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官僚的土地占有

元朝统治者将一部分官田赐给贵族、官僚，数量之多、滥赐之盛，为历史上所罕见。如文宗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赐燕铁木儿平江官田五百顷，以故平章黑驴平江田三百顷及嘉兴芦地赐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二年（一三二九年），还旧赐笃麟帖木儿平江田百顷；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以平江等处官田五百顷赐鲁国大长公主。

蒙古、色目贵族和各族官僚，除从政府那里收得大量职田和从皇帝那里取得赐田外，还通过战争掠夺和其他种种非法手段占有大片田地。

贵族占田的情况十分严重。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云：“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15]；世祖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占领大量田地进行牧马，“牧人利旷远”，又扩占“旁近世业”民田三十万顷，“民数诉理求地，持轧不下”，多年后元政府派人清理，才得归还[16]。忙哥剌扩占牧场旁近民田尚且达三十万顷，可见原有的牧场当比这更多。指挥元军灭宋的伯颜曾经对人自夸说：“诸将渡江，无不荒贪，唯我与国宝（张庭珍字）始终自守”。可是在成宗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他与征宋将领阿朮、阿里海牙等因占有江南田土不输赋税，受到元政府派人调查稽核[17]；阿里海牙在潭州占夺民户柑橘园，他儿子时仍不肯交还原主[18]；山西藩王小薛自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至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侵占上党学田、襄垣县民田[19]；权臣燕铁木儿于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乘总佃平江、松江、淀山湖圩田五百顷有奇的人死去，以增加纳官粮的手段夺取上述圩田，然后招人佃耕，从中营利[20]。更严重的是，有的蒙古、色目贵族官僚，“虚钱实契”典买民田，“干要租钱”[21]；有的强勒拘收漏籍户、放良户、析居户、僧道还俗户及其田土；一些邀功好利的歹徒将有主之田诈称荒地呈献给皇子、驸马、投下贵族；一些无权势的民户，为了逃避杂泛差役，不得已把自己田土呈献给贵族豪门，充当他们的佃户。这些贵族官僚不仅掠夺土地，连山场河泊都要霸占，与劳动人民争夺渔樵之利。一般蒙古军将在驻地与权势勾结，侵占细民田宅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https://www.daowen.com)

至于汉族军阀，在宋元更替过程中，依仗新朝的政治势力也无不扩大了封建权益。南宋降元军阀范文虎所有湖州、南浔、庆元、慈溪等处田土，“皆以势豪夺之者”[22]。宋亡后，江南所在路府州县管军官、南宋降元官吏等等“有势力人每，强占百姓田宅产业”，而且“占住以后，接踵相承，视为传舍，上下蒙蔽，多不理问”[23]。蒙古、色目、汉族的贵族、官僚、军阀们无限止的影占人户田土，影响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两者间产生了争夺利益的矛盾。最高统治者运用政治力量屡下禁令，限制这些贵族官僚地主的兼并，可是禁止之令尽管十分严格，影占兼并之风仍是滋长不已。而且位居显要的大贵族、大官僚倡行于上，州县级中小贵族、官僚效尤于下，上行下效，相率成风，终元之世，未尝有一日稍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