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联合各族地主阶级

随着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他们接触的较高文明也越来越多，在汉、契丹、畏兀儿等族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蒙古统治者逐步地改变着自己的统治方式。这种转化是缓慢的、有阻力的，然而，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忽必烈是顺应这一历史规律的蒙古统治者，他很早就注意搜罗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研究前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方法，重用各族地主分子，扩大统治阶级的力量。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采取了“附会汉法”的措施以适应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以及政治和文化传统，他自己也成了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忽必烈是拖雷的儿子，宪宗蒙哥的弟弟。当他还在漠北“潜邸”的时候，就“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特别赞赏唐太宗统一天下，治理国家的业绩，“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1]。海云禅师（宋印简）、刘秉忠、张文谦、张德辉、李冶、王鹗、赵璧等一批信佛崇儒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应召前往，深受忽必烈的欢迎。一二五一年，蒙哥即位，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此就以漠南为根据地，更紧密地和汉族及其他各族地主阶级结合起来。

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后，除了原来结识的一批汉族地主分子外，很早就投靠蒙古的杨惟中、姚枢、宋子贞等人，得到忽必烈的重用，郝经、许衡、王文统等也应召而来。其中最亲信的谋士当然是刘秉忠。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论天下事如指掌”，忽必烈在和林时，他就提出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大问题，并以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刘秉忠进一步论述了旧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制、整饬赋税、采用汉法，对忽必烈有极大的影响。忽必烈进驻漠南汉地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因而受到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欢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2]在他们看来，忽必烈正是这样做的，因此纷纷前来投靠他。忽必烈对这些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也十分信任，诸凡吏治、用兵、理财、屯田等事宜，乃至夺取汗位、“立国规模”，多出自这些人的计谋。

蒙古贵族在灭金的过程中就已经不断吸收和利用北方汉族和其他各族的地主武装。像董俊、严实、史天倪、张柔等人就因率领地主武装投降蒙古贵族而受到重用。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后，继续采取拉拢、利用地主武装头目的方针。如董俊之子董文炳由于在忽必烈进兵西南和灭南宋的战争中拼死效劳，受到忽必烈的嘉奖，并“日亲贵用事”；史天倪的弟弟史天泽在忽必烈即位后官拜中书右丞相，在平阿里不哥和李璮的战争中出力甚多，张柔及其子张弘范也是忽必烈十分信用的，张弘范就是最后在崖山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元军统帅。这批北方汉族地主武装的头目由于对忽必烈忠心耿耿，所以都成了忽必烈手下的重要统军将领，无论在争夺帝位、铲除政敌，或者是灭亡南宋的战争中，他们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https://www.daowen.com)

忽必烈对李璮也是拉拢利用的。李璮是金末红袄军领袖李全的儿子，一二二七年李全投降蒙古后，这支武装力量已经沦为蒙古政权荫庇下的地方割据势力。一二三一年李全死后，李璮继续据有山东，并袭益都行省。蒙哥即位后，李璮又取涟水等四城，势力不断扩张。深受忽必烈信用的王文统，就是李璮的岳父。忽必烈即位后，立即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可见忽必烈对这支割据势力是很重视的。

对于其他各族上层贵族，忽必烈也是把他们争取来加以利用的。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其父苦马鲁丁是布哈拉老赛典赤的儿子，他早在成吉思汗西征时就投靠了成吉思汗，随蒙古军东归，曾任丰、净、云内三州达鲁花赤。蒙哥汗时，赛典赤赡思丁在燕京行省任事，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畏兀儿人廉希宪、河西人高智耀，都是接受汉文化很深的少数民族，也受到忽必烈的重用；武将阿里海牙是畏兀儿人，忽必烈在“潜邸”时，即充任宿卫，后来随忽必烈进攻南宋，屡立战功。

忽必烈联合汉族和其他各族地主阶级，其目的：一是学会统治之道，一是扩充军事实力。学会统治之道是势在必行，否则社会就不安定，政权就不巩固。所以，他不仅自己学习汉文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3]，还要其他蒙古贵族跟着学。他的儿子真金太子，“少从姚枢、窦默受《孝经》”[4]，后来当中书左丞的阔阔，原是忽必烈在“潜邸”时的近侍，忽必烈让他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5]。就这样，从漠北“潜邸”，到主管漠南汉地，这短短十余年间，忽必烈已经逐渐成为懂得汉法，决心“变易旧章”的新封建统治者，成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