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生活
关于蒙古各部的前身——室韦—达怛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史书上只有很简略的记载。《魏书·失韦传》说他们“颇有粟麦及穄，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用角弓，其箭尤长。……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曲酿酒。”室韦有许多部，这里笼统地说的情况，大概主要是指“国土下湿”即靠近嫩江的那些部落。《隋书·北狄传》则分部记述，所载南室韦的情况，与《魏书》略同而加详，补充了“乘牛车，籧篨为屋，如突厥毡车之状。渡水则束薪为栰，或以皮为舟者。”以及婚姻以牛马为聘等内容。其所增北室韦一段说，此部“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冻死。饶麞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狢，衣以鱼皮。”又其北之钵室韦，“用桦皮盖屋，其余同北室韦。”西北之大室韦，“径路险阻，……尤多貂及青鼠。”从这些记载看来，室韦人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尤其是西北各部，基本上是森林狩猎部落。两《唐书》对西部室韦各分部的名称及其居住地域有较详细记载，但关于室韦人的经济生活，除《旧唐书》说俱轮泊之东的塞曷支部“出良马”以外，就没有新内容了。不过，今呼伦贝尔湖的周围地区是良好的牧场，从历史上看，东汉时居住在这里的鲜卑人就已经从事游牧业了[82]，唐代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室韦部落不至于完全不从事游牧经济。
九世纪中叶以后，大批室韦—达怛人迁进漠南北各地。无边无际的良好草原，为游牧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而原来突厥居民发达的游牧经济，又可做他们效法的榜样。辽、金时代，大漠南北部落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辽代在漠北地区建立城市，开辟屯田，大批汉人、契丹人和女真人迁居漠北，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无疑会深深渗透到蒙古各部中去。辽统治者曾屡次下令“禁鬻生、熟铁于阻卜等界”，这正可以说明，当时已有为数不少的铁器输入蒙古部落。金初铁禁放松，铁就更大量地北流。这对蒙古各部社会经济和武装力量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分布在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至按台山（今阿尔泰山）的草原地带诸部落，包括弘吉剌、塔塔儿、札剌亦儿、蒙古、克烈、篾儿乞、乃蛮等部，称为“有毛毡帐裙的百姓”，即游牧民。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饲养马、牛、羊和骆驼。牲畜的肉和乳是他们的基本食粮，以羊肉为主，牛次之，马则很少杀以为食，因为马不但是他们生活资料的来源，还是游牧和作战的重要工具。《蒙鞑备录》记载：“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是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羊、马两项是游牧经济的主要标志。此外，他们用牛马粪做燃料，用羊油点灯，衣着和居室（毡帐）的原料也主要依靠牲畜的毛皮。
游牧民的生产方式是“逐水草放牧”，“皆以黑车白帐为家”[83]。大群牲畜不可能长年在有限的同一地点放牧，因此他们必须经常迁徙。每年四月草青时，就起移，为各类牲畜寻找适合的牧场：“挨着山住下呵，咱每放马的得帐房住；挨着涧住下呵，咱每放羊的、放羔儿的喉咙里得吃的”[84]。四至八月是他们放牧的黄金季节，由于秋季牧草结实，羊马上膘，所以到秋天便羊马肥壮，即所谓“秋高马肥”。冬季，就必须迁到向阳背风比较暖和的地方下营，即所谓“水北山南好渡冬”。诗人这样描写蒙古人的迁徙活动[85]：
“北方毡车千万辆，健牛服力骆驼壮。
清晨排作雁阵行，落日分屯夹毡帐。
辙分古道辨东西，白雪黄云不可迷。……
两轮奔奔如日月，经年
辘何日歇？
辗教沙草绿还枯，几过河冰冻仍裂。……”
迁徙时，他们将拆下的毡帐以及家庭衣着用具置于车上，用牛牵引。草原游牧民大概很早就使用车子了。铁木真与王罕分裂时，派人责备王罕的背信弃义说：“我与你如车的两辕，一辕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车的两轮，一轮坏了呵，车行不得”[86]。可见车子在游牧民生活中有与毡帐一样的重要性。
当他们在宿营地屯驻时，将车子围成一圈，毡帐分布圈内，就是诗中说的“落日分屯夹毡帐”，蒙古语称之为“古列延”（güreyen）。拉施都丁解释说：“古列延的意思是这样：当许多车子在草原上按环形排列成一圈时，就称为古列延”；“古列延意为圈子。古时候，当某一部落在某地停留时，就〔列成〕像圆圈一样，部落酋长住在这圆圈的中心，如同圆心。这就称为古列延。现在，当敌军临近时，他们〔蒙古人〕为了不使敌人和异族人钻进阵内，也列成这样的形式”[87]。《元朝秘史》这个词译为“圈子”，其动词形式则译为“扎营”、“下营”，实际上就是古代蒙古人在游牧或打仗行军时的屯营形式[88]。它存在的时间似乎很长，蒙古国家建立以前，一个氏族或一家贵族率领他的属民迁移，都称为“一圈子”[89]。蒙古国家建立以后，游牧民的这种屯营形式也还存在（如上引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或者把它作为与个体经济相对立的氏族公有制经济形式来理解，则只是一种推论。看来，“古列延”与所有制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90]。
虽然是逐水草而迁徙，但各部、各氏族的牧地也是有一定范围的，即《史记·匈奴传》所谓各有分地，蒙古语称为“农土”（nuntuq），《元朝秘史》译作“营盘”，《元史·特薛禅传》译作“经界”。《史集》记载说，塔塔儿人的牧地和“营盘”（突厥语yurt）是按部落及其分支分别地确定的；札剌亦儿人因进入莫挐伦的营地掘草根而食，破坏了牧场，结果引起一场战争。《史集》《部族志》中，对各部的“营盘”所在地往往有详细的记述。根据《元朝秘史》，兀良合部的哂赤伯颜是不儿罕山的“主人”，好像这里原是兀良合人的“农土”，后来蒙古部迁到这里，占了这块地方。经过若干代到成吉思汗时，便把这“三河之源”视为蒙古人祖先以来的营盘草地，反说“休教他人占了”。
狩猎在蒙古游牧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元朝秘史》记述了许多狩猎活动和集体围猎的故事，说明这也是蒙古人获得生活资料和增加财富的手段。蒙古乞颜氏贵族阿勒坦等人拥戴铁木真为联盟首领时，立下盟誓说：“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91]铁木真为了笼络照烈部，与泰赤乌氏贵族争夺部众，在与照烈部联合打围时，“使左右驱兽向照烈，照烈得多获以归”，由是感激而来投[92]。狩猎的季节大抵在秋末和冬天，“凡打猎时，常食所猎之物，则少杀羊。”“猎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顽羊，曰黄羊，曰野马，曰河源之鱼”。[93]儿童从三岁起就用绳子系在马鞍上“从众驰骋”，四五岁便能挟小弓短矢，长大后时常狩猎，因此都精于骑射。丘处机说蒙古人是“且牧且猎”，即使在游牧经济比较发展的条件下，狩猎也是很重要的补充。
放牧和狩猎是男子的事，妇女的职责则是调整幌车，建立或撤除帐幕，挤牛奶，制造乳酪，剪羊毛，织线，缝制衣服、毛毡等[94]。据赵珙记载，蒙古军出征时多带妻孥，用以管行李、钱物；其妇女“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95]。可见她们在游牧经济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制造畜牧业和狩猎的工具以及生活用品，需要简单的手工业，如木工、车工、铁工等。十二世纪时，蒙古各部中已有专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手工业产品主要是车、马具、弓箭、刀剑、甲胄等等。《史集》记载，兀良合人是善于锻铁的。《元朝秘史》也说到一个兀良合人名叫扎儿赤兀歹老翁，背着锻铁的风箱来到铁木真家，他大概是专干铁匠的行当。由于车在游牧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蒙古人的造车手工业是很发达的。《史集》在讲到蒙古各部的人数时，总是说他们有多少车，如札剌亦儿部有七万车，蒙古部屯必乃的后裔每一支都计达三万车帐。从车数之多，可以想见游牧经济的发展兴旺。铁木真第一次被推举为蒙古乞颜氏的首领时，曾分配一个那可儿专门掌管整治车子，可见在此之前，已有专事造车的工匠。总的说来，蒙古人的手工业虽有发展，但门类还是很有限的。简单的武器[96]和生活用品（如毛毡等），一般是个体家庭的牧民自己制造的，就是说还和畜牧经济结合在一起。因此，在成吉思汗侵略别国时，特别注意搜罗工匠。据东西旅行家的记载，此后在蒙古国内从事手工业的大多数是外族人。
游牧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换和贸易的进步。《契丹国志》载，当时于厥（乌古）、蒙古里、达打（达旦）诸国经常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辽史》中也不断有漠北各部入贡牛羊马驼的记录，而且数量很大。这说明，从十世纪以来，蒙古各部已拥有大量剩余牲畜及畜牧业产品，可以作为商品与其他部落和民族进行交换。古代蒙古社会显然还没有出现货币，贸易主要是物物交换。虽然他们在与辽、金的贸易中接触和得到一些铜、铁钱，但并不做货币使用，而为的是熔为金属原料。当时蒙古人不善于经商，游牧民和定居农业人民之间的贸易很多是由中亚商人掌握的。他们不但经常来往于乃蛮、克烈、汪古等部，还深入到额尔古纳河的山林地带从事贸易。直到蒙古国建立以后，蒙古人还“无一人理会得贾贩”，诸王、公主们只将银子交给回回人去做生意或放债，坐得利息[97]。
蒙古草原之北，东起大泽（今贝加尔湖）之东，西至也儿的石河岸，属于森林地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有森林兀良合、八剌忽、豁里、秃麻、不剌合臣（捕貂鼠者）、克列木臣（捕青鼠者）、斡亦剌、乌斯、帖良古、客失的迷等部落，蒙古人称他们为“槐因亦儿坚”（Hoiyin irgen，林木中百姓）。色楞格河之北的部分篾儿乞人和鄂嫩河之北的部分蒙古人，也属于森林部落。
林木中百姓主要从事狩猎业。拉施都丁描述森林兀良合部的生活状况说，他们居住在森林中，没有屋室和帐篷，住的是用树枝架设、覆盖桦树皮的棚子。穿的是兽皮，吃的是野牛、野羊肉，从不放牧牛羊，并且把牧羊看成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在转移营地时用山牛驮载衣着用具，但终年总是在森林中活动，饥渴时则割开桦树皮，取其汁为饮料。因为其地山多林密，积雪很厚，冬季出猎时，他们使用一种滑雪板，名为“察纳”，系在脚下，在山林中追逐野兽极为快捷。猎获物则置于雪橇上，运送很方便[98]。《元史》所记撼合纳部的生活状况与此类似：“其境……山水木樾，险阻为甚，野兽多而畜字少。贫民无恒产者，皆以桦皮作庐帐，以白鹿负其行装，取鹿乳，采松实，及㔉山丹、芍药等根为食。冬月亦乘木马出猎。”木马就是滑雪板，吉利吉思人也用这种工具雪地逐猎。据上引资料，采集经济在狩猎民的生活中还很重要。
林木中百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要比草原游牧民低。他们中也有一部分转向游牧生活，《元朝秘史》记载，豁里、秃麻地面（今贝加尔湖地区）有一支氏族人，因捕猎貂鼠、青鼠受到本部的禁约，迁移到了不儿罕山来，从事游牧。这大概是反映了因为野牲资源有限，森林民不得不采取某种保护措施，从而促使一部分人离开森林迁向草原。从历史上看，当草原上兴起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时，他们往往就被置于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