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南宋朝廷
宋高宗赵构南渡后，南宋统治集团建立了苟安江南的小朝廷。但他们并没有从惨痛的失败中接受教训，而是继续采取对外屈膝求和，对广大人民加紧剥削和镇压的方针，过着纸醉金迷、奢侈浪费的生活。
登上皇帝宝座达四十年之久的宋理宗赵昀，是一个昏庸无能、荒淫无耻的君主，“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56]朝政先后掌握在史弥远、郑清之、史嵩之、董宋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人手里，其中史弥远执政达二十六年（一二〇七年至一二三三年）之久；内侍董宋臣，人称“董阎罗”；以吹牛拍马受宠的丁大全，与陈大方、胡大昌“人目为三不吠犬”；外戚贾似道，为相十六年（一二五九年至一二七五年）。这一伙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权臣，置国家和民族存亡于不顾，只知结党营私、招权纳贿、腐化享乐，因此，时人称宦官、外戚、小人为天下之三大患[57]。贾似道执政时，“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58]他不择手段地迫使董宋臣、丁大全的“余党慑伏，惴惴无敢为矣”[59]，对稍有民族气节，主张抗战的官吏，则以最阴险毒辣的手段加以排挤、打击，甚至加以谋害。到度宗赵禥即位后，贾似道更加大权独揽，群臣称他为“周公”，度宗自己也尊称贾似道为“师臣”。
这些权臣都是一些专事搜括民脂民膏、讲求吃喝玩乐的能手。史弥远和他的爪牙们对民间财富的掠夺，简直像豺狼一样贪得无厌，“以服食器用为未足而责之以宝玉珠玑，以宝玉珠玑为不足而责之以田宅契券”。真是“廉耻道绝，货赂公行”[60]。贾似道更是过着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他“起楼阁亭榭，取臣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居然“与群妾踞地斗蟋蟀”，连同党也讽刺他不理军国重事[61]。甚至为了攫取余玠的玉带，竟发其冢取之。在贾似道的统治下，“吏争纳赂求美职”，“一时贪风大肆”[62]。所以，南宋末年，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州县官吏，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南宋统治集团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同时，为了维持庞大的统治机构和军队，搜括向金国纳贡的巨额“岁币”，对劳动人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剥削。
南宋末年，随着统治集团的政治腐败和日益奢侈浪费，对广大人民的剥削与压榨也日益加紧。南渡初时，东南地区的岁入还不满一千万缗，到了宁宗（一一九五年至一二二五年）时，已岁入六千余万缗，出现了“境土蹙而赋敛日繁”的局面。尽管统治集团加紧剥削，却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挥霍，于是还要向人民“预借”来年两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年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有的地方在淳祐八年（一二四八年）就已经“预借”到十四年（一二五四年）的赋税了[63]。
除了正税之外，南宋统治集团还通过各种途径搜括民脂民膏。例如，大量发行会子就是搜括的方式之一。史弥远当政之后，大量印造新会子来兑换旧会子，规定新会子一贯兑换旧会子两贯，而会子的印数愈来愈多，政府向民间籴买粮食、支付茶盐本钱等都是一色的会子，会子充斥于社会之上，而政府却不予兑换，造成了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况。此外，南宋政府和大小官吏还立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如经总制钱、月桩钱、身丁钱、免丁钱等等，“苛征横敛，无所不有，严刑峻罚，靡所不施，和籴则科抑以取赢，军需则并缘而规利，逃亡强令代纳，蠲放忍至重催；……逋官课者不恤无有，动辄监系。……如此则民安得不怨”[64]。
在南宋统治集团贪婪的压榨下，深受其苦的当然是无地少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地主政权支柱的大地主阶级却乘机大肆兼并土地，大地主阶级通过与大小官吏的勾结，或将大量田税转嫁给“下户”，或以数倍之息的高利贷借给农民，或仗势强占，造成小农大量破产。有的大地主“租米有及百万石者”，以至连谢方叔也不得不惊呼：“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当时的情况是：“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遂无以为生。”[65](https://www.daowen.com)
贾似道执政的时候，为了解决财政的困窘，从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年）开始制定“公田法”，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以官方名义对土地进行掠夺。按照规定，浙江东西路和江南东西路内官户民户的逾限之田，一律由政府抽买三分之一，每亩收租满一石的给四十贯，不满一石的按比例递减。结果，“稔怨召祸，十有余年”[66]。大地主依然“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广大贫苦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鬻妻卖子”[67]。
宋蒙联合灭金后，蒙古的铁蹄开始南下。面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南宋统治集团的当权者，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积极的抗战措施，而贪求奢侈豪华的生活，却“无异平时”，对于“治兵足食之方，修车备马之事，乃缺略不讲”[68]。“甘弱而幸存”[69]，这就是南宋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只要小朝廷还能苟安于一时，只要他们还能过着“无异平时”的奢侈生活，无论什么丧权辱国的事都是干得出来的。因此，长期以来，妥协投降的气氛始终笼罩着南宋小朝廷。在四川坚持钓鱼城抗战的余玠被谢方叔等人逼迫自杀，前线一大批将领投敌，董宋臣主张放弃临安、迁都四明，这一类事件相继发生，就是南宋统治集团主张妥协投降的必然产物。贾似道上台后则完全继承他前任的衣钵，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开庆元年（一二五九年）十月，贾似道任右丞相。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私与蒙古议和，先是遭到忽必烈的拒绝，他仍不甘心，后因蒙哥死于合州钓鱼城，忽必烈急于北上争权汗位，和议遂成。根据这项秘密协议，南宋称臣，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蒙古军退兵后，贾似道以“再造之功”班师回朝。为了掩盖他那见不得人的可耻条约，他把忽必烈派来践约的使臣郝经长期拘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
贾似道为了继续推行民族投降政策，接着就对主战的官吏、将领加以打击和迫害。左丞相吴潜被贬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南），曾在潭州、鄂州等地与蒙古军浴血奋战过的将领向士璧、曹世雄以“侵盗官钱”的罪名下狱死。相反，他们对能秉承他们意旨的人却十分重用。
南宋统治集团当权者的昏庸无能、内部倾轧，造成了政治上的极端腐败，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荒淫无耻的私欲，对广大人民贪婪地搜括，造成“人无粒食，万家萧条”的悲惨景象；对外来的强敌，则奴颜卑膝，妄图换得一个苟安的局面。正是由于南宋统治集团本身的腐败，特别是贾似道之流的倒行逆施，大大地加速了南宋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