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富豪的土地兼并

在蒙古灭金和元灭南宋的过程中，蒙古和元朝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采取了利用和保护的政策，因此，汉族地主阶级在金元和宋元之际，虽然有一部分因改朝换代衰落了，但另一部分降蒙降元的地主不但维持了原有经济地位，而且扩大了私有经济，集中了更多的土地，即所谓“江山易”而“其势不衰”。有的则依靠新的政治势力成为暴发的新兴地主。

一般非官僚地主通过夺取有主民田、伪券夺人田土，趁战乱灾荒贱价收买、霸占战时农民丢下的“荒闲”地、陷害乡邻夺其田宅、恃势收农民为佃等方法，疯狂夺取土地。如：蒙古攻金时期，易州（今河北易县）赵柔“度田数千亩，分赐诸子以给衣食”[24]。这种趁兵荒马乱之际，“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数以万计[25]。南方也是如此，“亡宋各项系官田土，……归附以来多被权豪势要之家影占以为己业，佃种或卖与他人作主”[26]。富豪围江湖为田的情况也很严重，如黄河“涸露旧水泊汗池，多为势家所据”，吴松江被势家豪强“租占为荡、为田”，淀山湖“为势家绝水筑堤，绕湖为田”，练湖周围亦为豪势之家筑堤，“围田耕种”[27]，虹县东朗湖被“淮东富民，涸泽为田。”[28]甚至芍陂、洪泽等屯田也为豪右占据[29]。这种强取土地的现象在元代是始终的。

江南大地主“每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30]的不在少数。松江的大地主，青龙有任仁发家，小贞有曹梦炎家，下沙有瞿霆发家，他如张堰杨家，陶宅陶家，吕巷吕家，祥泽张家，干巷侯家等。其中曹梦炎占有淀山湖湖田九十三围，共数万亩，“积粟百万，豪横甲一方，郡邑官又为之驱使”，“北人目之曰‘富蛮子’”[31]。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曹梦炎还“愿岁以米万石输官，乞免他徭，且求官职”[32]。可见其资产之雄厚。瞿霆发与之不相上下，“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浙西有田之家，无出其右者”，人称“多田翁”[33]。昆山大地主有筛谷浜曾家，界溪顾家。曾家收租非常苛刻，农民必须在曾宅河畔把谷子筛净，农民愤怒地把这条河称为筛谷浜；顾家则以园林馆阁之盛闻名[34]。常熟有芝溪虞家、福山曹家、半州徐家。曹家盛时岁收租谷三十六万石[35]。无锡有江、虞、强、邵四姓，“富甲一郡”；而倪瓒与松江曹梦炎、昆山界溪顾仲瑛三家“声华文物，可以并称”[36]。平江富户最多，有张、吴、顾、陆四大姓，又有钟、朱、郭、袁等豪民，元末有沈万三，“为江南富族之甲”[37]。

全国其他地方处处有富豪。山西繁峙王家，“田园沃壤，水陆之利甲一州”[38]；河北真定关家，“于乡有田千亩，岁收万钟”[39]；河南洛阳董氏，占田千亩，“积粟万钟”[40]；山东东平王家，在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时一次出米千余石、布五百匹赈济闾中贫民[41]。南方浙江兰溪姜氏，“以资雄于乡，环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42]福建崇安“大家之田连跨数都，而细民之粮或仅升合”，“大家”与“细民”户口之比为一比八，占有土地面积之比却为五比一[43]。(https://www.daowen.com)

南北各地的大地主不仅占有着广大土地，而且还仗势经营着邸店、商铺、作坊、质库、船舶运贩等，席卷“水陆之利”。元人郑廷玉在元曲《看钱奴》中描写这些大地主时说：“有万贯家财，鸦飞不过的田产物业，油磨坊、解典库，金银珠翠、绫罗缎匹，不知其数”[44]。这是对当时社会上富豪地主极其真实的描写。

汉族大地主与新进入中原地区的蒙古、色目权贵又不同，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割裂自霸”，横行乡里，“持吏短长”，“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恣纵妄为，靡所不至”，人莫能何！俨然是称霸一方的“土皇帝”。有的世代互为姻嫁，如上举山西繁峙王家，“联姻引戚，莫非乡土大姓”；又如浙东鄞县袁桷家与杨、任三家，“姻娅亦十余传”[45]，彼此攀援庇护，封建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外来的地方小官吏还要仰他们的鼻息，动辄受到他们的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