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蒙古统治者在用武力统一全国过程中，对各地的农业生产破坏是十分严重的。随着战争的逐渐结束，社会秩序的安定，元朝统治者对农业生产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各族劳动人民辛勤的生产斗争，使元朝的农业生产从战争的破坏中开始有所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人口的不断增加、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中原地区和边远地区农业产量的增加和棉花等新农作物的推广上。
人口不断增加
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84]。元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与劳动力的不断增加有关的。
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大量人口被杀戮或饥寒致死，或逃亡流徙，造成人口严重锐减。中统三年时，蒙古政权所辖土地大体与金朝相当，但当时户只有一百四十七万六千一百四十六，以一户五口计，只有七百多万口，比金泰和七年（一二〇七年）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85]，要差得远。至元十三年南宋灭亡后，江南得户九百三十七万零四百七十二，加上至元十一年的北方户数一百九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八，合计为户一千一百三十三万八千三百七十，以平均每户五口计，全国有口约五千多万。这个数字比一二〇〇年前后金和南宋户口数的总和户二千零七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七，口八千一百三十七万七千二百三十六[86]要少得多。以地区而论，历经兵燹后，人口减少得最多的地区是北方的陕西、甘肃和河南北部，如陕西的京兆、延安、巩昌、凤翔等三路一府，宪宗壬子年（一二五二年）时，仅有户八万七千九百六十，河南的汴梁、河南、南阳等二路一府，仅有人户四万零二百一十二，均不到金朝时同一地区人户数的六分之一。
忽必烈即位后，一再发布命令，禁止军队杀戮百姓，灭宋时江南人口的损耗就要小得多。但在南宋臣民反抗的局部地区，人口减少仍相当惊人。如潮州被元军占领时只存七万零七十户，而南宋时有十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三户，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87]。全国统一后，由于元朝统治者执行了招集流亡等重农政策，人口开始逐年增加。到至元二十八年时，全国有户一千三百四十三万零三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至元三十年户数更达一千四百万零二千七百六十。至元三十年的户数和至元二十八年的口数是见于记载的元代最高户口数。但这个数字与实际户口仍有许多差距，因为有些人户（如军户、驱户）不在统计之列，相当一部分区域户口数缺漏，诸王、贵族隐占了大量户口。
元成宗以后，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生产仍处于上升时期，人口有了进一步增加。这一持续上升的趋势，除至大、天历前后全国范围内发生过较大的水旱灾害和帝位争夺的战乱外，一直保持到元顺帝后至元初。估计元代人口最多的年代在元顺帝初期，当超过八千万以上，与金和南宋最高数字的总和差不多。
以某些地方为例，也可证明元代户口数已大致与宋金相等。如镇江，“润为东南重镇。晋宋隋唐，地大民鲜，至宋嘉定间，所统惟三县，而户口之繁视前代为最。北南混一，兹郡实先内附。兵不血刃，市不辍肆，故至元庚寅（一二九〇年）籍民之数与嘉定等。”南宋嘉定年间，镇江有户一十万八千四百，口六十四万四千一百，元文宗至顺年间达户一十一万四千余，口六十五万余（原缺客户人口数，据户数推算补上）[88]。
中原和沿海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元代的农业生产总的来说，不是倒退而是有所前进。当然，有的地区，由于战争的破坏，发展缓慢，有的地区进步较快，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进步最显著。从时间上来说，元朝前期较好，中后期有衰敝的趋势。
蒙古、元与金、南宋长期的战争，使元朝前期农业生产的水平很不一致。北方黄河流域战争破坏最严重，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直到至元年间尚有不少荒地；四川、湖北等长江上、中游及两淮地区，是宋元长期争夺之地，在全国统一后还不及黄河流域恢复得快；南方广大地区原来农业基础较好，又没有经过激烈的战争破坏，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直是农业最发达的地方，继续保持了原来的发展趋势；福建沿海地区、广东南部地区，战争破坏比较严重。这个基础不一致的情况，是元代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附：《元史》中关于元代户口的统计
北方黄河流域在金朝统治的一个世纪内，农业生产已经大大落后于南方，后来又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蒙古灭夏灭金战争，农业生产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但是，随着战争地区的向南推移，由于忽必烈等元朝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王磐说：司农司成立后，“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89]。王恽也说，成立司农司之后，“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90]。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三十多年内，黄河流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水、虫蝗等灾厄[91]。农业生产在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黄河流域地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陕西行省的关中、京兆（今西安）地区，元初安插的大批南驱放良、归顺等户几乎占了原有居民的一半，使这里的劳动力大大增加[92]。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年），元朝把泾水沿岸的牧地数千顷分给贫民屯种，官给牛种田具，岁入粟麦十万石，
稾百万束。后来又把盩厔、泾、邠、乾及安西王属县的闲田设官屯种，使荒地相率利用[93]。据《元史·地理志》及《元史·兵志·屯田》的记载，元代在陕西行省奉元路（今陕西西安）的临潼、泾阳、盩厔、渭南等县，延安路凤翔府的凤翔县，平凉府的平凉县，定西州和镇原州等地，共屯田六千多顷。由于大量荒地、牧场被开垦为耕地，元世祖时关中麦已“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则“年谷丰衍，民庶康乐”[94]。(https://www.daowen.com)
中书省所属山西地区，由于水利建设较好，农业也是增产的。平阳地区原来“地狭人众，常乏食”。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总管郑鼎领导平阳人民“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95]。至元十一年，绛州（今山西新绛）人民导浍河入汾水，灌田二千多亩，使产量提高，亩收达到一钟[96]（每钟合六斛四斗）。所以，成宗时汾晋人民“居常积谷”，间有饥欠年成，亦可避免“流离之患”[97]。余阙也说：“晋地土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之家”[98]。中书省邢州（今河北邢台），原是忽必烈的封地，当时只有民万余户，到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时因人口增加升为府，至元元年又升为路，居民已增加到三万五百户。河北地区为五卫军主要驻地，军屯很兴旺，据《元史·兵志·屯田》，枢密院所辖军屯主要在今河北地区，垦田达一万四千余顷。其中新城县于至元十年至十三年垦田数万亩，收效甚大，“仓庾委积，坻如京矣”[99]。山东为元代农业生产成绩比较显著的地区，登州（今山东蓬莱）农民“垦辟有方”，附近州郡皆以登州为榜样，使“地利毕兴”[100]。
中书省怀庆路（今河南沁阳）于中统二年开凿了长达六百七十七里，流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等五县四百六十三处村坊的广济渠，该渠修建后，“居民深得其利”[101]，到大德年间时，仍“利泽一方，永无旱暵”[102]。中统元年，怀庆路总管谭澄“令民凿唐温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饥。教之种植，地无遗利”[103]。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一年内就开垦了七百余顷荒地[104]。河南地区由于“民日生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使地价上涨十百倍[105]。河南行省所属两淮地区办了不少屯田、水利等事业，洪泽万户府所辖屯田达三万五千余顷，安丰之芍陂可溉田万余顷，至元二十一年仅芍陂屯田收获粳糯二万五千石，至元二十五年以两淮荒闲田给贫民耕种，岁得粟数十万斛，所以“屯田之利，无过两淮”[106]。汉、沔、淮、颍诸水流域的许多农家，由于在新开荒地上“当年多种脂麻等种，有收至盈溢仓箱速富者”[107]。
长江以南地区，总的来说，在南宋的基础上得到了继续发展，但各地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元代的江浙省主要包括今天的苏南和浙江、福建等地区，元末以前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元代每年岁入粮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十石，而江浙一省就达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占三分之一强；夏税钞数以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计，达五万七千八百三十锭四十贯，为江南三省之冠[108]。可见当时江浙地区田亩之多和产量之高。湖州乌程，至元二十七年统计，民户比南宋时增加二万多；大德时，其地“土膏稻粱，岁无乏食，树墙下桑，志足衣食，蒸哉人民，各安一业”[109]。浙西地区，至元十四年至十九年连续丰收。浙东海宁州，至元中，新辟四百四十三顷，出现了“桑柘榆柳，交荫境内”[110]的景象。温州路平阳县，元初“生齿益庶”，故于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升为州[111]。福建的荔枝，“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且“水浮陆转，贩鬻南北”，甚至远销到新罗（在今朝鲜）、日本、大食等地。
湖广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过战争的破坏后也渐次恢复。元朝政府在琼州（今广东海口东南）、雷州（今广东海康）、高州（今广东茂名北）、化州（今广东化县）、廉州（今广西合浦）、衡州（今湖南衡阳）等地设立军、民屯，总计达九百顷[112]。湖广是元代重要的产粮区之一，每年北运的米粮仅次于江南地区。
元代的江西行省主要包括今江西和广东东部，它是元代主要的产粮区之一。元灭南宋时，这里曾遭到战争破坏，但恢复也很快。如潮州，元军占领时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至元二十一年后，由于“翦棘夷道，招集流离”逐渐得到恢复[113]。元朝政府每年从江西行省征粮达一百一十五万七千四百四十八石，占全国各省的第三位；以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计，夏税钞数达五万二千八百九十五锭一十一贯，仅次于江浙省[114]。
四川的农业生产由于受到长期战争的破坏，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至元十九年在籍民户只有十二万，许多州府因“户口凋零，更不设官”[115]。由于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元朝政府在四川行省所设的军民屯田机构达二十九个之多，仅军屯就有二千多顷[116]。
棉花及其他新作物的推广
中国古代的衣着，全靠丝麻，自木棉从外国输入后，部分地代替了丝麻。这是中国古代在穿衣问题上的重大改革。元朝时正在逐步实现着这一改革。
木棉古称吉贝（由马来语转译）或白叠（由波斯语转译），分别由陆路和东南海道传入中国。南北朝时，西域的高昌境内已种植“白叠子”，并织成棉布；东汉时，永昌郡（今云南境）的哀牢人，也种植“花柔如丝”的木棉，并织成“白叠花布”。到宋代时，棉花种植已推广至闽广及陕西地区[117]。
入元以来，棉花的种植进入了发展时期。元初颁行的《农桑辑要》说：“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西，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118]。该书还专门总结了木棉栽种法，以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至元二十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设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119]；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规定江南夏税输木棉、布绢等物[120]，可见元初江南地区木棉不仅普遍种植，而且产量不断提高。全国统一后，江南的植棉技术逐渐传到北方，出现了“江东木棉树，移向淮南去”[121]和“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122]的情景。所以到元朝中后期，木棉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种植了。
此外，西瓜、红花、蚕豆、亚麻等作物也在元朝广泛种植。西瓜“一说契丹破回纥得此种归，……北方种者甚多，以供岁计。今南方江淮、闽、广、浙间，亦效种”[123]。“广州自至元归附后，方有此种。其实圆碧而外坚，其子有三色：黄、红、黑。北客云：瓜凉可止烦渴，过食不为害。其仁甘温。今岭南在在有之，遂为土产。”[124]红花系张骞通西域带回，到元朝时“处处有之”[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