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中期各族人民武装起义（一二九五年至一三三二年）
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后，到元宁宗懿璘质班时止，短短三十七年间，元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进一步加剧，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一时期内，各地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甚至连蒙古族人民也不断发生暴动。各民族人民的武装反抗，构成了这一时期反元斗争的特点。
中原和东南地区的人民起义虽不如至元年间规模大，但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赋税和徭役剥削性质，因为元朝对中原尤其是东南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搜刮。仁宗延祐初，课额“比国初已倍五十矣”[335]，文宗天历年间，苛捐杂税较之“至元、大德之数，盖增二十倍矣”[336]，商税较至元七年所定之额，“盍不啻百倍云”[337]。因而农民起义仍不断发生。现将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分述如下：
元成宗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时盗贼群起，山东居多”，平阴县女子刘金莲，以神怪鼓动群众，所到之处官府为其建立神堂，百姓“皆奔走奉事之”。元山东西道廉访使陈天祥见金莲势大，深恐其“仿汉张角、晋孙恩之为”，遂下令将她捕系而杖于市，其势渐被平息[338]。
同年，在江西赣州，有刘贵起兵反元，据当地元朝官府所得的名册称，当时在籍的起义群众有十万之多。元江西左丞董士选率兵前往镇压，刘贵被董士选部将王英擒获[339]。
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五月，吐蕃人起兵反元，攻掠阶州（今甘肃武都西北）一带，元廷遣脱脱会合诸王铁木儿不花等前往镇压[340]。
同年七月，江西赣州兴国县笼坑人刘六十（名季）起兵反元，自称刘王，刻“汉高祖广新之帝”并行王二印，设朝殿，开行省，置丞相、左右丞、将军、军头等官，宣言“止杀官中人”，与张大老联合起兵，起义群众达一万余人。元朝统治者派兵镇压，主将们多畏惮起义军兵威，“观望退缩不肯战”，而官吏又乘机侵扰良民。后元廷派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前往，以分化瓦解和残酷镇压相结合的手段，费了很大气力，才于同年十月将起义镇压了下去，刘六十被杀[341]。
与刘六十起义的同时，在广西爆发了陈飞、雷通、蓝青、谢发等人的反元起义，他们攻打昭、梧、藤、容等州，结果被元湖广左丞八都马辛镇压[342]。
成宗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十月，浙江温州路陈空崖以坐禅说法等方式，称说天兵下降，号召群众，公开树立旗号，称罗平国正治元年。很快就被统治者镇压了下去。陈空崖等四个为首的领导人被杀，且“断没媳妇、孩儿、家产”；其余二十九人被分别责打一百七、九十七、八十七、七十七、四十七、三十七下[343]。
元代的东北各族，也屡有反元斗争。当时的骨嵬[344]人（住今俄罗斯库页岛），曾与吉烈迷联合起事。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五月，骨嵬人瓦英，乘吉烈迷所造船渡海起事，为元兵所败。同年七月，骨嵬人王不廉古渡海至拂里海，又为元军所败。大德二年，又有吉烈迷人百户盖分、不忽里，率众至骨嵬，与之联合起事。大德九年，骨嵬人攻南木合等，元军追之不及。到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后，骨嵬人才逐渐停止了时断时续的反元斗争[345]。
大德四年（一三〇〇年），广西民高仙道以“左道”鼓动群众，平民信崇者以数千计。此事很快被元朝政府发现，结果高仙道等数人被杀[346]。高仙道自称是白莲教徒[347]，他以“左道惑众”的这一史实表明，大德四年前后的广西，白莲会已在该地活动了。
大德五年（一三〇一年），河南段丑厮以宗教作号召，“诈称神异，妄造妖言，虚说兵马”，鼓动群众进行反元。他“贯穿数州，恣行煽惑，无人盘诘。”但终于被元朝政府发觉，将为首及信从并知情不首者并行处斩，妻子籍没入官[348]。段丑厮等于是年五月被杀[349]。
大德五年，元廷发五省军二万，以前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等为统帅，出征八百媳妇地区。当刘深率军由顺元[350]进入云南时，不仅向当地彝族等少数民族要索粮饷，且征发各族民夫，迫使他们担负繁重的徭役，跋涉于谿谷之间。刘深军进入云南后，云南的元朝官吏又胁迫各族人民“供馈”。云、贵等地各族人民不堪如此沉重的压迫，在“身死行阵，妻子为虏”[351]的威胁下，遂被迫举行起义。雍真葛蛮（今贵州贵定境）土官宋隆济是这支起义军的首领。这支起义军在他率领下攻占贵州等地，杀死元朝官吏，焚毁官
。使元朝统治者的军队常常受挫。同时，由于元朝统治者又向水西彝族人民勒索金、币、马匹，彝族人民无力负担，也在水西土官之妻蛇节的领导下进行起义，与宋隆济起义军联合，进行反抗元朝的斗争。元朝统治者调遣大批军队前往镇压。于是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东川（今云南会泽）、芒部（今云南镇雄）、武定（今云南武定）、威楚（今贵州楚雄）、普安（今云南普安）等地人民，纷纷响应，起而反元，直到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三月，起义领袖蛇节被元朝统治者俘杀，不久，宋隆济亦被害，起义军才被镇压下去[352]。
早在元世祖至元五年（一二六八年）元朝统治者派爱鲁随从云南王攻打金齿[353]时，就遭到万余傣族人民的顽强抵抗[354]。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元朝统治者以金齿“其地民户刚狠”，增派了增戍的军队，在原来三千汉军、新附军戍守的基础上，又增调二千探马赤、蒙古军，以加强对金齿人民的镇压[355]。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云南行省又以“金齿叛服不常”为由，向元朝政府乞调兵六千，前往镇压[356]。可见傣族人民一直在进行武装抵抗。大德五年（一三〇一年）八月，傣族人民乘元军“征缅师还”之机，于途中进行拦截，打死了许多官兵。同时，他们又效法周围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不输税赋，贼杀官吏”。元朝统治者乃派兵前往镇压[357]。
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四月，广西藤州大任洞人黄德宁起兵反元，“造妖言”，称皇帝，设丞相、六部尚书、六按尚书等官；迎立李龙神（万顷）为帝，发“晓民榜”。在此以前黄德宁与其父黄璋信曾举行过反元斗争，故元朝政府“谓其三代为寇，六次叛伏。”后黄德宁被擒杀[358]。大德十年，元政府“以其地所遗田土，续置藤州屯田”[359]，这一反元斗争完全失败。
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左江来安路（今广西田阳）总管洞兵万户岑雄反元，杀其侄岑世杰，元湖广行省派宣慰使忽都鲁铁木而前往招降，岑雄令其子世兴降元[360]。
元武宗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七月，思州（今贵州凤冈）地区苗民起事，在公俄（今贵州石阡东）、白泥（今贵州余庆）一带活动。[361]
元仁宗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在中书省境内的沧州（今河北沧州）等处，爆发了阿失歹儿、睹海、塔海等人的起义。他们将田主许大射死，遭到元朝政府的追捕，于是他们在南抵黄河、北至大宁的范围内，来往拒敌，并杀死元朝“官兵”，甚至将元军的宽彻大王也射死。同年十一月，阿失歹儿、睹海、塔海均被元军擒获，并惨遭杀害[362]。这一起义虽然归于失败，但它是发生在元朝的腹里地区，且能“来往拒敌，杀伤射死官兵”，因而暴露了元朝统治的脆弱性。
元代黎族人民主要居住在海北海南，即今海南岛及雷州半岛。当时黎族人民的反元斗争也很激烈。元仁宗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年），琼州黎民王奴欧等起义，奴欧自称“平章元帅”，“立国设官”。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十二月，又有黎民百余人暴动，入横州永淳县，杀达鲁花赤。英宗至治元年（一三二一年）九月和二年七月，海北海南黎民连续起义，他们火烧和劫夺监狱，释放被囚同胞[363]。(https://www.daowen.com)
居住在广西、广东、湖南三省交界地带山区的瑶族人民，在元朝也进行过多次反元起义。元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沅州（今湖南芷江）瑶民胡老鼠反元，就是其中的一次[364]。
元仁宗延祐年间，元廷在江西等地推行“经理法”，地方官吏乘机敲骨剥民。赣州地区“由昵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信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骨扬墓”[365]，造成“民不堪命，赣为甚，宁都又甚”[366]的局面。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四月，蔡五九在宁都州举兵反元，自称“洞主”，复称“蔡王”，义军“张汉高旗，造战棚、炮架、攻具，其势甚张”，他们杀宁都州赵同知，围宁都州，烧四关，一度攻入福建。元廷于同年九月令江浙、江西两省会兵至江西石城县，对义军进行武装镇压，蔡五九终因兵力悬殊，兵败被杀[367]。
延祐二年，广西静江古县瑶族人民，起而焚烧官府的文库档案，释放被关禁的狱囚，掀起反抗元朝政府的斗争，直到延祐四年，这股势力才消失下去[368]。
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三月，广东德庆路瑶族人民亦起而反元，元朝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乃利用瑶族山主对瑶民实行分化政策，瓦解了这次起义[369]。
蔡五九起义后的第三年，即延祐五年（一三一八年）冬十月，在江西宁都附近的雩都又发生了刘景周领导的抗交“刮田新租”的斗争。刘景周本是雩都县里胥，因元朝官府“征刮田新租”，才起而反抗。元廷被迫“敕免征新租”[370]。
延祐年间在岭北连续发生了两起反抗斗争。延祐五年（一三一八年），在岭北戍守的士兵，因贫苦而起来反抗，“岭北戍士多贫者，岁凶相挺为变”[371]；次年七月，“晋王也孙铁木儿所部民，经剽掠灾伤，为盗者众”，元仁宗命扎鲁忽赤囊加带前往，与晋王府内史共同审录参加的人，对他们严加镇压[372]。
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年）左江来安路总管岑世兴（岑雄子）起兵反元。次年二月，起义军杀怀德知州，夺州印，又攻那带县。后岑世兴降元[373]。
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年）发生了圆明和尚反元事件。圆明和尚姓白，名唐兀台，这年六月十三日夜，与苏子荣等五十余人聚集于奉元路盩厔县，即位为皇帝。原拟七月五日攻奉元路举事，不料六月二十九日为人告密，元朝政府乃派军追捕，结果圆明和尚于八月九日被奉元路达鲁花赤伯颜擒杀[374]。
元英宗至治元年（一三二一年），孔提谷充儿等七族番民反元。据吐蕃宣慰司称：有孔提谷充儿等“七族番贼”伏击并杀伤元朝官军；同年又发生了八郎朵公等“生番”抢夺元朝站马二百余匹的事件[375]。
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在广东发生了瑶民冯岳护攻打新会县的斗争[376]。
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爆发了参卜郎诸族的起义，这是元朝藏族人民中一次较激烈、时间较长久的起义。他们开始仅是“劫杀使臣”，后来发展到杀伤元朝士兵[377]。元朝统治者先后命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台等前往镇压，直到泰定帝二年（一三二五年），才将这一起义镇压了下去[378]。
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年）六月，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元朝政府闻讯后惊恐万状，如临大敌，命宗正府、刑部、枢密院、御史台及河南行省杂鞫。同年十二月，郭菩萨等被杀，余众被杖流[379]。
泰定帝统治年间，湖广行省境内的苗族人民亦有过多次反元斗争，其中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年）十月，有播州凯黎苗统率诸寨苗族等人民起义[380]。泰定四年（一三二七年）又有苗人祭伯秧反元。元廷命湖广行省捕捉[381]。
泰定帝致和元年（一三二八年）五月，广西普宁县僧人陈庆安起义，建号改元[382]。
元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九月，居住在岚、管、临三州（均在今山西北部）的诸王八剌马、忽都火者等部曲，“乘乱为寇”，元廷遣省、台、宗正府官前往，督促地方有关机构镇压[383]。这是继延祐六年漠北晋王部民起而反抗之后的又一次斗争，表明了元朝社会的矛盾正在进一步深化，元朝蒙古统治者的后院也燃起了熊熊烈火。
元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广西境内的瑶族人民又纷纷举行起义，先后进攻修仁、荔浦、永淳等县及横州等地，致使元朝统治者调集了各行省官兵二万人，前往镇压[384]。
同年，在海南爆发了黎族人民起义，起义的首领是黎民王官福，他率军攻打乾宁（今海南省琼山）界。至顺二年，元总兵谭汝楫与其子谭惠与起义军交战，谭惠被起义军打死。三年，起义军又攻乾宁西山界，被谭汝楫与别将拜住击败。四年，起义军又攻北关，统将被元军诛杀，王官福乃率五万人大举进攻，最后被元将谭汝楫击败[385]。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了四年之久，参加的群众达五万之多，是这一阶段规模较大的一次少数民族起义。
正当王官福率领海南黎民举行大规模起义的时候，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九月，又爆发了由王周领导的海南黎民暴动，参加的群众达二万人之多，致使元朝统治者调集了广东、福建的兵力，由湖广行省左丞移剌四奴统一指挥，前往镇压[386]。紧接王周领导的黎民暴动之后，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海南地区万安军（今海南岛万宁）黎民王奴罗聚集了五万多人，发动了又一次较大规模的黎民反元斗争，进攻陵水县（今海南岛万宁西南）[387]。海南地区在短短数年之内，连续发生三次规模较大的起义，表明这一地区的矛盾已十分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