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与权臣的斗争
在忽必烈任用阿合马等“理财”期间，皇太子真金却崇信儒术，对其父实行的聚敛政策颇不以为然。于是，在真金与“理财”权臣之间，展开了一场微妙的斗争。
真金是忽必烈的次子，生于一二四三年，少时即从汉儒姚枢、窦默学习，后来忽必烈又命他受学于另一汉人名儒王恂。所以，真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儒家的一套学说。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十二月，封为燕王，并守中书令。中统四年五月，又兼判枢密院事。忽必烈采纳汉族臣僚的建议，鉴于前代大汗没有确定继承人以致造成帝位继承争端的教训，决定遵用汉制建立皇储[6]。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三月，正式立真金为皇太子，授玉册和皇太子宝，并为他设立了“宫师府”，择儒臣为官属。这年，他已三十一岁，其周围有王恂、白栋、李谦、宋衟等一批儒臣。到了至元十八年，这支儒臣队伍更有所扩大，先后增加了何玮、徐琰、杨仁风、马绍等人。儒士们不断地向真金讲述儒家的主张和历代帝王的统治之术，如至元十八年，太子左谕德李谦曾向真金陈十事：正心、睦亲、崇俭、几谏、戢兵、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弊[7]。后按察副使王恽又向真金进《承华事略》二十目：广孝、立爱、端本、进学、择术、谨习、听政、达聪、抚军、明分、崇儒、亲贤、去邪、纳诲、几谏、从谏、推恩、尚俭、戒逸、审官[8]。汉族儒臣们的这些言论，与专以“理财”为务的阿合马等人的措施是背道而驰的，其中有些言论，如亲贤、革弊、去邪、崇儒等实际上就是针对阿合马等人而发的。真金赞同汉儒们的一套主张，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据拉施都丁《史集》记载，真金厌恶阿合马至极，以致有一天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朝见时，忽必烈问阿合马脸上何以如此，他不敢明对，乃诡言为马踢伤。适真金在侧，当即责他羞言系被太子所打，并当着忽必烈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9]。因此，阿合马最畏惧真金。不过，凭着忽必烈对他的信任，仍得专擅政务。在敛财这一点上，忽必烈和他是一致的，因而真金与他的斗争就变得微妙复杂。
至元十七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这正符合忽必烈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奸欺的想法，因而决意实行，并有意让廉希宪任侍中。希宪系畏兀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以“廉孟子”知名。真金从防止阿合马专权的角度，也支持设门下省，他派人对廉希宪说：“上命卿领门下省，无惮群小，吾为卿除之。”表明对廉希宪大力支持的决心。但阿合马觉得这样于己“不利”，极力阻挠，恰好当时也有汉族臣僚主张不必多设机构，朝中意见不一，事遂作罢[10]。不久，阿合马诬陷曾弹劾过他专权的江淮行省左丞（前御史中丞）崔斌，取旨杀之，真金要想挽救，也无能为力。
总之，真金虽反对阿合马，屡次与他斗争，但都未能成功。究其失败之因是，真金虽以中书令参预政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11]；而阿合马却能恃忽必烈之信任，飞扬跋扈，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忽必烈的需要。(https://www.daowen.com)
至元十九年阿合马被杀之后，由和礼霍孙入任中书右丞相，真金对他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阻挠，我当力持之”。大力支持和礼霍孙改变阿合马时的政策。他又对何玮和徐琰说：“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12]。然而，真金实际上并无左右朝政的权力，大权始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忽必烈手中。不久，他又起用了卢世荣。真金对卢世荣的政策也持反对态度，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通过对“理财”之臣的反感，表明了他与其父在治国政策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终于导致这一矛盾的激化。
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春，阿合马余党答即归阿散[13]等找到了一个搞垮皇太子真金的机会。在此之前，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真金闻知此事甚为恐惧，御史台因秘其章不发。但此事为答即归阿散等得知，遂于忽必烈前请收内外百司吏案，以大索天下埋没钱粮为名，而实欲揭露此事，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御史台都事尚文将事情原委告知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决定留秘章不与；次日，答即归阿散乃上告忽必烈，命大宗正薛尺玕取其章。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尚文乃献计于安童及玉昔帖木儿，以“先计夺谋”法抢先至忽必烈前陈述事情经过。忽必烈听得居然有人要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大发雷霆，厉声责问道：“汝等无罪耶？”丞相安童带头认罪说：“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忽必烈怒气稍解，形势遂趋缓和。后答即归阿散等坐奸赃论死，其同伙分别被诛杀、流放或没为奴[14]。虽然如此，真金竟因此而忧惧成疾，于同年十二月死。
禅位风波及真金之死，对忽必烈后来的政策，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在事隔两年之后，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四年，一方面为了财政经济的需要，任吐蕃人桑哥为平章政事，继续从事“理财”，另一方面，他似乎意识到完全不用汉儒进行统治也不行，于是又下诏以南人儒士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当时御史台臣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说：“钜夫南人，且年少”。结果遭到忽必烈的严厉训斥，并说：“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15]。程钜夫遂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忽必烈命程钜夫求贤于江南，并指名必得赵孟藡、叶李二人。程钜夫奉命到江南求贤结果，又向忽必烈推荐了赵孟頫等二十余名儒士，皆被忽必烈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这表明忽必烈在中辍了一段时间的重儒政策之后，又重新开始网罗汉族中的儒士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