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时期的括户、分民和税制演变
自乙未括户之后，中原汉地民户所受的剥削日益沉重，大批人民因无力交纳赋税或偿还斡脱钱债，只得弃家逃亡。一二三八年发生蝗旱灾害，而赋税仍旧，诸路逃亡之民达到十分之四五[107]。邢州一地丙申年分封给启昔礼、把带两答剌罕家时，有民户一万四千多户，其后日减月削，到宪宗初年只剩下五七百户[108]。足见户口逃亡的情况十分严重。有些人民则因不能还债被抑为奴隶。此外，诸王贵族还擅招民户，拘刷工匠。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乙未年的户籍又陷于混乱，使蒙古政府的赋税剥削受到很大影响。宪宗初年，刘秉忠向受命主管中原汉地的忽必烈建议说：由于人民逃窜者多，“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109]。看来，当时蒙古统治者实际所控制的民户大概只有乙未户籍的一半多了。蒙哥即位后，随即遣旭烈兀西征，忽必烈南征，兵兴之际，军需浩繁，掌握足够的剥削对象，以保证政府的财赋收入和兵源补充，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蒙哥壬子年（一二五二年）下令对民户“从新再行抄数”[110]。大体是：一，就各路、州、县见住民户（包括漏籍及寄居逃户）登记入籍，应当差税，其原籍人户已逃者则削去；二，分间军、站、工匠等诸色户计，依例除差应役；三，查对诸投下户数，禁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四，核实驱户，仍按乙未年规定，寄留各地之另籍驱户便是系官民户，应收系当差，原在本使户下附籍者仍旧；五，地区扩大，包括了河南、陕西、辽东西等太宗时未经抄数或抄数未尽的地区。据《经世大典序录》“版籍”条记载：“壬子，欲验户口登耗，复下诏籍之，视乙未之数增二十余万户。”[111]河南、陕西、辽东西诸府路当年所籍者占十七万七千多户[112]。
壬子年括户中，对诸色户计应如何抄籍虽有明文规定，但当时主持其事的燕京行尚书省却“不曾子细分拣”，因而此后“争理户计，往复取勘，不能裁决”[113]。括户后，人民因差税繁重，仍不断有逃离本贯躲避隐藏者；权豪势要之家影占民户的现象也继续存在。因此，一二五五年再申严令，禁止隐匿户口：“不拣甚么人底民户，州城子里去了，那田地里种田，盖下房子住坐有呵，只那住底田地里，和那本处民户差发铺马一般当者；根脚千户、百户里有底浑家孩儿人口每，千户、百户里也教依旧体例里当差发者。俺每底圣旨省谕听了呵，不拣差发铺马只应不当，元住处不去，躲避隐藏底人，本人处死，财产没官”[114]。但效果似乎不佳。
蒙哥丁巳年（一二五七年）又编籍了一次户口。当年蒙哥决定大举攻宋，这次籍户似为征敛更多财赋，签补更多军兵，以供给攻宋战争的需要。但关于这次括户内容，史籍绝少记载。据《元史·李昶传》，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李昶曾移书燕京行中书省诸相说：“侧闻欲据丁巳户籍科征租税，比之见户或加多十六七，止验见户应输，犹恐不逮，复令包补逃故，必致艰难。”《通制条格·户令》中也提到丁巳年户籍，可见丁巳年确曾编籍过户口，唯所籍户数不详。
遵照“共享”的体例，蒙古统治者每一次检括户口，都在宗亲、贵族中进行一次权益的分配和赏赐。壬子年括户后，也进行了分土分民。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壬子年分拨给太祖第四斡耳朵等三家共一，〇〇二户，尚有“壬子年元查”或“查认过”之岁哥都（拖雷子）、忽都虎、察罕、太祖第三斡耳朵等三十九家分民共一八，一七七户[115]。癸丑年分拨给一家一千户，“查认过”宪宗子阿速台卫辉路分民三，三四二户；同年，以京兆为忽必烈分地，据《元史·地理志》壬子年籍，有三三，九三五户。乙卯年（一二五五年）分拨给太祖大斡耳朵保定路六万户。丁巳年分封的规模更大，总户数计有八万多户。兹据《元史·食货志》所载列表如下：(https://www.daowen.com)
① 王恽：《秋涧集》卷四九《田文鼎墓志铭》谓壬子年旭烈兀“定封彰德为分地”。又《元史·高鸣传》的记载亦说明其受封彰德在出发西征之前，似与忽必烈封京兆同时。参见松田孝一：《旭烈兀家之东方领》，《东洋史研究》第三十九卷一号。
从宪宗年间的分封中可以明显看出，受益者多是拖雷系诸王，这是汗位从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后，在权益分配上的反映。
宪宗蒙哥对太宗时所定税制作了一些重要的改变。其一是实行包银制。一二五一年，用燕京行尚书省断事官牙剌瓦赤的创议，将原来各路征收的差发丝银正式定为国赋项目，每户征银六两。次年括户之后，即命各路推行。这个税额比各路原来所征的还要重，且各地土产不同，如果一律责令输银，则“虽破民之产有不能办者”[116]。于是许多地方长官或管民官吏群赴和林，吁请减额，且要求允许以物产折纳[117]。鉴于六两的税额实际上无法推行，蒙哥只得采纳他们的意见，减额三分之一，并听以物折。《元史·食货志》说：“包银之法，宪宗乙卯年（一二五五年）始定之。初汉民科纳包银六两，至是止征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原来民户负担的差发丝银既统一合并定为包银，那么，领有份地份民的诸王也应该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但《元史·食货志》对此竟无记载。考郝经《河东罪言》云：“平阳一道隶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间道内鼓城等五处，以属籍最尊，故分土独大，户数独多。假使诸道内只纳十户四斤丝，一户包银二两，亦自不困。近岁公赋仍旧，而王赋皆使纳金，不用银绢杂色，是以独困于诸道。”按郝经于中统元年四月即奉命使宋，《河东罪言》应系奉使之前所上，文中“近岁”云云，无疑是指宪宗时代。足证宪宗行包银制时，已规定诸王分户每户四两包银中，二两纳官，二两纳于位下[118]。
其二是将丝料增加一倍。旧制每户纳丝十一两二钱，至此增为二十二两四钱。五户丝户每户纳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每五户合为二斤，因称“二五户丝”。二五户丝的税法始见于王恽《中堂事记》中统元年十月记事，但并没有说是这一年才开始实行的。根据上引郝经《河东罪言》中“十户四斤丝”等语，丝料增倍也应定于宪宗时代。《经世大典序录》“宗亲岁赐”条说：“国朝诸宗戚勋臣食采分地，……其赋则每五户出丝一斤，……其岁赐则银币各有差。始定于太宗之时，而增于宪宗之日，其文牍可稽也。”《元史·食货志》系据《经世大典》编成，其“岁赐”项内即包括有五户丝数。所谓“增于宪宗之日”，当是兼指五户丝增额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