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压迫在法律上的反映

在元朝的法律条文中，民族压迫颇为突出，这是元朝法律的特点。军事政治的法令中民族压迫固然显著，民事法令条文中民族压迫也丝毫不加掩饰，反映在汉人和南人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而蒙古、色目人在与汉人、南人的冲突中，即使犯了罪，也能得到法律的明文保护。

早在至元九年（一二七二年）五月，蒙古统治者就颁布了“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245]，以后又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违者严行断罪[246]。法律又规定，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只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就可了事[247]。蒙古人砍伤他人奴隶，知罪愿休和者听[248]。当时的元朝统治者，就是以这些“因争及乘醉”等字样，轻轻开脱了蒙古人犯杀人罪应得的惩处。法律又规定：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烧埋银，但是，“汉儿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249]。同样是犯下一条命案，但因作案人所属的民族不同，其所应得之惩处竟如此悬殊！由此可见，“杀人者死”的法令，实际上仅是对汉人适用而已。不仅如此，元朝统治者规定：“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250]。蒙古当官的犯了法，要选择蒙古官吏来断罪、行杖，其结果，当然免不了官官相护。

按元律规定，凡盗窃犯（已得财者）均要刺字，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刺项，并充警迹人，官司拘检关防一如旧法。“其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251]。(https://www.daowen.com)

元朝的法律虽然为蒙古、色目人规定了许多特权，但是真正利用法律到处横行不法的只是少数蒙古色目贵族，广大善良的蒙古、色目劳动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一样，同样过着非人的生活。

此外，有元一代，即使同为统治阶级内部，但因各人所属的民族不同，其子孙在荫叙上所受之待遇亦异，如大德四年（一三〇〇年）八月十八日，中书省奉圣旨，就规定，“色目人比汉儿人高一等定夺”。也就是“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受荫”[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