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镇压李璮之乱

蒙金战争中，金朝那些据地自雄的大地主军阀纷纷投靠蒙古。蒙古统治者为了笼络他们以加强自己的实力，一律“因其旧而令官”[27]，授予行省、领省、大元帅之类头衔，让他们世袭管辖原来的地盘，军民兼管。这些大地主军阀集团头目“尽专兵民之权”[28]，数十年专制一方，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李璮之变就是这样酝酿起来的。

红袄军起义最早爆发于一二一一年，后来杨安儿、刘二祖、郝定等领袖先后牺牲，余部由杨安儿妹杨妙真和李全领导，两人结合后队伍逐渐壮大了起来。但是，马贩出身的李全在攫取了红袄军领导权后即走上了投降道路。一二一八年，李全降宋，一面火并其他红袄军，大量搜括、积聚财宝，一面在南宋和金朝之间要挟，博取高官厚禄。当强大的蒙古军队进入山东后，李全又于一二二六年投降蒙古，以“岁献金币”的条件换取了“山东淮南行省”的官职。他充当了蒙古官吏后，“服大元衣冠，文移纪甲子而无号（当时元朝尚未建立，故无年号）”[29]，军中有蒙古官员监督。他为了向蒙古贵族表示效忠，迫不急待地进行备战。“全造舟益急，至发冢取煔板，炼铁钱为钉鞠，熬人脂捣油灰，列炬继晷，招沿海亡命为水手”[30]，准备攻宋。而把持南宋朝廷的史弥远“犹粮饷不绝”，滋补这个反复无常之徒。苏北射阳湖地区的人民气愤地说：“养北贼，戕淮民”[31]。果然，一二三〇年十月，李全突然发兵攻扬州，南宋军民奋起反抗。次年正月，李全败死。李全死后，杨妙真逃回山东，养子李璮承袭其父益都行省职。

从那以后，李璮“专制山东者三十余年”，在对宋、对蒙的关系上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故伎，或假名攻宋，向蒙古要钱要粮要官，或假名联宋反蒙。但其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尽专兵民之权”[32]。

李璮为了达到割据山东的目的，牢牢不放自己的兵权，“朝廷（指蒙古）数征兵，辄诡辞不至”[33]。一二五八年，李璮攻南宋海州、涟水等城，得涟水相连四城，“大张克捷之功”[34]，以图攫取军功。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即位，李璮果然加封为江淮大都督，又谎报敌情，乘机大修益都城堑，骗取犒赏赐银、兵器等物。李璮发动兵变是处心积虑的，三十余年来，“其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其谋亦深矣。”[35]又与当上中书平章政事的岳丈王文统互为表里，选择时机，发动兵变。

但是，李璮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以为当时忽必烈正忙于对阿里不哥的战争，无力调兵和他交战，不料阿里不哥败得很快，忽必烈迅速抽调主力南下镇压；他以为北方汉族军阀都和他一样，心怀叛志，起兵后即可一呼百应，结果响应者寥寥。中统三年（一二六二年）二月初一，在发动兵变前，他又匆忙与南宋联系，献涟海三城约降，当南宋还在将信将疑之际，他就在初三那天占领益都，发动兵变，不久占领济南。

李璮联宋完全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并非真心实意，尽管南宋给了他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的封号。李璮对南宋有杀父之仇，对南宋的作战他从来是不遗余力的，甚至“杀宋师殆尽”[36]。这次兵变，只是到了事件即将来临时才去约宋，以免受蒙宋夹击，结果南宋只给了一个虚衔，并未真正支援。李璮反蒙后，并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是“民闻璮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37]。虽然李璮曾四出联络，远至山西太原，除了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少数几人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忽必烈得知李璮发动兵变后，立即杀了王文统，发蒙古汉军讨李璮，命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干及万户严忠范会东平，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会滨棣，命济南路军民万户张宏、滨棣路安抚使韩世安，修理城堑，作为应战准备，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不久又派史天泽增援。前往镇压李璮的许多汉军头目都是李璮以为会响应他的诸侯，结果这批军阀反而成了他的镇压者，因为他们知道忽必烈的统治十分牢固，李璮是不会成功的。五月，蒙古军队筑环城将济南围困。“璮自是不得复出。犹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不足，则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至是，人情溃散，璮不能制，各什伯相结，缒城以出”[38]。七月，李璮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大明湖自杀，因水浅未死，“张相公（张宏）差人缚出。严相公（严忠范）首问曰：‘此是何等做作？’李璮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史天泽）问之曰：‘何不投拜？’李璮不答。又问曰：‘忽必烈又甚亏你处？’李璮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砟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39]。这是明代祝允明保存的一分“故牒”（李璮的同党留下的记载）中记下的，可见史天泽匆匆杀璮，事出有因。但是归根到底，多数汉族军阀对忽必烈还是忠诚的，满意的，因为忽必烈并没有亏待他们。(https://www.daowen.com)

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年）李璮余党毛璋再次发动兵变，结果兵败被杀。

李璮之变发生后，忽必烈发现王文统有与李璮的交通信，因而立即将王处死。李璮被镇压后，进一步追查王文统的进身之路。于是曾经推荐过王文统的廉希宪、张易、商挺、赵良弼、刘秉忠等都受到怀疑，其中有些人受到控告，有的从中枢被排挤出来。

与此同时，忽必烈也通过李璮事件竭力消弭产生李璮之变的根子，即迫使地方军阀交出实权和军队。史天泽曾擅杀李璮以灭口，忽必烈虽未严加追究，但形势迫使史天泽等以释兵权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罪过和对忽必烈表示忠诚。史天泽带头请求：“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40]。史氏子弟即日解兵权者十七人。史天泽的姻亲、武卫亲军指挥使李伯祐，以及东平严氏、满城张氏、济南张氏等都先后效法。忽必烈对他们既往不咎，继续予以优容。但，地方军阀的实权剥夺了，分裂和叛乱的隐患消除了。北方汉族地主武装的头目们受到李璮事件的警告，也更加死心塌地地为新王朝服务了，这就是所谓“李璮死而北人绝归朝之志”[41]。

李璮之变被镇压后，忽必烈抓紧时机、因势利导，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主要措施有：削弱私家权力，除本人为官外，其兄弟子侄之为官者罢；解除地方军阀兵权，真定董氏除外；严格执行地方兵、民分治制度，管民官理民事，管兵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罢诸侯世袭，行迁转法；实行易将制，使将不擅兵；置万户府监战，选宿卫士监汉军；取消汉人官僚的封邑。这些措施连同枢密院的设立和中书省的加强，使中央集权制大大牢固起来。

李璮事件也进一步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汉人的疑惧心理，色目人作为蒙古统治者帮手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年），忽必烈正式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42]。从这以后，回回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中央实权渐渐落入阿合马等人手中[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