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制定新税法

在乙未籍户和丙申分土分民的基础上，由耶律楚材主持制定了新税法。综合《元史·食货志》和《耶律楚材神道碑》的记载分述如下：

税粮——分两种：一为丁税（或称丁粮），每丁科粟一石（应为二石），驱丁五升（应为五斗），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征。一为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丁税少而地税多的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的纳丁税（此不确，见注）。工匠、僧、道纳地税，官吏、商贾纳丁税[90]。

科差——由当差民户负担。包括两项：一为丝料，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朝廷；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投下，每户共纳丝十一两二钱，属于朝廷的民户也按这个税额交纳。一为银丝杂色。一二三六年税制对税粮、五户丝料之外的其他差发，并未规定征收办法，大概还按旧例，如徐霆所说，一种是“每户每丁以银折纳丝线”，即丁丝；另一种是使臣往来和军马调遣所需粮食器械以及一切公上之用，“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各地长官大抵都仿效史天泽在真定实行的办法，总括征银。《元史·食货志》中说的丝料外的“随路丝线、颜色”，当是指此项剥削，受封的诸王位下也分享一部分。

民户有贫富的差别，事实上不可能按同一税额征税。又当时兵民未分，被签发去当兵的人，仍负担同样赋税，赋役互重。史天泽奏请以中户充军籍，上、下户为当差民户，其赋税按贫富差等为定额。窝阔台接受他的建议，布告诸路，永为定制[91]。史氏在真定实行的办法是：“料民定其等第，赋税之输，豪富者先之，而贫穷者得比末减”。

诸课——商税征三十分之一，盐每银一两四十斤，其他各项仍前。

实际上，人民所受的剥削要比正规赋税更重。乙未籍户时，有的官员为了邀功多报户口，或“以浮客占籍”，到征税时，多逃亡，官吏只好借贷完纳，然后转摊到其他民户头上[92]。乙未籍户后不几年，因灾荒或交纳不起赋税而逃亡的民户就达到三分之一，但赋税仍按旧籍征收，使未逃民户的负担大大加重。后因耶律楚材奏请，才减去三十五万逃户的税额。(https://www.daowen.com)

耶律楚材实行的税制改革，目的是要维护蒙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为此必须稍稍限制贵族们无止境的需索。但这就触犯了他们的眼前利益，因此常常遭到阻挠，“其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十路课税所刚一设立，权贵们就因为分了他们征敛的权，十分不满，怂恿斡赤斤向窝阔台告状。赋税制度虽然推行了，而蒙古贵族则往往不受限制，继续任意要索。特别是在乃马真皇后（脱列哥那）和斡兀立海迷失皇后称制期间，汗位空虚，法度不一，诸王、贵戚们更是遣使四出，征求货财，不知餍足。一二五一年刘秉忠向忽必烈上书指出：“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即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93]。他把人民的沉重负担概括为这三大项，是很确当的。

蒙古灭金以后，就开始了侵宋战争，军马调拨十分频繁，供应军需成为人民最沉重的负担。仅进攻淮南的东路军路过东平，民间供给就费银达二万锭之巨，接近于当时蒙古统治下汉地全境的一年课税。因东平路官的申诉，这笔费用才折充了赋税[94]，可见必有作为税外负担的情况。蒙古军奥鲁随军进入中原，散处州郡间，仅真定路就有数万口。这么多游牧民来到农业地区，“营帐所在，大致驿骚，伐桑蹂稼，生意悴然”[95]，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

蒙古时期，使者特多，这是因为中原汉地被分割成数十块分地，每一家领主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到分地征税。使者们持着金牌、驿券，所过之处，“征求需索，民不堪命”[96]，驿路所经的州县，百姓受到严重骚扰。

当时的州县官吏，一部分是蒙古统治者所派的达鲁花赤等官，大部分是由地主武装头目（世袭诸侯）自命其将校、部属担任。这些人多数出身行伍，不懂得治理民政，甚者专以掊克聚敛为能。由于州县官都是世袭，使他们更可以恃势欺凌人民，非法赋敛[97]。

除了蒙古政府、贵族将校和各地军阀、官吏之外，蒙古统治者的剥削助手——西域商人，也加入了对中原汉地人民的搜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