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蒙古侵宋战争
南宋恢复汴洛的失败
王檝使宋约共攻金的商议内容不得而知。宋使邹伸之于甲午（一二三四年）二月才到达窝阔台行帐，有宋人记载说，他申述通好之意后，“北朝从之，仍许以河南归本国”[125]，其他文献未见有此明确之约，仅真德秀《甲午二月应诏上封事》中提到“或谓人以河南归我，而朝廷因有经略中原之谋”[126]。此时邹伸之还远在蒙古，而宋人已有此传闻，疑出于王檝虚诳之词。灭金后蒙古军主力北撤，南宋朝廷有些人就想乘机出兵收复河南故土，不顾此举与陈、蔡为界之约相违，遂成为蒙古归罪南宋先启兵端的理由。
同时，宋理宗及主张出兵的大臣们对蒙古的扩张政策没有足够认识，对这次将要面对强敌的重大举动，决定得十分草率。当时正是南宋国虚民贫、边备欠修、军旅不振之时，而且两淮、荆襄地区兵后生产未复，使出师北向缺乏近便的粮饷取给。这些情况都说明出师是有困难的，因此就更需要作充分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准备。但南宋统治集团却寄托成功于侥幸，幻想蒙古不重视河南地，打算趁蒙古军喜寒苦暑时，轻易取得胜利。因此这次出师政治上的动员不足、粮饷储备不足、军事准备不足，造成以单薄之师深入的形势。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甚深，许多人不仅不支持此举，反而幸其失败、故意阻挠。以上这些情况注定了入洛之师的失败命运。
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六月，邹伸之使团尚未回到本境，庐州知州全子才就奉诏率军万人至汴，汴京人立即举事响应，杀蒙古所置长官崔立降宋；赵葵统淮东军五万由滁州取泗州，趋汴会合。由于没有严密的计划，粮饷又不继，在汴迁延了半月，才派一部分军队，持五日粮先行西进，洛阳人民也开门迎纳宋师。但当时河南经过数年战乱残破已极，所复州县都是空城荒地，兵食无所因，西进之师军食大竭，士气松懈，毫无警惕。而这时，蒙古却已在诸王大会上决定了大举南侵计划。屯兵黄河的蒙古都元帅塔察儿，闻宋军入汴洛，即遣大将刘亨安进攻洛阳。洛阳宋军虽进行了英勇抗战，但因乏粮，终难坚守，只得弃城而回。在汴京的赵葵等军，也因史嵩之不致饷粮，士兵又多为蒙古军所决黄河水淹死，遂引还。入洛之师宣告失败[127]，而野心勃勃的蒙古大军也立即逼临国境了。入洛之师败后，南宋统治集团不是研究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却交口斥责，从轻敌变成了畏敌，“颓惰废弛，亡复自奋”[128]，于是又把希望寄托于和议，企图以屈辱求和保全了。
一二三四年底，蒙古一面准备着军事上的进攻，一面派遣王檝为使来宋责起兵之端。这次的使节已经不是以前通好请兵的使节，而是持端平入洛为借口，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怀“嗜利无厌”之心，“挟昔年金使例册自随，欲以取必于我”[129]，向南宋进行威胁要索的使节了。此后双方议和之使虽在往来，而蒙古铁骑却已踏入宋境。
窝阔台时期的侵宋战争
一二三五年，蒙古军分两路进攻南宋。东路军由皇子阔出（一作曲出）、诸王口温不花（别里古台子）、国王塔思等统率，汉军万户张柔、史天泽等从征。八月，蒙古军入唐州，宋将全子才弃军遁。十月，阔出亲统大军攻陷枣阳，遂引兵西掠襄阳、邓州等地，取光化（今湖北光化县北）；塔思分统一军南下攻郢州（今湖北钟祥），城坚，守军顽强抵抗，蒙古军不能克，乃大掠人民、牛马数万而还。一二三六年，襄阳宋将叛降蒙古，城中所储粮食、军器、金银极多，尽为蒙古所得；张柔军攻下郢州。冬，塔思军至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二州，蕲州守臣献金帛、牛酒乞免杀掠，遂转掠六安县境后北归。同年，随州、德安（今湖北安陆）、荆门、江陵诸州府都遭到蒙古军的抄掠。一二三七年，张柔奉命进屯郢州东境之曹武，攻破洪山诸寨；冬，口温不花、塔思等复统兵南下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张柔率军来会，与史天泽并力攻城，破之，又进取随州、复州（今湖北天门），略地再至蕲、黄。蒙古军攻黄州，城上矢石射下如雨，守军还乘船出击敌人，复得孟珙引兵来救，蒙古军受挫，撤围走；由此进至安丰（今安徽寿县），使八都鲁军拼死攻城，守将杜杲率军奋勇拒守，且遣兵夜出斫营，池州都统制吕文德亦突围入城增援，蒙古军屡攻不克，引退。一二三八年初，塔思率一军至安庆府（治今安徽潜山），守臣弃城遁，居民多逃避于江东，蒙古军抄掠后北还。秋，察罕、张柔复率蒙古、汉军攻取寿（今安徽凤台）、泗（今江苏盱眙西）等州，时淮东、西宋军屯戍相望，斥候甚严，蒙古军每前进一步，都遇到激烈抵抗；察罕以大军围庐州（今合肥），被宋将杜杲击退，攻滁州亦久不下，张柔在攻城时被飞石击伤，最后虽攻下滁州城，但宋援兵继至，出击蒙古军获胜，察罕等被迫领兵退出宋境。同年，宋荆湖制置使孟珙出兵恢复了襄阳等地。
蒙古侵宋的西路军由皇子阔端、都元帅达海绀卜等统率，汉军万户刘黑马等从征，进取四川。一二三五年末，阔端兵至巩昌（今甘肃陇西），归降蒙古的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率所部军从攻蜀。蒙古军攻下沔州，围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于青野原，宋将曹友闻率师来救，始解围而还。一二三六年，阔端率主力由大散关南下，取凤州，攻破武休关，入兴元（今陕西汉中），进取大安（今陕西宁强）阳平关，曹友闻率部坚守阳平关，终因救援不至，寡不敌众，全军尽没。另一路蒙古军由宗王穆直、大将按竺迩等率领，取宕昌、阶、文诸州，复陷龙州（今四川江油），遂与阔端军会合，至是年冬，破成都。不久，阔端引兵退回，以按竺迩一军戍沔州、阶州之要地；四川诸州渐次被宋朝收复。一二三八年，达海绀卜、按竺迩等又率军攻入四川，陷隆庆（今四川剑阁）。次年，攻打重庆，继而东下攻万州（今四川万县）、夔州（今四川奉节），孟珙闻报，即分兵屯峡（今湖北宜昌）、归（今湖北秭归）、施（今湖北恩施）诸州以备之，击败东侵的蒙古军，收复夔州。一二四一年，蒙古军复入蜀，破二十余城，进围成都，制置使陈隆之固守十余日，叛将夜开城门献降，隆之出奔被获，蒙古军逼他招降汉州（今四川广汉），隆之反激厉守将王夔坚守，遂被杀；不久汉州城被攻破，兵民惨遭屠掠。其后，遂宁、叙州（今四川宜宾）、泸州、资州（今四川资中）等城也相继失陷。
自一二三五年蒙古大举攻宋以来，荆襄、两淮、四川的许多地区遭到蹂躏。这个阶段蒙古军的南侵，主要在于掠夺财物；同时，在南宋各地军民的抗击下，蒙古军也受到不少损失，多不能在所攻占的地方建立统治。于是，蒙古统治者一面不时遣兵侵掠宋境，一面派使者来宋议和，要索岁币。一二三八年和一二四〇年，王檝又两次奉命出使南宋，但未能达成和议。一二四一年，又遣月里麻思使宋议和，被宋将扣留，囚禁于长沙。这时，南宋以孟珙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招兵置军，中原人民多来归，襄樊又恢复了原先的重镇地位；一二四二年，又以保卫两淮屡立战功的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恢复被占的一部分州县，改革弊政，安抚遗民，招聘贤才，择险要之地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等十余城以为各州治所，移兵戍守，并出兵收复汉中地区，但没有成功。正在南宋边防逐渐趋于完固之时，腐朽的统治集团却又自毁长城，孟珙于一二四六年因朝廷不许他收纳中原降人，忧愤而卒；一二五三年，余玠也因宋理宗听信权臣诽谤，下诏召他回朝，遂被迫自杀。(https://www.daowen.com)
蒙哥时期的侵宋战争
一二五一年蒙哥即位后，命忽必烈统蒙古、汉军镇中原，并负责征服南宋[130]。谋士姚枢向忽必烈献策，总结了自窝阔台遣二太子征宋以来的失计之处，指出虽然年年用兵淮、蜀诸地，但“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以致南方之人不愿降附，且造成“城无居民，野皆榛莽”的情况。他建议改变策略，将前此秋去春来、专事掳掠之兵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俟粮储广积，边备充实，然后大举攻宋，则宋可灭[131]。忽必烈完全采纳姚枢的建策，奏准置河南经略司于汴，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等主之，营屯田于唐、邓，并修完所占枣阳、光化、均州等城堡，与襄樊对峙，为经久之计。后受关中封地，又立宣抚司于京兆，命张文谦等主之，着力恢复生产，改革弊政。忽必烈向蒙哥提出先取大理以包抄南宋的计策，并亲统大军南征。路经临洮时，复命四川镇将、巩昌便宜都总帅汪德臣修治利州等城，且屯田，以为取蜀的准备，于是蒙古军城利、沔、阆诸州，且耕且守，巩固了所占四川之地。张柔亦奉命自杞县移镇亳州（今安徽亳州），率汉军立城置戍，沟通诸州粮运，遣将分屯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逼两淮。经过这一番经理，攻宋战争有了坚固的后方基地，可取得兵源和粮饷的补给，蒙宋对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一二五六年，诸王移相哥（即亦孙哥，拙赤合撒儿子）、驸马帖里干[132]等一批蒙古贵族出于掠夺的欲望，向蒙哥请求出兵攻宋。蒙哥企图通过征宋建立可与父祖相称的功业，同时可能还带有与忽必烈争夺中原汉地控制权的动机，乃决定亲征。次年春，下诏命诸王、诸将出师征宋；因忌忽必烈在中原的势力，“遂解兵柄”[133]，左翼军改由诸王塔察儿（斡赤斤孙）统率，诸王移相哥、察忽剌（合赤温孙）及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鲁、忙兀五投下贵族从之，攻荆襄、两淮；蒙哥自统右翼军，右手诸王及弟末哥、子阿速歹等从之，取四川。汉地诸侯军分属左、右翼从征。九月，蒙哥统兵南下，以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
自蒙哥下诏征宋，四川的蒙古军更积极采取攻势，进逼宋军所守诸城堡。一二五七年，纽璘率一军自利州南下，过大获山，出梁山军（今四川梁平），直抵夔门；次年初复引兵西上，欲与屯兵成都的蒙古军会合，四川制置使蒲择之遣安抚刘整等率军据遂宁截之，为纽璘所败，蒙古军遂长驱至成都。二月，蒲择之命杨大渊守灵泉（在成都东南），自统兵攻成都，纽璘率军出战，击溃宋军；进围云顶山城，守将降，蒙哥遂以纽璘为都元帅。四月，蒙哥驻夏六盘山，时随征军四万，命分三道入蜀。七月，蒙哥统中军由六盘出发，入大散关，至汉中，汪德臣来见，即以为先锋。十月，渡嘉陵江，进驻剑门，遣兵攻下苦竹隘。十一月，破长宁山城；进攻大获山（今阆中县东北），守将杨大渊降。十二月，降青居山（今南充市南）、大良山（今仁寿县境）等城。纽璘在蒙哥入蜀时，即留刘黑马等守成都，率军取马湖，趋重庆；冬，复奉命率步骑五万，战船二百艘从成都东下，水陆并进，蒲择之遣兵拦阻，被打败，遂至涪州（今涪陵），造浮梁，封锁江面，以堵截南宋援蜀之兵。一二五九年初，蒙哥遣降人至合州钓鱼山招谕，守将王坚不从，执其人杀于阅武场，激励士卒坚守。二月，蒙哥亲统大军围攻钓鱼山。这时，巴州（今四川巴中）、渠州山城都已被攻破，蓬州（今四川蓬安北）、广安等州军守将投降，诸路蒙古军齐集攻城。王坚率军奋勇拒守，蒙古军连攻五月不克。新任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引兵西上，突破涪州江面浮梁，进入重庆，随即率战船千余溯嘉陵江而上，救援合州，但因遭到史天泽军的阻击退回。合州军民在孤立失援的情况下，仍坚持抗战，汪德臣至城下说降，几为飞石击中，得疾死。七月，蒙哥病死军中（或谓系被飞石击中，不治而死），蒙古军解围北还。
塔察儿率东路军于一二五七年秋进围樊城，连月不克，退回。塔察儿只热衷于掳掠财物，恣情享乐，军纪不严，在此后一年多的战争中，竟一城未取，毫无战功。蒙哥大怒，遣使斥责，诸王亦多不满，责他只忙于吃喝[134]。到一二五八年十月，蒙哥不得不请忽必烈出来统率蒙古、汉军攻宋。忽必烈早有取中原地、建立王霸之业的大志，在遭忌罢兵闲居期间，日日与幕下儒士商议大计，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135]。现在蒙哥命他再出领兵，正是时机已到，便欣然从开平南下。一二五九年春、夏，他并不急于进取，先会诸王于邢州，将兵权接收过来；接着又征召东平严实幕下的著名儒士宋子贞、商挺、李昶、相州隐士杜瑛等访问得失及取宋之计。秋，率军进发，先以赵璧为江淮荆湖经略使，命杨惟中、郝经等人宣抚江淮，并遣人赴军前整饬军纪，军士有犯法者即斩之，于是诸军凛然，无敢犯令。其亲信幕僚刘秉忠、张文谦等从征，复建言不可嗜杀，忽必烈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进入宋境后，即下令军中，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人民悉纵还。
八月中旬，忽必烈至汝南（蔡州，今河南汝南），获悉蒙哥之死，仍挥军南下，渡过淮河，分兵并进，至黄陂（今湖北黄陂县北），抵江岸。九月初，末哥从合州所遣使者至，报告了蒙哥的死讯，请他北归。忽必烈认为既已南下，不能无功而返，乃决定继续进兵取鄂州（今湖北武汉），遂令诸军三道并进，突破南宋长江防线，强渡至南岸，包围鄂州城。忽必烈亦从阳逻堡渡江，驻南岸浒黄洲，亲自督师。南宋朝野震恐，内侍董宋臣甚至请理宗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之。鄂州守将张胜、高达等奋勇拒战，吕文德从重庆率师东下援鄂，冲破蒙古军的阻截，乘夜突围入城，于是城守益坚。贾似道屯兵汉阳为援，复移军黄州，扼守长江冲要。蒙古军围鄂二月，不能破。
十一月，忽必烈的妻子遣使急驰至军前，报告阿里不哥已遣阿兰答儿等调兵于漠南北，行将称帝，谋士郝经遂劝忽必烈立即北还争位。这时，贾似道适遣使请和，忽必烈乃决定与宋议和，率军北归。
兀良合台于一二五八年奉命率蒙古军三千、蛮僰军万人从云南北上夹攻，沿途遇到宋军的顽强抵抗，一二五九年十一月才抵潭州（今湖南长沙）。湖南制置使向士璧极力守御，兀良合台军受阻。忽必烈闻报，派兵接应，始与大军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