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上的防制

元朝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在政治上实行多方面的防制。即使是对于作为他们统治全国各族人民有力支柱的汉族封建统治阶级，也是处处防范，给予他们有限的参加政权的机会。《元史·百官志》说，元朝的中央或地方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225]。虽然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但确实反映了一般的情况。

元朝中央统治机构中，总揽全国政务的中书省，掌军事的枢密院，司黜陟监察的御史台，这三个部门的重要正官，非蒙古人不授。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一职，由太子担任。右、左丞相是统六官，率百司最高行政官，中书令缺，“则总省事，佐天子，理万机”[226]。汉人任此右、左丞相的，只有忽必烈时的史天泽和妥懽帖睦尔即位后的贺惟一。史天泽曾率领汉族地主武装为蒙古统治者“躬擐甲胄，跋履山川”，攻占了不少土地，因而成为“元勋宿望”，得到蒙古统治者的信任；贺惟一任中书左丞相前，元朝蒙古统治者即特赐他蒙古姓氏，改其名曰太平，说明他亦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充分信任。枢密院的最高官员是枢密院使，亦由皇太子兼领此职，《辍耕录》称“惟皇太子立，必兼中书令、枢密使”[227]。而掌实权的知枢密院事及同知枢密院事，终元之世，无一汉人担任，“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228]。当然汉人没有资格任此要职了。御史台的最高官员为御史大夫，这一权力也从未落入汉族地主官僚之手，所谓“台端非国姓不以授”，只有汉人贺惟一于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的一个例外，还是蒙古统治者专为他赐了蒙古姓而改其名才担任此职的[229]。各道廉访司也必择蒙古人为使，蒙古人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补充，其次才参以色目、汉人。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四月，元朝最高统治集团曾对此做了明文规定[230]。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曾下诏御史台，“凡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各一人”[231]。即使是如此，汉人能充任此职的，也仅及六分之一。至于地方统治机构路、府、州、县，均设有唯蒙古人、色目人才能担任的达鲁花赤执掌实际权力。至元二年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232]。元朝统治者曾三令五申严禁和革罢汉人、南人、女真、契丹人充任达鲁花赤，至元五年、六年、十六年都有禁令下达，大德八年（一三〇四年）三月，元成宗铁穆耳下诏：“诸王、驸马所分郡邑，达鲁花赤唯用蒙古人，三年依例迁代，其汉人、女真、契丹名为蒙古者皆罢之”[233]。大德十一年江南行台发下福建廉访分司的一个文件说：“近据江西道申察，知建昌路南城县达鲁花赤伯颜系是南人，问得本人姓黄祖太，所招情词即系违制，拟合革罢”[234]。即是地方执行元朝最高统治者诏令的实例之一。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元朝统治者又重申：“各投下多是汉儿、契丹、女真做蒙古人的名字充达鲁花赤，今后委付蒙古人者，若无呵，于有根脚色目人内选用，钦此！”[235]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元朝政府又再次规定，“有姓汉儿达鲁花赤追夺宣敕，永不叙用”[236]。可见，元朝蒙古统治者，对于各级地方统治机构和各投下的掌实权的达鲁花赤一职，是严禁汉人、南人充当的。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当遇地处南方，条件艰苦，蒙古人不愿和不敢去赴任达鲁花赤时，蒙古统治者就让汉人去充当了。至元二十五年十月，湖广省就遇到这种情况，“左、右江口溪涧蛮僚，置四总管府，统州、县、洞百六十，而所调官畏惮瘴疠，多不敢赴，请以汉人为达鲁花赤，军官为民职，杂土人用之。”“就拟夹谷三合等七十四人以闻”[237]，蒙古统治者也就同意了。

元廷的宿卫都是蒙古贵族及近幸之属，是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亲信，他们出仕，不需循资援例，而可“待以不次”[238]，只要中禁一纸命令，便可躐等升迁，破格任用，中书仅是奉行制敕而已[239]。这些人尽管“生来一字都不识”[240]，但却位置省台要职。但由宿卫入仕之途，决非汉人，南人所能通达，因元朝蒙古统治者禁汉人、南人充当宿卫；即使有诸汉人、南人投充宿卫，总宿卫官加以收纳了，亦要遭到蒙古统治者的治罪[241]。(https://www.daowen.com)

自唐宋以来，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一向是以科举作为参加政权的主要途径，故儒多不屑为吏，一心专攻科举业务。元朝统一中国后，罢废科举，闭塞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入仕之途。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年）科举才始恢复。但蒙古统治者在考选人才上又制造了种种民族不平等：在考试科目方面，规定蒙古、色目人仅考二场，而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元制又规定：如“蒙古、色目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242]；在发榜方面，则蒙古、色目为一榜，而汉人、南人为另一榜；在录取名额方面也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分明是汉人、南人参加考试的人数要比蒙古、色目人应试的人数为多，但四种人录取的名额却一样，本书第四章科举制度一节已有详述。汉儒入仕之难引起许多士大夫的不满，时人陈高在其《感兴诗》中哀叹道：“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243]加上朱思本所说的“儒生心事良独苦，皓首穷经何所补？胸中经国皆远谋，献纳何由达明主？”[244]这些确实是当时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境遇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