行业上、生产上、人力物力上作了种种限制。
首先，在行业上，民间手工业主要范围是纺织、陶瓷、酿酒等业，其他行业受到政府的限制，又缺少人力物力，因此很少有人经营。如开采、冶炼业，政府严禁私人开采铜矿，对金、银、铁矿也严加控制，只有少数开采条件极差的矿山，才容许私人开采或包采，但却课以重税或由政府抽分，如银矿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
其次，在生产上受到种种限制，产品受到政府控制。在产金之地，“有司岁征金课，正官监视人户，自执权衡，两平收受。”[199]铁产品则全由政府控制，凭铁引贩运，“江南铁货及生熟铁器，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违者以私铁论。”[200]酿酒有定额，不准私造，“诸私造唆鲁麻酒者，同私酒法，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201]对纺织业，也百般摧残：一是通过和买、赋税强征民间产品，如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万亿赋源库每年收受各地木棉布五十余万匹[202]，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规定每年从江西和买木棉布额定十二万匹[203]，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是限制产品的规格，如元代民间织金纻丝很普遍，有的织造销金日月龙凤缎匹纱罗，却受到了政府的禁止[204]。
第三，封建政府的掠夺。民间工匠是“不系大数民匠”，按理不属官府控制，不入官手工业局院受役。但实际情况却是他们常被官府差役或受诸贵族官僚投下“拘刷”。如元朝进攻南宋时，伯颜“以甲胄不足，诏诸路集匠民分制”[205]；江南平定后，“置机房，白役机匠，鞭挞别色技艺人，亦学攀花织造缎匹，期限甚严。”[206]延祐四年（一三一七年）经刑部、兵部约会，议得，如果制造军器的军匠不敷使用，就要“管民官司差倩民匠置局成造军器”[207]。投下“不经由本路官司，径直于州县开读。拘刷民户人匠，便行拘收起移及取索钱债骚扰”[208]的事也是不断发生的。
第四，富民依靠官府势力，垄断手工业产销。如杭州就出现了富民垄断当地酿酒业，获得专利，攫取暴利的情况。“杭之豪民十家，入赂于官，大为酿务，高其估而专其利，酒日醨恶。”[209]
生产状况
尽管民间手工业在政府的压制和限制下，规模较小，条件很差，但由于一般作坊中封建压迫较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较高，因此反而较官手工业效率高、成本低，有些部门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超过了官手工业。
兹将民间手工业的主要行业的生产情况简述如下。
棉纺织业。棉纺织业是元代从民间开始新兴的一项手工业。它与棉花的种植密切有关。海南黎族地区比内地种植棉花早，纺织技术比内地先进。早在南宋时，黎族妇女已生产出黎幕、黎单、黎饰、鞍搭、花被、缦布之类，运销内地。元贞年间，黄道婆从海南岛回到家乡乌泥泾后，“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手巾），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210]这样精美的棉布是靠黄道婆引进并加以改进的纺织工具织成的。根据王祯《农书》的记载，元代中期的织棉工具已粗具规模了。这些工具主要有：搅车——轧棉子工具，“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轴端具作掉拐，轴末柱窍不透。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棉出于外。比用辗轴，功利数倍”。弹弓——弹棉花工具，“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控以绳弦，用弹棉英”。元末发明檀木椎子，击弦时更有力。卷
——卷棉工具，“淮民用蜀黍梢茎，取其长而滑，今他处多用无节竹条代之”。纺车——纺纱工具，“夫轮动弦转，筟维（绽子）随之。纺人左手握其棉筒，不过二三续于筟繀，牵引渐长，右手均撚，具成紧缕，就绕繀上”。这种纺车可能是用足踏发动的。拨车——将纱绽上的棉纱拨到拨车上变成棉絍的工具，“以竹为之，方圆不等，特更轻便。按旧说先将纺讫棉繀于稀糊盆内，度过稍干，然后将棉繀头缕拨于车上，遂成棉絍”。軠床——作用同拨车，“其制如所坐交椅，但下控三軠，四股軠轴之末，置一掉枝，上椅竖列八维，下引棉丝转动掉枝，分络軠上，丝絍既成，次第脱卸”。线架——并纱成线的工具，“以木为之，下作方座，长阔尺余，卧列四繀，座上凿置独柱，高可二尺余，柱上横木长可二尺，用竹篾均列，四弯内引下座，四维纺于车上，即成棉线”。织机——最后织成棉布的工具，黄道婆时已发明提花织机[211]。
棉布的印染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到元末时，“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轴院画，或芦雁花草尤妙。此出于海外倭国，而吴人巧而效之，以木棉布染盖印也。青久浣亦不脱”[212]。
丝织业。丝织业是元代民间手工业中最普遍的一个行业，而且绝大多数是家庭手工业。这种家庭手工业城乡都有，有的已经形成了手工作坊，上引《织工对》所述杭州相安里手工作坊即是。当时，成都城中“千家万户夜灯起，机器轧轧满城市”[213]，郊区都江堰两岸，所置“碓硙纺绩之处以千万计，四时流转而无穷”[214]。杭州“民籍手业以供衣食”，常常通宵达旦干活[215]。民间手工业中，织金纻丝很普遍，品种很多，如嘉兴路所产丝绸品种有：绡、绫、罗、纱、水锦、剋丝、绸、絺、绮、绣、绤等[216]。马可·波罗在中国时，也看到中原和南方各城乡居民从事丝织业的相当多，如京兆（今陕西西安）居民织制“种种金锦丝绢”，成都郊区农村，“其中纺织数种丝织”，东平“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宝应、开封、镇江、苏州、吴兴、吴江等地的居民多是“恃商工为活，有丝甚饶”，生产各种金锦丝绢。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目睹了泉州、广州等地盛产丝织品的情况。
麻织业。麻布产于南方，元代北方种麻颇多，种植和收割技术比南方强，产量也较高，因而纺麻工具也比全国其他地区先进。
据王祯《农书》所引詹云卿《造布之法》记载，当时织麻布的方法有毛絁布法、铁勒布法、麻铁黎布法，分别采用一色白苎麻、拣下杂色苎麻、杂色老灰麻作原料，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到品种不同的麻布，质量很好，“比之南布，或有价高数倍者”[217]。河南陈州、蔡州地区，善织者麻一斤织布一匹，次者一斤半一匹，又次者二斤、三斤一匹，其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又价高一二倍。”[218]山西地方出产的麻布品种有大布、卷布、板布等。
织麻工具也有很大进步。中原地区用水转大纺车纺织，“昼夜纺绩百斤”[219]，工效很高。山西一带使用的布机有立机子、罗机子、小布卧机子，打纻丝线经上使用的有掉籰座等[220]。
制瓷业。元代的制瓷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在北方，山西南部的蒲州、潞安和霍州等地，出现了许多新瓷窑，河北南部的漳水设立了官窑，继承了宋代定州、磁州的白瓷和钧窑的青瓷制作法。南方以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福建德化的建窑最著名，龙泉出产青瓷，德化制造的碗及瓷器既多且美[221]。此外，饶州（今江西波阳）有御土窑，“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222]
景德镇的瓷业在宋元之际已有相当发展，入元后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制瓷业中心。蒋祁《陶纪略》说：“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223]元朝政府特设浮梁瓷局加以监督。虽然御器供给于此，但御器烧造仍由民窑承担（其制作御器之底有“枢府”字样），有命则烧，无命则止。民间产品，由政府课以赋税。其产品“商争取售”，远销“浙之东西，江湖川广，荆襄两淮。”[224]制作技术大有改进，其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其坯有利坯、车坯，其花样有印花、画花、雕花、青花等。青花瓷是元代景德镇的新产品，它的问世标志着元代瓷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产品运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阿拉伯各国，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这些产品都是民窑生产的。
元代青白瓷的生产出现停滞状态，制作方式沿袭宋代，造型端重雅致，胚体厚实粗率。
冶炼业。元代的冶炼业主要是官办的。但除铜矿外，也有民办的。民办的形式，主要是缴纳岁课，产品由政府抽分。如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听李德仁龙山县（今辽宁喀剌沁左翼南）胡碧峪淘金，每岁纳课金三两；十一年（一二七四年），听王庭璧于檀州（今北京密云）奉先等洞采铜；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韶州路曲江县（今属广东韶关）银场听民煽炼，每年输银三千两；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李允直包罗山县（今河南罗山）银场，课银三锭；四年（一三一七年），李珪等包霍丘县（今安徽霍丘）豹子崖银洞，课银三十锭，其所得矿，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听民煽炼铁炉，官为抽分[225]。由于官办冶炼业成本高，也有由官冶改为民冶的，如元世祖时河北沙河綦阳镇附近四个铁矿，由九千九百五十户冶炼匠户生产，但全部产品价值却比不上改为匠户纳课的收入，因此王恽建议“罢去当差，许从诸人自治窑冶煽炼，据官用铁货，给价和买，深是官民两便”[226]。
民间冶炼业中大量使用了雇佣劳动，许多经营矿业的也因此发财致富。庐陵安福（今江西安福）人刘宗福“尤善生殖，尝业铁炉于金牛（今安徽庐江西北）大冶，煽役者常千人，由是高资厚积。”[227]林虑（今河南林县）人李玉，“鼓铸煮矾，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相率来归，寒者得衣，饥者得食，穷殍者得生活。”[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