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族源和名称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中国北部地区先后出现过许多民族或民族政权。由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动以及因之而引起的民族迁徙和民族混合，各民族的成分、名称、居地和语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民族在经历了盛衰离合之后，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因此，要完全解决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的族属、族源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在蒙古民族形成以前，漠南北地区先后有匈奴、东胡、鲜卑、乌桓、柔然、高车、突厥、回纥、黠戛斯、契丹、室韦等民族的活动，前人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和语言资料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有些民族的族属问题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例如，匈奴人的族属问题就是歧见最多的问题之一。有人断言匈奴人属于蒙古族。他们根据汉文史籍中保留下来的一些匈奴语资料，拿来和蒙古语比对，据说找到了一些“一致”的词汇和语法现象，于是得出结论，说匈奴应属蒙古语族[1]。通过语言的比较研究来识别古代民族的族属，无疑是重要的途径，但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如果既不讲究记录匈奴语的汉字古音，又不管蒙古语在历史上的变化，任意地拿来比对，难免要牵强附会，走入歧途。持匈奴即蒙古说者所提出的语言方面的论据，大多有这种情况[2]。至今为止，有关匈奴语言和人种的研究成绩，最多说明它更可能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却根本不能证明属于蒙古语族。还有不少人主张匈奴属突厥语族，这种说法得到一些文献资料的支持。史籍记载说，敕勒的语言与匈奴略同（《北史·高车传》），五世纪时，匈奴后裔在今巴尔喀什湖之东所建的悦般国，“风俗、言语与高车同”（《魏书·西域传》）；又说铁勒人是匈奴的苗裔（《隋书·铁勒传》），突厥是匈奴之别种（《周书·突厥传》）。当然，匈奴属突厥族说的论据仍是不够充分的。
东胡及其后裔乌桓、鲜卑、契丹、室韦等族的族属问题，也曾引起学者们的争论。20世纪，有些学者提出东胡属于通古斯语族，“东胡”一名就是“通古斯”的译音的说法，某些著作中甚至直接用“东胡”来译写民族学用语“通古斯”（Tungus）。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早已被抛弃了。
东胡的得名，据东汉人服虔说，是因为他们的居地“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公元前三世纪末，东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余部保乌桓山，因号乌桓；东胡的另一支依鲜卑山而居，故称鲜卑，其语言、习俗与乌桓同（《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东汉时期，乌桓人大批入居塞内，后渐融合于汉族。鲜卑人则乘北匈奴败逃之机，徙据匈奴故地，复渐南移近塞。没有西迁的一部分匈奴人也自号鲜卑，后来遂融入鲜卑人中。二世纪中叶，鲜卑首领檀石槐曾统一东、中、西三部鲜卑，建立强大政权，但不久便分裂了。三世纪后期，东部鲜卑慕容部、段部和宇文部兴起，后慕容部兼并宇文、段部，建立燕国；慕容部的一支迁到今甘肃、青海地区，后来称吐谷浑。西部鲜卑的拓跋部崛起于代郡之北，四世纪末建立强盛的北魏王朝，并统一了中国北方。这时，在东部鲜卑故地今西拉木伦和老哈河流域有契丹部，其北，即古所谓“鲜卑山”地区（大兴安岭北段）有室韦部，先后服属于拓跋鲜卑王朝。室韦与契丹同类，语言也相同，都是鲜卑的后裔。有的学者认为，室韦与鲜卑两个译名所本的原文是相同的，似应为Serbi，Sirbi或Sirvi[3]，这就是说，两者的族名本来是相同的。拓跋鲜卑是从鲜卑山南迁后吸收了匈奴等族人而形成的部落，据《魏书》记载，他们先人的“旧墟石室”在乌洛侯部（室韦之一部）居地之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遣人致祭，并刻石纪念。最近，考古工作者在今内蒙古鄂伦春旗西北发现了这个石室[4]，进一步证明了鲜卑与室韦居地的一致。以上的历史概述表明，从东胡到契丹、室韦，是一脉相承的同一系统民族。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东胡后裔诸族的语言与蒙古语有共同的祖源。例如，《南齐书·魏虏传》记录了拓跋鲜卑语中表示具有某种身份或职务者的十三个单词，其尾字都是“真”，如文书吏为“比德真”，通事人为“乞万真”，作食人为“附真”，乘驿人为“咸真”等，这和原蒙古语表示相同意义的-chin后缀完全一致。契丹语表示所有格的附加成分有-ə n，-an，-in，-on，-un，和蒙古语表示所有格的-yin，-un～ün，-u～ü应是同源。有若干鲜卑语和契丹语词汇，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如鲜卑语“阿干”（兄，蒙古语aqa），“纥真”（三十，蒙古语ghuchin）以及上述“比德真”（蒙古语bitekchin）、“乞万真”（蒙古语kelemechin）“附真”（蒙古语ba'urchin）等；契丹语“陶里”（兔，蒙古语taulai），“捏褐”（犬，蒙古语noqai），“讨”（五，蒙古语tabun）等[5]。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证明了东胡后裔鲜卑、契丹的语言与蒙古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这对解决蒙古族族源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蒙古族的直系祖先，是和鲜卑、契丹人属同一语族的室韦各部落。
室韦的名称最早见于《魏书》记载，作“失韦”，隋、唐时代的史籍通常都写做“室韦”（或作“室卑”，见《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条）。这是对当时分布在契丹之北、靺鞨之西、突厥之东（约当今洮儿河以北，东起嫩江，西至呼伦贝尔的广大地域）诸部落的统称，其中的大部分应族属相同。史称他们为“契丹之类”、“契丹别种”。六世纪时，室韦人分为五大部：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和大室韦，不相统一。从东魏武定二年（五四四年）起，室韦人就不断遣使到中原“贡献方物”。突厥强盛后，室韦受其统治，突厥设三吐屯总领之。其后室韦各大部又渐分为若干部落，各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有些部落还出现了酋长世袭的现象[6]。唐贞观三年（六二九年）时突厥势力衰落，室韦人继奚、契丹之后归附唐朝，自此贡使不绝，有些室韦部落酋长还被命为都督、大都督之职[7]。由于关系密切，唐人对室韦诸部的了解就比前人更详细了。
据两《唐书》的记载，室韦人的分布地域西面达到俱轮泊（今呼伦湖——达赉诺尔）。其最西的乌素固部落，居俱轮泊西南，自此迤东有移塞没、塞曷支、和解、乌罗护等部。俱轮泊四周都是室韦人的居地。“大山”（当即今大兴安岭北部）之北的大室韦诸部落，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8]而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今嫩江）、忽汗河（今松花江）合，……东流注于海”（《旧唐书·北狄传》）。据此知室韦乌素固等部落及西室韦（乌素固等部落似是西室韦的分部）居住在今呼伦湖周围和额尔古纳河上游一带，大室韦部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中下游地区，而蒙兀室韦（似是大室韦的分部）的居地则应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之东，大兴安岭北端。
室韦的西面与突厥紧邻，并曾受到这个强邻的统治，但在突厥文史料中却不见这个名称。唐玄宗开元廿年（七三二年）所立的《阙特勤碑》突厥文部分，载有其四邻部族和国名，称其东邻为“三十姓达怛”（Otuz-Tatar）。据碑文中各部的排列顺序，三十姓达怛的地理位置应在骨利干东南、契丹之北，正与唐书所载室韦诸部相当。达怛既称三十姓，必是大部，唐人应该是知道的。但这个名称到唐朝后期才出现于汉文文献：会昌二年（八四二年）李德裕所撰《赐回鹘嗢没斯特勤等诏书》中提到一个回鹘左厢部落叫“黑车子达怛”（见《会昌一品集》卷五）。按黑车子是室韦的一个部落，据王国维考证，即《旧唐书》所载和解室韦[9]。《辽史》中即载有“黑车子室韦部”。但此处却称为“黑车子达怛”，可见达怛与室韦实为同一部族[10]。大抵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汉文文献中把契丹之北的诸部落统称为室韦，而突厥人则把他们统称为达怛——这可能是取自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11]。唐朝后期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达怛名称，又似乎是从回鹘人那里传来的。回鹘政权崩溃后，其“种族离散”，西迁南移。室韦—达怛人乘虚而入，大批地进入漠南北，从此在这个广阔草原的舞台上扮演历史的主角。而“达怛”的名称，随着突厥、回鹘人的足迹带到中原和西方[12]。人们用它称呼蒙古高原各部，甚至一些突厥部落（如乃蛮）也被称为达怛。至于室韦一名，辽人虽仍用以称呼北方一些部落，但范围已大大缩小。此后就从历史上消失了。(https://www.daowen.com)
两《唐书》所载室韦诸部中有一部称为“蒙兀室韦”，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蒙古名称。“蒙兀”的唐代读音为mung-nguət，唐人用t尾韵母字译写他族语带l、r尾音的音节，因此“蒙兀”正是蒙古名称Mongghol的正规译音。在宋、辽、金时期的汉文史籍中，这个名称有“萌古”（《辽史》）、“朦骨”（《松漠纪闻》引《契丹事迹》）、“蒙古里”（《契丹国志》）、“萌古斯”（金《完颜希尹神道碑》）、“萌古子”（《三朝北盟会编》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盲骨子”（《松漠纪闻》）、“萌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蒙古”（这个译名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引《炀王江上录》）等等异译。这些译名有一个特点，就是将蒙古原名的第二音节ghol读成go，语尾失去l音（除“蒙古里”外），有些还加上复数语尾-s。这显然不是从蒙古语原音译出，而是通过他种语言的中介译出的。按清代满语称蒙古为monggo，语尾无l音，其复数形式作monggoso。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他们的语言应极相近，满语的monggo大概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对蒙古的称呼。这应该是“蒙古”译名的由来[13]。成吉思汗建国以后，有些金国降人帮他用汉文书写对金、对宋的公文。他们把这个从女真语重译的名称转送给他，将他的国号写成“大蒙古国”。于是“蒙古”又以蒙古人自称的国号而为金、宋人所知[14]，从此就统一用这个译名了。
两部最重要的蒙古史书都记载了关于蒙古人祖先的传说。《元朝秘史》说：“成吉思合罕的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Borte-chino），与一个惨白色的鹿（Qo'ai-maral）相配了，同渡过腾汲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生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第一节总译）狼祖传说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很早就有，早在《史记》中就记载着乌孙王昆莫是狼乳育长大的故事。其后，《北史·高车传》（《魏书·高车传》系从《北史》补）记载了高车人的始祖父是狼的传说，而《周书·突厥传》所载突厥人的祖先传说，则谓其始祖母是狼。故事的情节也越来越详。白鹿传说的起源也很早，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就记载了突厥先人射摩与海神女交往中，海神女以白鹿迎射摩入海相会以及命射摩射金角白鹿的故事。蒙古人的狼鹿祖先神话，与上述各族一样，反映了他们先民时代的图腾观念，毫不足奇。《元朝秘史》又载有成吉思汗十世祖（《元史·宗室世系表》称“始祖”）孛端察儿系其母阿阑豁阿感天光所生的传说，则与畏兀儿人祖先由天光照树长瘿、瘿裂而生的传说显然有关[15]。
拉施都丁《史集》的记载是这样：
“大约距今二千年前，古昔即被称为蒙古的部落，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了纠纷，终于诉之战争。据值得信任的可尊敬的人们口头转述的一个故事说，其他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并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屠杀，活下来的只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这两家人逃到了一个僻远的地方，那里周围都是山林，除了一条狭窄难行的小径之外，别无他路可通。那些山中间有丰富的青草和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为额儿古涅昆（Ergune-kun）。kun的意思是“山坡”，Ergune意为“险峻的”，换句话说，就是“险峻的山岭”的意思。那两个人的名字是：捏古思（Neküs）和乞颜（Kiyan）。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长久地留居此地，生息繁衍着。……
“当这个民族在那些山林中间繁衍日多，地盘日益狭窄而无法容纳的时候，他们互相商量，用什么好办法能从这个险谷狭路中出去。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有铁矿的地方，那里经常熔化出铁来。他们全体集合起来，从树林中弄了很多柴薪和木炭，又宰了七十头牛和马，取下整张皮，制成锻铁风箱。随后将柴薪和木炭堆到那个山脚下安放停当，让七十个风箱一下子扇起火来，直到那个山坡熔化。结果从那里得到无数的铁，并开辟了一条通路。他们全都一起出了那个狭地，到广阔的草原上游牧。”[16]拉施都丁又引述“诚实的历史讲述者”的话说，所有蒙古部落都起源于逃进额儿古涅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而孛儿帖·赤那（意为苍色狼）则是那两个人后裔中一些部落的首领[17]。
传说中的额儿古涅昆，是十三世纪蒙古人对祖先所居故土的可贵记忆。它无疑是指今额尔古纳河之东的山地，和《旧唐书》所载蒙兀室韦的居地正相符合。足证蒙古部是从这一支室韦部落发展来的。其实，早在南宋初年，洪皓在所著《松漠纪闻》中就已明确指出了蒙古部与蒙兀室韦的关系。他说：“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骨国，……即唐蒙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