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韦—达怛各部的西迁及其分布
七世纪上半叶蒙古高原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室韦人非常有利。强大的东突厥政权衰微了，漠北铁勒各部首先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于公元六二九年建立了以薛延陀部首领为盟主的政权。与此同时，奚、契丹和室韦也相继脱离突厥统治，归附唐朝。六三〇年，东突厥政权为唐所灭，漠南地区统一于唐。漠北的薛延陀政权只存在了十八年（六二九至六四六年），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其势力，就在回纥和唐的攻击下灭亡了。于是铁勒各部也一起归附唐朝，唐朝政府各因其地设置了六都督府、七州，即以各部首领为都督、刺史，置燕然都护府统辖之。其中回纥部的势力最大，据有仙娥河（今色楞格河）和嗢昆河（今鄂尔浑河）流域；仆骨、同罗、多览葛、拔野古、契苾、浑、阿跌等部，分布在独乐河（今土拉河）以北和以南以及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上游一带；回纥之西则是葛逻禄、拔悉密等部。唐朝采取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回纥等部首领基本上也恪守唐朝的规定，漠北地区在数十年中比较稳定，没有出现足以吞并邻部的强大政权。这使东面的室韦人免除了强邻的压迫，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七世纪末，当突厥人再度兴起，并企图重新征服四邻的时候，室韦人——“三十姓达怛”就已经是不那么容易征服的对手了[18]。
室韦—达怛人何时开始向西迁移，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由于他们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去占据漠南北广大地区，因此他们的西迁在最初阶段只是逐步的、分散的过程。两《唐书》记载室韦各部的分布，大致是反映了七八世纪的情况。那时他们仍居住在今呼伦贝尔地区，其西界最多达到克鲁伦河下游和额尔古纳河之西不太远的地方，因为再往西就是铁勒人和突厥人的地盘了。当然，在这个时期，可能有个别室韦—达怛部落，趁着漠北无强敌的机会，逐步地向西面寻求新的牧场。
室韦—达怛部落出现在漠北腹地的最早记录是八世纪初年。据突厥文《毗伽可汗碑》的记载，当毗伽可汗三十二岁时（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突厥出兵征讨乌护（铁勒）人，破其汗庭。乌护人与九姓达怛（Tokuz-Tatar）联合起来，在Aqu地方与突厥作战。Aqu之地的确切位置不明，但大致应该在铁勒居地的中心独乐河左近。这说明，一部分室韦—达怛人此时已进入铁勒人的居地，并参与了他们的斗争。这个时期，由于后突厥统治者的压迫，大批铁勒人离开他们的故土，南徙入唐[19]。他们抛下许多良好的牧地，正为室韦—达怛人的西迁提供了好机会。
上述“九姓达怛”可能是最早一批西迁的人数众多而又比较强大的部落。在此后的漠北历史事件中，他们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七四四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回纥药罗葛氏首领骨力裴罗推翻后突厥汗国，建立了回纥汗国。回纥可汗为征服漠北各部进行了多次战争。据突厥文回纥葛勒可汗磨延啜纪功碑记载，九姓达怛人曾与八姓乌护联合起来，在Bükägük，Burqu和仙娥河等地与磨延啜的军队打了几次大仗，他们遭到了失败，一半人归附了回纥，另一半则避入他处，回纥可汗并没有把他们完全征服[20]。从这里可以看出，到八世纪中叶，九姓达怛已经成为漠北一支比较大的力量，而且曾深入到了仙娥河地区。但是，在这以后，有关九姓达怛的活动即无明确记载。王国维推断说，《新唐书·地理志》所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载，从西受降城至回鹘牙帐的路上有个达旦泊，在嗢昆河上游的回鹘牙帐东南，当是九姓达怛的居地[21]。那么，这应当是上述服属于回纥可汗的一部分达怛人了。
八世纪后期，一部分室韦人逐渐向西南迁徙，大约到了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区，遂与奚人（居今西拉木伦、老哈河和滦河上游一带）接界。七八八年，一队奚和室韦联合的军队袭击了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大掠人畜而去，唐振武节度使遣骑兵七百会同正在振武的回纥迎亲使者率领数百骑去追击，结果回纥使者竟为奚、室韦所杀[22]。这一支室韦人可能就是后来活跃在幽州塞外的黑车子室韦（即《旧唐书》所载之和解室韦）。九世纪初，进入漠南的室韦人继续分散地向西移动，出现在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振武塞上，也就是说，到了阴山地区[23]。
唐文宗开成年间（八三六至八四〇年），回鹘汗国[24]内乱，加以岁疫、大雪，羊马多死，国衰，八四〇年被黠戛斯部所灭。回鹘“种族离散”，或西迁，或南奔。黠戛斯人统治回鹘汗国故地的时间似乎不很长，八四八年，他们曾发兵攻打室韦，抢夺了被室韦人瓜分的回鹘余众而去，此后就不见他们在漠北有什么重大的活动。看来黠戛斯的主要力量很快就退回剑水（今叶尼塞河上游）故乡，并没有在嗢昆河上游建立强大的游牧政权[25]。九世纪后期的蒙古高原处于无霸主的状态，而原来的主要居民回鹘人又大多数迁走了，这自然是达怛人扩展地盘的良好时机。到十世纪前期，从今克鲁伦河到杭爱山地区，已经到处都是室韦—达怛人的部落了。《辽史·萧韩家奴传》说：“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耶律阿保机西征在天赞三年（九二四年），进兵路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事，三个月内就到达回鹘故都——古回鹘城（又名窝鲁朵城、卜古罕城，今蒙古北杭爱省哈剌八剌哈孙即其故址），征服了这些地区的阻卜各部。“阻卜”是辽人对蒙古高原许多部落的泛称，或写作“朮不姑”，为区别不同部落，《辽史》中还用了“北阻卜”、“西阻卜”、“西北阻卜”等名称，有时也记录了某些阻卜分部之名，如“阻卜札剌部”等。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阻卜这个族名进行过许多研究，现在大体可以肯定，辽人所谓“阻卜”，就是达怛的异称[26]。从《辽史》记载的阻卜部落分布范围看，他们已据有了今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当然，在阻卜（或达怛）的泛称下可能包含有非室韦—达怛系统的部落，但其主体应是达怛即蒙古语族部落当无疑问。我们知道，著名的于都斤山（今杭爱山）曾是突厥和回鹘汗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后来畏兀儿人的祖先传说还把这里当做他们先人的兴王圣地[27]。可是十一世纪哈剌汗朝人马哈木·喀什噶里所著的《突厥语大辞典》却说，于都斤山是在达怛人的地域之内[28]。这也反映了漠北草原已经易主的明显事实。
十至十二世纪，蒙古高原各部先后受辽、金王朝的统治。辽置西北路招讨司管辖胪朐河以西阻卜等部。辽圣宗时，西北路招讨使（又称“阻卜都详稳”）萧挞凛镇压了阻卜等部的叛乱，在阻卜之地建立了镇州、防州和维州三城，从此以镇州城（亦称可敦城，即今蒙古布尔根省喀鲁哈河下游南之青托罗盖古城）为西北路招讨使驻地。统和二十九年（一〇一一年），又置阻卜各部节度使，分而治之。由于这些节度使欺压部民，引起了阻卜各部的强烈反抗，此后大概就不再设置节度使，而改任各部酋长管理本部落[29]。辽代居住在今呼伦贝尔地区的主要部落是乌古部（或作于骨里、于厥、于厥里等）和敌烈部（或作迪烈、迪烈得、迭烈德等）。神册四年（九一九年），耶律阿保机北征，征服了乌古部，其后敌烈部也归附辽朝。辽各置节度使或详稳以治之，又于其上置乌古敌烈都详稳。辽道宗时，置乌古敌烈统军司以为管辖二部的最高机构。
辽亡之际，宗室耶律大石率部退据镇州（可敦城），建立政权，数年后，征集漠北诸属部军，离开镇州，进征西域。在此前后，今蒙古高原各部相继被金朝征服或降附于金。金置东北、西北、西南三路招讨司以管辖北方属部和防卫边境。与辽代不同，金三路招讨司并未设在属部之地，而是设治于边内州城（东北路治泰州，西北路治燕子城，西南路治丰州）。各属部首领接受金朝封号，每年纳贡，并为金朝守边。遇有属部叛乱或侵掠边境，金朝即发兵征讨；同时又在北境构筑“边墙”，从东北路的达里带石堡子（今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北）延伸到西南路的天山（今大青山），以防范边部入侵[30]。
《辽史》和《金史》都没有为北境属部立传，散见于二史纪、传、表、志及其他文献中的有关资料虽然不少，但毕竟是零乱不清的。同时期宋人对辽、金北边部族也有记述，然而大多得自传闻，不尽准确。关于这个时期蒙古高原各部的情况，学者们主要依据《元朝秘史》和《史集》的记载，并结合辽、金史料进行考察[31]。
《史集》将蒙古高原的所有部落分为三类：一类是源出额儿古涅昆两始祖的蒙古部落，包括蒙古、弘吉剌等部；一类是元时称为蒙古人，但在以前各有自己名称的部落，包括札剌亦儿、塔塔儿、篾儿乞、八剌忽、斡亦剌等部；一类是各有君长，语言和蒙古诸部相近但并无亲族关系的部落，包括乃蛮、克烈、汪古、吉利吉思等部。一般认为，拉施都丁的分类大体反映了各部的族属情况，即上述前二类属于蒙古语族，后一类为非蒙古语族部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以下分别论述其中的主要部落。
克烈部
克烈部（Kereyit，又译怯烈、克烈亦惕、凯烈）是辽金时期漠北最大、最强的一部，其分布地域大抵东至怯绿连河（即胪朐河）上游之南，西至杭海岭（今杭爱山），北至土兀剌河（今土拉河）和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南临大漠。据《史集》记载，克烈部首领忽儿札胡思杯禄罕（Qurjaqus-Buyiruqqan，时代当在辽末金初）卓帐于窝鲁朵城；后其子王罕（Ong-qan）的夏营地在达兰达葩（Dalan-daba，今鄂尔浑河上源山名）和古泄兀儿湖（Güse'-ürna'ur，土拉河南），冬营地在汪吉河（Öngin-müren，今翁金河）。[32]这些地方都在斡耳寒河上游附近，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即此可见克烈部在当时漠北诸部中所居的重要地位。
克烈部的族属，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是突厥族，或倾向于突厥族说[33]。其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拉施都丁将克烈放在乃蛮、汪古等部一类中；二，克烈人的名字几乎都是突厥语。但主张克烈属蒙古族的论据也是有力的：一，元朝人所撰克烈人碑志都称他们是“蒙古人”、“国人”或“蒙古克烈氏”[34]，陶宗仪《辍耕录》“氏族”条，也将克烈部列在“蒙古七十二种”中，而不是归入乃蛮、汪古所属的“色目三十一种”；二，拉施都丁的部族分类虽如上述，但他在克烈部条的“状况之说明”中却指出：“他们原是蒙古人的族类，他们的居地是斡难河和怯绿连河，即蒙古人之地”[35]。
根据拉施都丁的记载，克烈人有自己尊贵的国王，他们分为许多部落，但全是国王的臣民，他们信奉耶稣。关于克烈名称的起源是这样：“据说，古代有一个国王，他有八个儿子，全都生得皮肤黝黑，因此被称为‘克烈’（Kereit）。其后诸子的子孙和族系都各有自己的名称，‘克烈’本名则被用于称呼出自国王的那一支部落。其余诸子〔之族〕都成了这个当国王的兄弟的臣民，他们没有国王”[36]。这个传说反映了草原贵族势力发展壮大，从而成为许多部落的统治者的过程，如同蒙古部的泰赤乌氏和乞颜氏贵族统治了全蒙古部众的情形一样。因此，克烈的部名应是来源于这一家贵族首领的称号或名字。
从上述传说看来，克烈人的部落应有八部（国王八个儿子的族支）或更多，但见于十三世纪史籍记载的只有克烈、只儿斤（Jirgin）、董哀（Dongqayit）、撒合夷（Saqayit）、土伯夷（Tübeyit）和阿勒巴惕（？阿里阿惕Albat或Aliat）六部。
克烈人接受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信仰是在十一世纪之初，一〇〇九年马鲁主教给报达总主教若望六世的一封信中报告了此事。据说，克烈部国王在山中打猎时因雪大迷途，得一圣者引导方才出险，遂依其言信奉耶稣基督，召集在该地经商的基督教商人询问教义，并遣使到马鲁主教处，表示其国二十万臣民均愿皈依基督教，要求派传教师为他们授洗[37]。此信所述之事，除其中迷信成分外，大抵可信，因为当时确有不少中亚商人来往于北方游牧民族和定居国家之间，从事获利颇巨的贸易活动，基督教随之传入蒙古高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后来克烈部的确是信奉基督教的。据信中所说，当时的克烈部民竟有二十万人，这当然不是可靠的数字，但也可以想见此部势力之大了。
辽、金汉文史料中没有记载“克烈”这个名称。《辽史》把窝鲁朵城和镇州一带的属部通称为阻卜。见于记载的阻卜酋长名字很多，其中有些显然是官号，如挞剌干、塔里干，即Tarqan（突厥之达干，蒙古之答剌罕）的译音；有些则可能是部名——在北方民族中，以酋长的名字或官号作为部落名称是常见的。但要把它们与克烈或其他部名勘同还很困难[38]。值得注意的是《辽史》提到的“达旦国九部”一名。保宁三年（九七一年），辽廷任命耶律速撒为“九部都详稳”（一作“西北路管押详稳”），出镇西北路。其所征讨招徕的都是阻卜部落，可见所谓“九部”应是“阻卜九部”。速撒死后，西北边仍未绥服，九九四年，又命萧挞凛为“阻卜都详稳”（一作“西北路招讨使”），佐皇太妃“抚定西边”。据当时降宋的辽供奉官李信报告说，萧挞凛与齐妃（即《辽史》所载皇太妃）屯兵于驴驹儿河（今克鲁伦河），“西捍鞑靼，尽降之。”[39]萧挞凛讨平和招服“阻卜”诸部后，奏建三城以镇之，统和二十二年（一〇〇四年）置为镇、防、维三州。三城遗址均在今喀鲁哈河旁，其地正当怯绿连河之西，与李信的报告很符合。在《辽史·圣宗纪》中，有统和二十三年（一〇〇五年）“达旦国九部遣使来聘”的记事，当与镇州的建置有关。这个所谓“达旦国”，实际上就是镇州地区的阻卜部落[40]。那么，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当是阻卜—达旦九部了。这可以使我们联想起唐代后期就活动在这一带的“九姓达怛”。
开泰元年（一〇一二年），西北路阻卜石烈太师阿里底杀节度使叛乱，“西奔窝鲁朵城”。次年，叛部进攻镇州（可敦城），招讨使萧图玉指挥守军射却之，遂退屯窝鲁朵城（《辽史·萧图玉传》）。据此则窝鲁朵城应是这些“阻卜”（达旦）部落的根据地。大安八年（一〇九二年），被辽朝任命为“阻卜诸部长”的“北阻卜”首领磨古斯反，击杀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于镇州西南沙碛间。磨古斯的根据地大约也就在镇州西南的窝鲁朵城一带。磨古斯之乱直到一一〇〇年才被镇压，磨古斯被捕送辽廷处死。磨古斯是一个基督教名字（《辽史》中还记有另一个比磨古斯早几年的阻卜酋长余古赧，也是基督教名字）。据后来的史籍记载，当时居住在鄂尔浑上游一带而又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是克烈部。十二世纪下半叶的克烈部首领王罕的祖父，就名叫马儿忽思（Marqus）。《史集》记载说，他在与塔塔儿部首领纳兀儿盃禄汗的战争中被俘，并且被献给女真皇帝处死了。这个马儿忽思应该就是《辽史》所载的磨古斯。王罕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同辈，在成吉思汗出生前后，他就已经是强大的克烈部首领了。因此，他的祖父应是十一世纪末的人物[41]。拉施都丁根据十三世纪末蒙古人的口述追叙各部族历史，很可能将契丹误为女真了。而且，据《史集》记载，王罕之父忽儿扎胡思卓帐于窝鲁朵城，这和辽代阻卜—达旦九部的地域也是一致的。看来，克烈人很可能是最早西迁的室韦—达怛部落——九姓达怛的后裔。他们在几个世纪中与突厥语族部落杂居，因而在风俗、语言等方面受到突厥族的强烈影响，其社会发展水平较其他蒙古部落先进，到十二世纪时已有初具规模的国家机构了。
札剌亦儿部
札剌亦儿部（Jalair，又译押剌伊而、札剌儿）就是《辽史》的“阻卜札剌部”。拉施都丁说：“此部在古代是人数众多的，他们的每一支都有官长和首领。……他们的营地一部分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地区”[42]。这和《元史·木华黎传》所载其祖先“世居阿难水东”正相符合。拉施都丁在另一处又说到，这些“名为札剌亦儿的蒙古人”居住在怯绿连（今克鲁伦河）之地[43]。那么，确切地说，札剌亦儿部的主要分布地域应在斡难河以南到怯绿连河中上游一带。
札剌亦儿人应是较早西迁的一支室韦—达怛部落，他们有一部分曾服属于回鹘可汗。《史集》记载，札剌亦儿部由十大分支组成，每一支都有很多人民[44]。居住在斡难河和怯绿连河地区的札剌亦儿部落组成为七十“古列延”（güreyen）——据拉施都丁解释，那时每个古列延由一千个车子组成，据此知此部应有七万车。
拉施都丁详细记述了导致札剌亦儿部毁灭的一次重大事件：
“怯绿连河邻近契丹之境，契丹人经常与他们及其他蒙古部落作战。有一次契丹出动大军袭击他们。当札剌亦儿人看到这支军队时——其间隔着怯绿连河，附近无浅滩可涉——，以为契丹人无法过河，就摇手挥帽地以嘲弄的口吻呼喊：‘请过来抢掠我们的牲畜吧！’契丹军队为数极多，他们收集枯枝干柴，即于当夜填成一条坝，渡过了河。契丹人屠杀了如此之多的札剌亦儿人，直到只有鞭子高的儿童；并且抢掠了他们的用具和牲畜。全部札剌亦儿人只有为数七十车的一帮人，因处于敌人未能达到的一侧，才得以脱逃出来，带着妻儿游牧到了土敦篾年之妻莫挐伦的住地……”[45]。
他接着叙述这些札剌亦儿残部与莫挐伦发生争执，杀死了她和她的一家。后来，幸免于难的莫挐伦幼子海都（据《元史·太祖纪》，海都为莫挐伦长孙）起兵复仇，杀尽札剌亦儿部男人，将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做了奴隶。这就是札剌亦儿人沦为蒙古部奴隶的经过。海都是成吉思汗的六世祖，那么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十一世纪初。辽圣宗统和年间（九八三至一〇一二年），耶律速撒和萧挞凛相继征伐“阻卜”诸部，屡以捷闻。对札剌亦儿人的残酷屠杀可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篾儿乞部
篾儿乞部（Merkit，又译篾里乞，灭里吉）也应属于蒙古语族。这个名称出现于十一世纪末，《辽史》中写作“梅里急”（一作“密儿纪”）。辽道宗大安八年（一〇九二年）北阻卜（克烈部）酋长磨古斯之乱时，此部大约也参与了反辽斗争。寿昌二年（一〇九六年），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特剌讨梅里急，破之。次年，其酋长忽鲁八降，请复旧地，仍贡方物。他们的居地在鄂尔浑河、色楞格河下游一带[46]。《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说，篾儿乞部族“世居不里罕哈里敦之地。其俗饶勇，善骑射，诸族颇惮之。”不里罕哈里敦即不儿罕山（今肯特山），据此则篾儿乞人在蒙古兴起以前，势力曾达到不儿罕山地区，并且是漠北强部之一。《史集》记载：
“他们（篾儿乞人）也被称为兀都亦惕。虽然有一些蒙古人把篾儿乞惕叫做篾克里惕（Mekrit），但这两个名称意思一样。……
“这个兀都亦惕—篾儿乞惕部落[47]分为四支：兀洼思、麦古丹、脱脱怜、察浑[48]。这个部拥有人数众多的极为好战而强大的军队。〔篾儿乞人〕——是蒙古人诸部的一部分。”
关于篾儿乞部的古史，除上述资料外，我们就很少知道了。关于此部的族属问题，有人认为他们是留在漠北的回纥小部与其他种族混合而形成的新部，有人则倾向于不肯定他们是突厥语族或是蒙古语族[49]。其实拉施都丁已明确说篾儿乞是蒙古人的一部分，并将他们与扎剌亦儿、塔塔儿等部归为一类，《辍耕录》也将他们列在蒙古七十二种之中。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否定元朝人的说法。当然，从分布的地域看来，他们西迁的时间应当比较早些，因此与克烈部的情况一样，无疑会吸收了更多的突厥族成分。
斡亦剌部
篾儿乞部的西北居住着斡亦剌部（Oirat，又译外剌）。《史集》记载：“这些斡亦剌部落的住地是‘八河’。古代在这些河流域住着秃麻人。诸河从此地流出，汇为谦河，而后再流入昂可剌河。……这些部落自古也是人数众多，并分为若干支，每支都分别有一定的名称……尽管他们的语言是蒙古语，但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略有不同。……斡亦剌人向来有国王和首领”[50]。《史集》抄本脱落了斡亦剌各部的名称，仅在一处提到成吉思汗时代的该部首领忽都合别乞出于朵儿边部落[51]。《黄金史》（Altan tobči）说，斡亦剌惕包括Ögölet，Baghatut，Kholghat（Khoit）和Dörben—Tümën。《蒙古源流》中，四卫喇特的名称是Ögëlët，Baghatut，Khoit和Kärgüt。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52]。但这些都是晚出的记载，反映的大抵是明代瓦剌部的组成。总之，斡亦剌部的组成及其来源问题尚待研究。《史集》记载成吉思汗的军队时说：“由斡亦剌部组成的千户有四个（属右翼），但详情不明。当忽都合别乞投降时，按惯例将全部斡亦剌军队归属于他，各千户那颜唯他所命。他死后，这些千户就传给了他的儿子们”[53]。斡亦剌部四千户可能就是由原来的四部落组成的。
据上引《史集》的记载，斡亦剌部居地应在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之源，即今乌鲁克姆河上游地区。《元朝秘史》称他们的居地之名为失思吉思（一四四节；二三九节作失黑失惕），今乌鲁克姆河上游名锡什吉特河，当即其地[54]。
八剌忽诸部
在篾儿乞部之北，今贝加尔湖东西，分布着八剌忽（Barqut，又译巴儿忽惕、八里灰）、脱额劣思（Tö'eles）、豁里（Qori，又译火里）、秃麻（Tumat，又译秃马惕）等部落。拉施都丁说，这些部落被总称为八剌忽，“是因为他们的居地名为八儿忽真隘（Barqujin-töküm），在薛良格河（即色楞格河）的那一面，蒙古人居地的最边缘。”“在那个地区还居住着许多其他部落，如斡亦剌、不剌合臣（捕貂鼠人）、客列木臣（捕青鼠人）；另一个被称为森林兀良合的部落，也邻近那个地区。每部都各有首领”[55]。
拉施都丁把八剌忽诸部与札剌亦儿、塔塔儿等蒙古部族归为一类。在《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氏族中，有“八鲁忽歹”。《元史·唵木海传》称他是“蒙古八剌忽歹氏”。在后来形成的布里雅特蒙古族中，有豁里和八剌忽部落；在我国和阿富汗的蒙古族中，也都有巴尔虎部落。可见，八剌忽部也是蒙古语族部落之一。但是，关于此部的起源问题仍然是复杂难明的。据前人研究，八剌忽可能即隋唐时期的拔野古部（突厥碑文作Bayirqu）；豁里应即唐代的骨利干（突厥碑文作üč—Quriqan，三姓骨利干）[56]。根据汉文史籍记载，拔野古和骨利干都是铁勒人——突厥语族部落。考古学家在贝加尔湖地区（其范围东至巴尔古津河谷，西至安加拉河谷，南至色楞格河下游，北至列纳河上游）发现了许多处文化类型相同的古代遗迹，其中四处有用古突厥文刻写的铭文。这些遗迹（考古学家定名为“库鲁木臣文化”）的时代大致是公元六至十世纪，可以确认是骨利干人的文化。考古发现物证明了他们是属于突厥语族的[57]。有人推测，拔野古和骨利干可能是古蒙古部落[58]，但没有提出较充分的论据。另一种说法是，在回纥政权崩溃后，蒙古部落大批西迁，占据原突厥人居地。其中有一部分迁移到贝加尔湖地区，并同化了那里的突厥部落（和古蒙古部落），这是形成后来的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基础[59]。考古学家在色楞格河下游和列纳河上游都找到了大约是十一世纪中叶的代表典型蒙古游牧部落文化的古墓葬，证明至迟到这个时期蒙古人就已是该地区居民的一部分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样：后迁来的蒙古人与当地突厥人杂居，逐渐融合而形成新的部落，并且使用了原来突厥部落的名称——八剌忽（拔野古）和豁里（骨利干）。《元史·太祖纪》记载，当莫挐伦一家遭到押剌伊而（札剌亦儿）人杀害时，其第七子纳真正在八剌忽之地某一部民家为赘婿，故不及难。其后纳真将那次灾难中幸免的幼侄海都（莫挐伦的长孙）带到八剌忽之地养育。海都长大后，纳真率八剌忽怯谷部民共立为君，发兵攻押剌伊而部而臣属之，于是势力渐强。海都“列营帐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史集》也记载了这段故事，但略有不同。在《史集》中，纳真是莫挐伦丈夫土敦篾年的兄弟，而海都则是莫挐伦的幼子（参见世系·氏族表）；莫挐伦遇难时，他们两人都在怯谷部落为赘婿；攻灭札剌亦儿部后，海都立营于八儿忽真隘，在那条河上立渡以便往来，纳真则立营于斡难河下游之地[60]。这些歧异之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书都记载了蒙古部不仅很早就与八剌忽部有密切的通婚关系，而且有一个时期（海都是成吉思汗六世祖，时代大约在十一世纪初）还以八剌忽之地为根据地，似乎还与八剌忽的一些部落建立过某种联盟。
塔塔儿部(https://www.daowen.com)
塔塔儿部（Tatar）是蒙古兴起以前蒙古高原上最著名的大部，八世纪时，突厥人就是用他们的名称来统称东面的室韦诸部落。按照拉施都丁的说法，因为塔塔儿在古昔曾经十分强大并统治了许多部落，所以其他部落虽然各有自己的名称，也都被统称为塔塔儿。可惜我们对塔塔儿人的光荣古史所知甚少，只是从《史集》中见到有一支塔塔儿部落名为Tūtūqlīūt，“是塔塔儿诸部中最受尊敬的”[61]。Tutuq即唐朝授与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号“都督”之译音，这个官号也为北方民族所采用，在突厥文碑刻中就是这样写法。Tūtūqlīūt意为“都督之民”，根据这个名称我们可以推测，唐朝时此部首领或曾被授与都督官号，使其统辖若干部落，久之竟成了部名[62]。
《史集》记载：“〔塔塔儿部〕分为很多支，全部共有七万家。他们的牧地和屯营地是按氏族按分支分别地确定在契丹国境附近，其主要营地在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地方。”“这些著名而荣耀的塔塔儿部落，每一部都有自己的军队和国王，有六部，依序为：
1、秃秃黑里兀惕塔塔儿（Tūtūqlīūt-Tatar）
2、按赤塔塔儿（
lchī-Tatar）
3、察罕塔塔儿（Chaghān-Tatar）
4、阔亦坛塔塔儿（Kǖīten-Tatar）
5、迪列土塔塔儿（Terēt-Tatar）
6、阿鲁孩塔塔儿（Aruqūī-Tatar）”[63]。
《元朝秘史》也记载了塔塔儿六部的名称和居住地，部名与《史集》略有不同，居地则完全一致：
1，阿亦里兀惕塔塔儿（Ayiri'ut-Tatar）；2，备鲁兀惕塔塔儿（Buiru'ut-Tatar），此部名称当来源于突厥官号“梅录”。此两部居捕鱼儿海子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之间的兀儿失温河（今乌尔逊河）地区；3，察阿安塔塔儿（Chaqa'an-Tatar）；4，阿勒赤塔塔儿（Alchi-Tatar）；5，都塔兀惕塔塔儿（Duta'ut-Tatar），此部应即《史集》之Tūtūqlī'ūt-Tatar；6，阿鲁孩塔塔儿（Aruqai-Tatar）。此四部居答兰捏木儿格思（今贝尔湖东南之讷墨尔根河地区）[64]。
塔塔儿部应是《辽史》统称做“阻卜”的诸部落之一，《金史》中则称之为“阻䪁”[65]。他们臣服和纳贡于辽、金王朝，但其中一些部落时常起而反对辽、金的统治。由于这个时期塔塔儿各部之间经常相互争战，不能统一，因而无法与强大的辽、金王朝抗衡，每次叛乱总是被镇压下去，而以重新臣服告终。另一方面，辽、金又利用他们去征讨和镇压其他属部，使他们互相制约，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蒙古部
蒙古部的居地在斡难河中上游和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他们是唐代蒙兀室韦的后裔。这一支室韦部落是何时从额尔古纳河故地西迁的呢？《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说，始祖孛儿帖赤那一家来到了“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立下了营盘”。从始祖至成吉思汗共计二十三代，推算起来大约有五六百年，所以有人据此认为，成吉思汗的始祖早在七世纪就迁到斡难河上游。但这种传说并不能作为信史看待，而且把西迁时间上推到那么早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唐书》记载的蒙兀部还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之东，而不儿罕山一带那时则是铁勒人的地盘。《史集》记述成吉思汗先世，实际上是从朵奔伯颜和阿兰果火开始的。拉施都丁说，从所有蒙古族系中分出朵奔伯颜和阿兰果火这一支，大约有四百年的历史，在此之前，蒙古各部落是没有信史可言的[66]。他也追叙了朵奔伯颜以前那无可征证的世系，但又说孛儿帖赤那是从额儿古涅昆迁出的一些蒙古部落的首领，并没有指出他们迁住在什么地方。只是在讲到朵奔伯颜和阿兰果火时，才说“他们的营地在斡难、怯绿连、土兀剌三河〔河谷〕，这三条河源出不儿罕合勒敦”[67]。《元朝秘史》虽然一开头将蒙古人的始祖安置于不儿罕山，但也是在讲到朵奔篾儿干（即朵奔伯颜）的事迹时，才真正有他们在不儿罕山活动的记录。而且据载，那时不儿罕山的“主人”（ejen，额毡）是兀良合人，蒙古人大约还是新来者，到后来他们才取代兀良合人成了这个地区的强部。《元朝秘史》所载朵奔篾儿干诸子征服一支兀良合氏族的故事，或许正是这个事件的带有传说色彩的反映。据此看来，蒙古人的西迁应该不会在朵奔篾儿干时代（公元九〇〇年左右）之前很久。
见于《元朝秘史》记载的蒙古氏族约有三十个，除朵儿边氏（Dörben）外，都出于朵奔篾儿干之后，而其中绝大多数又都是朵奔篾儿干死后他的妻子阿兰果火感天光而生的幼子孛端察儿的后裔。这个系统的诸氏族，构成了蒙古部的同族集团。但根据《史集》的说法，凡源出额儿古涅昆捏古思、乞颜两始祖的所有氏族，都称为蒙古人。拉施都丁把所有蒙古氏族分成两大类，一类称为蒙古—迭列列斤（一般的蒙古人），一类称为蒙古—尼鲁温（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尼鲁温氏族系指阿兰果火在丈夫死后感受天光所生的三个儿子的后裔。尼鲁温（niru'un）的意思是“腰”，据拉施都丁解释，这表示他们是出自阿兰果火的纯洁的腰和肚，意指系由天光所生[68]。《史集》所载蒙古—尼鲁温氏族，大体上就是《元朝秘史》记载的蒙古氏族；阿兰果火感天光生子的传说，二书也相同。
《史集》所载蒙古—迭列列斤诸氏族，成分则比较复杂。可分为下列几组来说明：
1.兀良合（Uriangqat）。据说，此部是原始捏古思族的分支，曾参与扇火熔铁打开通路，从额儿古涅昆迁移出来。另外有一个居住在八儿忽真隘的“森林兀良合部”，则不是“本来的”蒙古人，与前者有别。《元朝秘史》中说到兀良合部的一个氏族原是不儿罕山的“主人”，后来被蒙古部征服，成了世袭奴隶[69]。兀良合可能就是《辽史》中的斡朗改部。
2.弘吉剌（Qonggirat）及其分族亦乞列思、斡勒忽讷兀惕、哈剌讷兀惕、豁罗剌思、燕只斤。《史集》记载，弘吉剌部也源出额儿古涅昆两姓祖先。在迁出额儿古涅昆时，他们抢在前头，踩了别部的灶，因而病脚，为此他们受到其他蒙古人的鄙视。同书还记载了另一种传说，说上述弘吉剌诸氏族都是出于“黄金壶”三兄弟的后裔。“黄金壶”喻其天生聪明，品性完善，仪态端方。这后一种传说似乎又表明他们与蒙古部有不同的起源。
辽末金初，耶律大石在漠北立国，曾征兵于十八属部，其中有王纪剌部，即弘吉剌。这是弘吉剌部名见于记载之始。在《金史》中，写做广吉剌。《史集》记载，弘吉剌诸氏族的居地“在哈剌温只敦（今大兴安岭）的那一面”[70]。据《金史》和《元朝秘史》的资料，此部分布范围大抵北至今海拉尔河和额尔古纳河上游，南边至哈拉哈河、乌拉根果勒一带。其地域与辽代的乌古部相当[71]。据辽代史料，乌古（于厥里）“凡事与蒙古里国并同”（《契丹国志》），说明乌古与蒙古应是族属相同的部落。从地域上看，辽代的乌古部可能包含有后来的弘吉剌、亦乞列思等部落。
3.许兀慎（Hü'üshin），速勒都思（Suldus）及其分族亦勒都儿斤，伯牙乌（Baya'ut）及其分族札台，轻吉惕等族。《史集》将这些氏族都列在蒙古—迭列列斤一类，但关于他们的起源却很少记载。我们只知道，早在成吉思汗兴起以前，速勒都思、伯牙乌等氏族的一部分已成为蒙古部贵族的附属民。传说朵奔篾儿干用鹿肉换了一个“马阿里黑巴牙兀惕”氏族的小孩为仆人，后来成吉思汗亲族的奴隶中的大部分伯牙乌人都是这个小孩的后裔。《史集》说，伯牙乌人分为许多支，其著名者有二支，一称草原伯牙乌人；一名札台，这是蒙古之地的一条河谷，系因地得名。他们的居地在薛良格河下游。后来成吉思汗将这个地区封给速勒都思部的宿敦那颜（锁儿罕失剌之孙），于是这两部人遂交错居住在同一地区[72]。
4.斡罗纳儿（Oronar）及其分族晃豁坛、阿鲁剌、嫩真。《史集》仅谓这些氏族出于三兄弟，但未详其氏族起源。据《元朝秘史》（第四七节）载，海都第三子抄真斡儿帖该的儿子们，成了斡罗纳儿、晃豁坛、阿鲁剌、雪你惕、合卜秃儿合思、格泥格思六氏族。《元史》也说阿鲁剌氏始祖为孛端察儿[73]。据此则这一组氏族应属尼鲁温蒙古，不当列入迭列列斤。
5.阿兰果火与朵奔伯颜所生的两个儿子——别勒古讷台与不古讷台的后裔，成为别勒古讷惕、不古讷惕氏族。按《史集》说法，他们也属于迭列列斤。
此外，《史集》在叙述札剌亦儿部时，也说此部出于迭列列斤。但在迭列列斤氏族表中，并无札剌亦儿。
上述几组迭列列斤氏族，除弘吉剌人自成一独立而强大的集团外，其他多数是蒙古部贵族的附属民。
总的说，在十至十二世纪的蒙古高原上，从杭海岭以东直到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都成了蒙古语族部落的地盘。当然，西迁的蒙古语族各部无疑都或多或少吸收了留居当地的突厥语族人口，因而蒙古人自身的语言、习俗、经济生活等方面也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
乃蛮部
这个时期，在蒙古高原西部有一个势力强大的游牧部落——乃蛮部（Naiman，又译乃满，奈蛮），即《辽史》中的粘八葛，《金史》中的粘拔恩。辽大安年间，此部首领可能在北阻卜（克烈）酋长磨古斯之乱时，也曾举兵反辽，后来向西北路招讨司归降，“仍贡方物”。金朝前期，乃蛮臣属于西辽。至大定（1161—1189年）年间，其“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请求归附金朝，“乞纳前大石（西辽——引者）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74]
据《史集》记载，乃蛮人一部分住在山地，一部分住在平原。其居地以按台山为中心，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和阿雷、撒剌思河（今鄂毕河上游支流）；北与吉利吉思接界；东与克烈部为邻；南面包有今黑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隔沙漠与畏兀儿为邻[75]。
多数学者认为，乃蛮人应属突厥语族。但关于乃蛮人的起源，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仅《元史·地理志》在讲到吉利吉思部的住地（谦河）时插了一句：“相传乃满部始居于此”。据此推测，他们可能是唐后期南下的一支黠戛斯部落[76]。
乃蛮人也分为许多部。拉施都丁提到一个接近乃蛮、壤地毗连的别帖乞部[77]。据说，此部国王合的儿不欲鲁罕及其祖先的王国比王罕、太阳罕及其他克烈、乃蛮诸罕的王国更大，更强。在漠北各部中，乃蛮人比其他部落先进。他们吸收回鹘文化，较早就建立了国家机构。
谦河（叶尼塞河上游）流域，仍然是吉利吉思人的地方。吉利吉思东南的乌思、憾哈纳，西南面的帖良古，客思的音等部，也是突厥语族部落[78]。这些部落住在今东萨彦岭直到额尔齐斯河的森林地区，蒙古人统称之为“林木中百姓”（Hoi-yin irgen）。
汪古部
大漠之南也分布着许多突厥、蒙古部落。十世纪前期契丹兴起后，分布在幽州塞外的黑车子室韦部（《契丹国志》卷一太祖纪作“七姓室韦”）即被征服。《辽史》从穆宗以后就不再见有黑车子室韦的记载。辽朝常以被征服各部落人组为部族军，遣戍边境地区，其中以室韦户置者有突吕不室韦部（以大、小二黄室韦置）、涅剌越兀部、室韦部等，黑车子室韦部可能有很多人户被编入，因而逐渐失去原来的名称。又据同时代宋人记载，辽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白塔子古城）之西，奉圣州狗泊（在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之北，都分布着鞑靼部落[79]。这一带原是黑车子室韦（七姓室韦）的居地，这些鞑靼部落中当会有他们的余部。
漠南诸部中最著名的是阴山地区的白达达（白鞑靼），即汪古部。白达达的名称最早见于辽末，是辽的属部，其首领官号详稳（辽大部族官），驻在阴山北的黑水（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艾不盖河）之地。辽亡后归附金朝，为金诸部乣军之一。《史集》记载：“这些汪古部落在成吉思汗时代及其以前，属于中国阿勒坦汗（即金朝皇帝——引者）的军队和臣民之列。此族是独特的一种，〔仅〕与蒙古人相似；他们有四千车帐。中国皇帝阿勒坦汗为了防御蒙古、克烈、乃蛮和这一带游牧民，修了一道长城，蒙古语称为ANKW（Önggü），……当初就将这长城委付给汪古部，命其守卫。”[80]汪古部的得名，可能与此有关。成吉思汗攻金时，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献关，引蒙古军入境。“忽里”应即金朝官号“忽鲁”（“总帅”之意），为统领数部的部族长。
关于汪古部的族源，有沙陀突厥说、回鹘说、达怛说、党项说等四种说法[81]。元代汪古部统治家族自称是唐末沙陀贵族李克用的后裔，汪古部在元代被认为是色目的一种，加上近几十年发现的汪古贵族墓碑都是用古叙利亚字写的突厥语，这些都证明汪古部（至少其主体部分）应是突厥语族。但阴山地区居民的种族成分历来很复杂，九世纪前期，在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云州（今山西大同）塞上杂居着党项、室韦、沙陀、吐谷浑诸族人，回鹘汗国被灭后又有大批回鹘人南迁近塞，虽然不久就溃散瓦解，但必有余部留居在阴山地区。唐末五代以至辽金时期，阴山诸部往往被泛称为“鞑靼”，实际上并非纯粹的室韦—达怛人。在各族长期杂居的情况下形成的汪古部，应包含有几种不同的种族成分，不过因为这个地区传统上突厥文化的优势，其他民族人口进入这里后，渐渐地都突厥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