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亡前的蒙宋关系
一二一一年，蒙古大举攻金，突破金国北方防线，前锋抵中都（今北京）。一二一三年，蒙军分三道抄掠山西、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蒙古统治者知道宋与金是世仇，矛盾很尖锐，因此就想利用宋金矛盾攻金。大约在一二一三年底或一二一四年初，蒙古中路军打到济南时，成吉思汗就派使臣主卜罕到南宋边界上要求通好结交。但这次的通好没有成功，宋边境守臣以未奉圣旨，不敢接受，把蒙古使臣遣送回去了[111]。这是宋蒙的第一次接触。
宋人知道新兴的蒙古，是在一二一一年。这年宋派余嵘为国信使使金，值燕京为蒙古所围，余嵘中道折回，即上言金必亡，当趁机以图中原[112]。一二一四年初，真德秀使金道阻折回，据得自传闻的情况，就更清楚地看到金国是一定要灭亡的了，但北边新起的强敌却甚为可虑，认为形势正与政宣中女真攻辽的情况相似，因此，提出应当乘机迅速巩固边防，进可图中原，退可守边境[113]。到金宣宗南迁，金国内部起义军势力大盛。金国不是亡于外之强敌，就是亡于国内之人民起义。新的形势在南宋统治阶级中引起强烈反应，一些人看到随着金人之南迁，蒙古锋镝必将跟着南来，因此主张立即停止给予金的岁币，把这些钱用于巩固自己的边防，并安集金国流民，充实边境力量[114]。但也有人主张仍给金岁币，以金为屏蔽。两种政见争论不决。这时的形势对南宋是有利的，因为金国困于北方强敌和内部的起义，国势衰弱，而最主要的则是中原人心归宋。起义武装都谋求投附南宋，联结南宋力量，推翻金的统治；饥寒交迫的中原人民更多携妻挈子南来求得保护。特别是一二一六年金国发动侵宋战争后，襄阳孟宗政出击获大胜，而一二一七年初山东的起义军又大多数投归宋朝，由于这些起义军的英勇作战，东线不但击溃了金人的主力进攻，还打下了不少地方，而山东大部分地区又都控制在起义军手里。在中线，由于孟宗政、赵方等将领能团结中原人民，也英勇地抵抗住了金人的猛烈进攻，并出击了金国许多地方。在西线，最初在北方忠义军协助下，也打了一些胜仗。南宋皇朝若能坚持联合北方起义军，或许有可能消灭金国、收复中原。这一点连金国统治阶级中一些人也看到了[115]。从金国方面来说，情况正相反。这次攻宋之役，除西线稍胜外，都是连遭失败，财政益困，起义日多，故屡欲停战议和，到一二二四年就不得不主动宣布停战了。但是腐朽的南宋统治集团却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有所作为，在蒙古进攻金国时，主要统治集团中大多数人丝毫未知警惕，更不用说作恢复中原之图了。他们以为金国既弱，不会侵扰，可以高枕无忧了，文恬武嬉的亡国现象更加严重起来。到金国入侵时，和、战还是未决。许多守边将领（特别是四川宋将）甚至不敢抵抗衰弱已极的金军，纷纷弃城逃遁。后来主要由于北方起义军和人民的帮助，才打退了金国的最后一次进攻。而最为错误的是南宋统治集团对北方起义军和人民采取了猜忌、排挤和敌对的政策。当中原人民南流时，边境守臣不但不能从事安集，以收中原民心，反多加以拒绝，“至以锋镝驱之”[116]。对起义军则视为盗贼，“戮之焚之”，如四川制置使至“明张大榜：来此即行剿杀”。兰州程彦晖起义后投宋，四川制置使董起谊先则拒不接纳，继则将其全家屠杀，“使秦陇之人，莫不切齿”[117]。李全等起义军在金入侵南宋时，投附南宋，击溃进侵金军，使山东大部分地区复为宋朝所有，为收复中原提供了根据地。但宋朝对他们却一直采取猜忌、削弱、甚至加以消灭的政策，以致使李全等内无可靠的援助，却有时刻受害的危险，因而离心叛意，后来竟投降了蒙古。
南宋统治者既然不能依靠人民的力量，甚至与人民为敌，就必然把希望寄托到敌人的纷争上去，终于又走上了宣和联金灭辽的道路。蒙古统治者利用宋、金矛盾来灭金的策略，遂得以实现。大约在一二二一年以前，蒙古曾又一次派遣使臣搠不罕等到南宋通好[118]。因此，一二二一年，宋即派遣苟梦玉到蒙古报谢，当时成吉思汗正在西域作战，苟梦玉到西域见了他[119]。一二二三年苟梦玉又第二次出使蒙古。苟梦玉在二次出使中，似曾与蒙古讨论了联兵灭金的秘密协定[120]，这是南宋与蒙古最初的使节往来。而在这时，山东起义军正在为把山东从金和蒙古势力下夺归南宋进行着斗争。彭义斌的一支军队还进入河北作战，但统治阶级却既不看到人民的力量，甚至残害它；又不记取本朝历史的教训，与蒙古进行联络。
一二二七年，蒙古军攻下临洮后，即遣军突入宋四川关外诸隘，至武阶，制置使郑损弃沔州遁，三关不守，五州尽弃[121]。负有独当一面之边防重责的制置使的这种可耻逃跑，已经大损宋国威信，无异于给了蒙古侵略者以南宋软弱可欺的启示。后郑损被撤职时，曾告诉他的后任桂如渊以“时相（史弥远）所谕和议密旨”。这样看来，郑损的弃守与苟梦玉使蒙古所订密约或许有关。但蒙古在这次抄掠性进攻后，即退出。(https://www.daowen.com)
成吉思汗临死前，向其子传授了利用宋、金世仇假道四川、包抄汴京的灭金战略。一二三一年，蒙古大举灭金之师，军分三道，拖雷统率的右军即执行乃父遗策，出宝鸡，由大散关进入宋境，遣搠不罕使宋请假道，并约合兵。使者为宋边将所杀，于是拖雷率军长驱侵入汉中，分兵攻宋诸城堡，复南下渡嘉陵江，攻破阆州（今四川阆中），至南部县，大掠后转兵北上。蒙军所至，各地爱国将领与军民都曾进行了英勇抵抗，如凤州忠义军坚守马领堡，以寡敌众，鏖战数日，以援绝而败。西和州知州陈寅散资财，结民兵，自执旗鼓励战，击退十万敌人的猛烈进攻，且俘敌甚多，并一面申文制置司求援，但援兵却久不至，内部叛徒出卖了城池，陈寅一家自杀，城内人民遭到蒙古军的残酷屠杀。由于制置使桂如渊昏庸，以通好为安，边防不修，要隘无防，致使各地陷于仓促应战，又不及时发兵援助，是以多处失陷。拖雷军攻入汉中时，又遣使者李国昌索粮于宋，其先锋按竺迩亦至兴元逼迫借道，桂如渊卑怯依从，“输刍粮，使百人导之东适”[122]。于是拖雷军沿汉水而下，通过饶风关，由金州取房州、均州，渡汉江而进入邓州，完成假道宋境包抄金国的任务。一二三二年春，在三峰山击溃金朝精锐军队。蒙古军分兵攻略河南各地，围逼汴京。一二三三年初，金哀宗东走归德，留守元帅崔立以汴京降蒙。六月，金哀宗又从归德奔蔡州。
蒙古此次攻金之役到这时已历三年，战争激烈，兵力消耗大，且河南各地多荒芜，筹粮困难，于是派王檝持国书使宋通好，约共攻金[123]。自金朝濒临危亡，宋理宗和一些大臣就以为是报仇雪耻、恢复中原的好时机，有主张联蒙灭金者。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奉朝劄遣参议官邹伸之等六人赴蒙古报聘，六月，偕王檝自襄阳启程。此前，金官民多有避难投宋者，宋边将招唐、邓、蔡壮士组成忠顺军，京湖制置司以孟珙统之。武仙军犯宋境，孟珙出击败之，邓州总帅、顺阳县令等降；七月，再击武仙于邓州西境马蹬等寨，战屡捷，武仙溯淅水北走[124]。十月，史嵩之命孟珙与忠顺军统制江海统兵二万，携粮三十万石赴蔡州，师至真阳，遇金军二万南来，进击败之。蒙古都元帅塔察儿见宋军至，大喜，对孟珙屡败武仙军的战绩连声叫“好”（蒙古语：赛因），并约为兄弟。于是议定宋军攻蔡州东南面，蒙古军攻其西北面，南北军毋相犯。次年（一二三四年）正月初十，攻破蔡州，金朝亡。灭金后，蒙、宋约以陈州（治今河南淮阳）、蔡州为界。宋军还屯本境，史嵩之露布平金，遣官按循故壤，祭扫祖宗诸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