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河漕

元代的交通运输业，包括陆上运输、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本节所述主要是沟通南北的运河漕运和海运。

唐宋以来，我国的经济中心已经逐渐南移。元朝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后，南北之间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大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229]在海运开拓之前，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的江南粮食及其他物资，主要是通过运河北运的。但元朝以前，南北运河基本上还是隋炀帝时所凿通的那条迂回曲折的运河。它由杭州至镇江，过江北上入淮，西逆黄河至中滦（今河南封丘南，黄河北岸），然后陆运至淇门（今河南淇县东南，卫河南岸），入御河（今卫河），经直沽（今天津南）转入白河，达通州（今北京通州），再陆运至大都。元朝政府分置京畿、江淮二都漕运司，分别负责中滦至大都和江南至中滦的纲运。这条路线，曲折绕道，水陆并用，劳民伤财，极其不便。因此，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是当务之急。

元朝政府一方面用开辟海运航线的办法来解决运粮的困难，另一方面则试用各种途径来解决南北河漕的畅通。

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元朝政府议开济州河，其中沟通汶水至泗水一段由阿八失所开，以南一段由奥鲁赤所开。这条运河开凿后正好衔接扬州至淮河的扬州运河（此河系隋之山阴渎，宋代重修过，后河渐壅塞，仁宗延祐年间开阔疏通）。这样，江南运河与大清河（今黄河下游）就连接在一起了。于是便试行开辟西去的海路与运河联运的新路线。这条路线是：从淮安入淮河，至徐州转入新开济州河，再入大清河，顺流至利津（今山东利津）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再水陆联运至大都。但因利津入海后，发现“海口沙壅”[230]，又不得不放弃海道，改从东阿（今山东东阿南）旱站运至临清（今山东临清），入御河，由旧道去大都。元政府又曾开凿贯穿山东半岛的胶、莱河道，改由淮河入海以穿行北上直达直沽，结果“劳费不赀，卒无成效”[231]。(https://www.daowen.com)

经过多次试验失败后，元朝政府决心凿通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寿张（今山东梁山西北）县尹韩仲晖等建议：“开河置牐，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232]。是役于年内开工，凿成后定名会通河。这条运河起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西南之安山，经寿张西北至东昌路（今山东聊城），又西北至临清，达于御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都水监郭守敬建议修凿通惠河。这条运河引大都西北之白浮、甕山诸泉水，起自昌平县白浮村，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许。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凿成，我国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流域通过这条运河连接在一起了。

元代新运河的开凿为南北交通的发达和物资交流提供了重要条件。会通河修成后经加固堤岸，修筑闸牐，大大方便了全国商旅的运输。“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33]。“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皆由会通河以达于都”。该河始通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后来富商大贾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在河中行驶[234]，这一方面反映了商人“贪嗜货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运河中商旅运输的繁忙。所以到元末时，两淮运使宋文瓒说：“世皇开会通河千有余里，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235]。可见这条运河在整个元代都是十分繁忙的。通惠河虽然距离不长，却大大减轻了脚夫、船夫的劳动强度，“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千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236]，千百条漕船可以一直驶到积水潭（今北京什刹海一带）。原来在河西务、通州所建粮仓也移到大都城郊，“东城红门内近新河有隙地，复迁红门稍入五十余，广展基址，期数年间，尽建仓宇，移致河西务、通州粮甚便”[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