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仁授受与英宗之立
武宗登位与财政危机的加剧
元成宗曾立其子德寿为皇太子，但德寿早死，帝位的继承人显然也成了问题。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由于原来镇守漠北的宁远王阔阔出“怠于备御”，元成宗乃命其侄海山（答剌麻八剌子）去阔阔出军中代领其职，于是海山就成了漠北镇边亲王，取得了军权，为其后来的争夺帝位打下了基础。
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春正月，成宗死，立刻又爆发了帝位之争。争夺帝位的一方是安西王阿难答，支持者为皇后卜鲁罕、左丞相阿忽台等人；另一方是怀宁王海山及其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支持者有右丞相哈剌哈孙等人。
元成宗死后，安西王阿难答、左丞相阿忽台等力图以成宗晚年即“居中用事”的卜鲁罕皇后“垂帘听政”，进而推阿难答即帝位，并定于三月三日发难[39]。时右丞相哈剌哈孙密遣使北迎海山于漠北，南迎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怀州（今河南沁阳），并“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不听，文书皆不署”[40]，“守宿掖门凡三月，密持其机，阳许之”[41]。适值海山自漠北遣使脱脱计事京师，哈剌哈孙乃令其急还漠北，报告海山，然卜鲁罕皇后已密谕通政使止其驿马。幸脱脱之兄阿沙不花与通政院事察乃相商，更改文书日期，“作先日署文书给驿马去”。这样通政使查问也无话可说，脱脱因得乘驿回至海山处[42]。海山在漠北，距大都路远，爱育黎拔力八达先到大都，哈剌哈孙乃夜遣人以告：“怀宁王远，不能猝至，恐变生不测，当事先而发”。于是比阿难答等预定发难的日期提前一天，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卫士入内，执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难答等，“责以乱祖宗家法”，杀之[43]。这时，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帝位，但他因其兄海山掌军镇漠北，不敢造次，于是先以监国名义掌握政权，遣使去迎接海山。海山已做好南还夺取帝位的准备，他在和林就召集诸王驸马等商议此事。其母答己信阴阳家之说，谓海山即位运祚不长，遣近臣将此语告海山，海山大为不满，对其亲信康里脱脱说：“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符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44]。当即遣使以此意告其母，并率部下精兵分三路南下。答己大惊，急遣使者回报，请他速来。前所遣使者阿沙不花从京师至漠北，也向海山说明了安西王谋变始末和仁宗监国“以备他变，以待陛下”的情况。海山觉得情况确切，乃于大德十一年五月到达上都[45]。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母亦至上都，母子三人相会后，大会诸王。废成宗后卜鲁罕，将她出居东安州，赐死，执阿难答同伙诸王明里铁木儿，送上都，亦赐死。海山即皇帝位，是为武宗。
武宗即位后，对“平定内难”有功的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当然也不能亏待，于是在同年六月，就将其弟立为皇太子，以确定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
武宗的奢侈、挥霍更超过成宗，即位之初，下令对诸王、宗亲、勋臣的赏赐遵成宗即位时“所赐之数赐之”。根据当时的财政状况，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成宗即位之初，“承世祖府库充富”，故能大加赏赐，尚且引起财政困难；而当他即位之时，府库充富的条件早已不存在了。武宗朝会赏赐的结果，搞得“两都所储已虚”，而已给者尚不及总数之半[46]。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山仍是挥金如土，如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九月，他为买怯来木丁所献宝货，无现钞，乃“敕以盐万引与之，仍许市引九万”。中书省臣认为如此做法是“徒坏盐法”，他却说“此朕自言，其给之，余勿视为例”。中书省见他这样不顾一切的崇尚奢侈，不得不于同年十二月奏请他说：“经费浩大，其收售宝货，权宜停罢”。实际上，在武宗即位后的第四个月（大德十一年九月），中书省臣就说“帑藏空竭，常赋……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二百七十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指出了严重的入不敷出。
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正月，江南有绍兴、台州、庆元、广德、建康、镇江六路大饥，“死者甚众，饥户达四十六万有奇”；中书省当时指出：“近百姓艰食，盗贼充斥”，说明老百姓到了无法活命而起来造反的地步。灾荒之余，随之而来的是疫疠大作，同年九月江浙一带的情况就是这样，“死者相枕籍。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有不忍闻”。至大元年的财政状况更为困难，这年二月就出现了严重危机，中书“计无所出”，只得奏请动用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造成财政困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大兴土木，诸如“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为诸贵人营私第”等等，搞得军民不得休息。同年十一月，中书省臣又一次惊呼“廪藏空虚”[47]。
武宗为首的元廷为了寻找摆脱财政困境的办法，乃重新采用忽必烈时的老办法：立尚书省以经理财用。早在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就下诏立尚书省，“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任尚书省，仍俾其自举官属。命铸尚书省印”。当时御史台臣提出不同意见说：“至元中阿合马综理财用，立尚书省，三载并入中书。其后桑哥用事，复立尚书省，事败又并入中书”。“顷又闻为总理财用立尚书省，如是必增置所司，滥设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也，且综理财用，在人为之，若止命中书整饬，未见不可”。武宗说：“此三臣愿任其事，姑听其行焉”[48]。表明了这一诏令未得到充分的实施。到了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八月，在乐实等人的策划下，尚书省正式开张，搭起了一套班底，“以乞台普济为太傅、右丞相，脱虎脱为左丞相，三宝奴、乐实为平章政事，保八为右丞，忙哥铁木儿为左丞，商议尚书省事，诏告天下”。尚书省所用的六十四名官员，“其中宿卫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历仕者有之”。可谓五花八门，这套用人政策，完全是袭阿合马、桑哥之法。尚书省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变更钞法，于同年九月发行“至大银钞”，以“至大银钞一两準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这样就使至元钞大为贬值[49]，蒙受损失的却是广大老百姓。第三次尚书省的设立及其变更钞法并未能医好武宗朝的不治之症，财政赤字更加严重！就在行至大钞以后的二十天，尚书省臣就说：“今国用需中统钞五百万锭，前者尝借支钞本至千六十万三千一百余锭，今乞罢中统钞……仍拨至元钞本百万锭，以给国用”。财政赤字数，创元朝建立以来的纪录。尽管这样，主持尚书省的脱虎脱、三宝奴等人，还是备受武宗恩宠，如至大三年二月，赐三宝奴“答剌罕”之号，封乐实为齐国公；同年六月，脱虎脱和三宝奴成了“总治百司庶务”、独揽尚书省大权的显赫人物，并获得了武宗赐予他们“珠衣”的崇高恩遇。这批人凭着武宗的信任，进而干预宫廷内政，至大三年，三宝奴劝武宗重新立己子为皇太子，后经右丞相康里脱脱反对，始维持原状，“三宝奴虽不以为然，而莫能夺其议”[50]。三宝奴等的所作所为，直接触犯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利益，且后者信奉儒术，视三宝奴等为异端，相互间的矛盾必然加深。
仁宗继统和儒术的再利用
元武宗在位不足五年（一三〇七年至一三一一年），至大四年正月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皇位，是为仁宗。(https://www.daowen.com)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武宗有着不同的经历，他自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三月出生以后，先是居住大都，在其未出阁前，与其兄海山同以“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的汉族名儒李孟为师，接受儒术的熏陶。大德九年（一三〇五年）十月，成宗后卜鲁罕居中用事，令与其母答己一同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在他谪居怀州的数年中，汉儒李孟仍随从，为之讲述“尧、舜之道”、“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意。这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有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曾握拳对群臣说：“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51]。表明了他对儒术的重视。爱育黎拔力八达被认为是既“通达儒术”，又“妙悟释典”的封建帝王，他曾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52]。当他出居怀州之初，就对吏弊深恶痛绝，“欲痛铲除之”[53]。在其为太子时，就重视人才的培养，曾于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五月，请将成宗始建而一直未成的国子监学建成，得到武宗的同意。
至大四年正月十日，武宗死后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即宣布罢尚书省，其班底中的主要成员，如：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右丞保八，左丞忙哥铁木儿，参政王罴等，均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命中书右丞相塔思不花、知枢密院事铁木儿不花等参鞫。十四日，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均被诛杀，忙哥铁木儿被杖流海南。短短几天中，尚书省的主要成员就被爱育黎拔力八达一网打尽，动作之快是少见的。时人刘埙有七律一首，专讥三宝奴被杀，其前四句是：“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奴才自许齐三宝，主寿谁能保万年”[54]。
武宗时的尚书省及其骨干被铲除后，爱育黎拔力八达接着就召世祖朝谙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平章程鹏飞、董士选，太子少傅李谦，少保张驴，右丞陈天祥、尚文、刘正，左丞郝天挺，中丞董士珍，太子宾客萧斟，参政刘敏中、王思廉、韩从益，侍御赵君信，廉访使程钜夫，杭州路达鲁花赤阿合马等人来到京师，“同议庶务”，初步组成中书省班子，这些人中的李谦、尚文、萧
、王思廉、程钜夫等又均系当时知名的儒臣。又任命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以太子詹事完泽和李孟并为中书平章政事[55]。在完成了对中央政府机构人员的重大更换之后，爱育黎拔力八达才于同年三月正式即皇帝位。
仁宗即位后，首先重视人才的选拔。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年）夏，他常与中书平章政事李孟讨论用人之方，李孟说：“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盛。今欲兴天下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也”。仁宗深然其言，决意实行科举[56]。同年十一月，颁《行科举诏》，规定了考试的重点和录取的标准，诏书说：“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诏书又明确规定科举的目的是：“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57]。表明他决心利用儒术进行统治。在他统治期间，曾分别于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和五年（一三一八年），通过廷试，共得进士一〇六人[58]。有关延祐科举的详细情况，见本书第四章。
仁宗朝的另一建树是纂修《风宪宏纲》，此即《大元通制》的前身。据《元史·武宗纪》载，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中书省臣就向武宗上言：“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雠归一，遵而行之”。并说，世祖时就曾有过相应的诏旨，但至今尚未实行。至大二年九月，尚书省臣又奏请将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武宗对这两次奏请均表同意，但并未付诸实行。仁宗即位之初，即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事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亦汇辑成《别类》。书成于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59]。
仁宗一朝的政事，受到其母答己太后及右丞相铁木迭儿的严重干扰，特别在对待铁木迭儿的态度上，仁宗越来越表现得软弱无能，反映了他本身的局限性。铁木迭儿与答己太后相勾结，处处受答己的庇护。早在武宗至大年间，他任云南行省左丞相时，因擅离职守，本有旨诘问，结果由答己出面，将他庇护过关，改为“得贷罪还职”。在元武宗死而仁宗尚未及即位之际，太后答己就从兴圣宫下旨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过了一个月，仁宗即位，对母后旨只能照此办理，于是，上年还是“贷罪还职”的铁木迭儿就一下平步青云，跃上了中书右丞相的宝座，也是在仁宗所组的中书省班子中掺入了一名异端分子。铁木迭儿居相位两年，即“得罪斥罢”，乃“更自结徽政近臣，复再入相，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60]，元仁宗乃以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寻拜平章政事、稍牵制之”[61]。而仁宗本人，“亦素恶铁木迭儿，欲诛之。”[62]由于铁木迭儿的“奸贪不法”，导致了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合对他进行弹劾，当时以中书平章政事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上都留守贺伯颜（贺胜）三人为首，列举铁木迭儿罪恶：“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取晋王田千余亩”，“受诸王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受杭州永兴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五十两”，其“诸子无功于国，尽居显贵，纵家奴陵虐官府，为害百端”等等[63]。元仁宗见了奏章后，大为震怒，下诏逮问。“铁木迭儿走匿太后宫中”，“有司不得捕，仁宗不乐者数日”，最后还是太后答己出面，使仁宗对铁木迭儿无可奈何而仅夺其印绶，罢其相位而已[64]。这实际上是一次仁宗与权臣两个派系之间的较量，其结果实质上仍然有利于权臣一方。所以仅仅事隔两年，到了延祐六年四月，铁木迭儿又改头换面，以太子太师的身份重新登台。于是又引起了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对他的联名弹劾，认为他“逞私蠹政，难居师保之任”，但结果仍“以太后故，终不能明正其罪”[65]。这是仁宗一方的又一次失利，也是仁宗的愈益软弱所致。
元仁宗时统治集团内部的另一个斗争，表现在皇太子的人选问题上。如上所说，元武宗在立其母弟仁宗为皇太子时，曾经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承”，就是说，仁宗之后，仍当以次传位于武宗的儿子[66]。可是等到武宗死，仁宗即位之后，于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春，议建东宫时，表面上说是丞相铁木迭儿“欲固位取宠”而主立仁宗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67]，实际上，仁宗及其皇后弘吉剌氏也有意立己子硕德八剌[68]而不立武宗之后，又加之仁宗之母答己太后认为硕德八剌比武宗长子和世㻋更为柔懦，易于控制，也力赞此举；事情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周折，终于在延祐三年冬十二月，年仅十三岁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69]。这是仁宗、太后与铁木迭儿三股势力暂时利益一致所造成的结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且不使武宗之后将来起而争夺帝位，于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十一月，乃先将武宗长子和世㻋封为周王[70]，并令其出镇云南。在和世㻋赴云南的途中，行至陕西延安附近，当年武宗时的一些旧臣皆来会，商量对策，结果和世球率领部属自河中西行，逃至北边金山，他得到察合台后王的支持，居金山之西十余年，积聚了一些军事力量。[71]
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年）正月，仁宗死。三月，其子硕德八剌即位，是为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