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蒙金战争
金朝的衰败
金朝在章宗统治时期就已趋向衰落。蒙古攻入后，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早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迸发出来，导致了金朝的灭亡。
金章宗后期，娱情声色，上下偷安，竞尚豪侈，政事多坏。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又很激烈，章宗杀其叔郑王永蹈、赵王永中，以“柔弱鲜智能”的卫王永济为继承人。永济卑怯，蒙古军一到，未战先乞和；蒙军攻中都，掠旁近州县，他束手无策，与臣下相对哭泣。朝廷赏罚不明，任人不当，参知政事完颜承裕（胡沙）失野狐岭（在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败浍河堡（在今河北怀来东），损兵折将，却复任为元帅右监军，使讨辽东耶律留哥，终于仍是败绩；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弃城逃跑，遇蒙军不战而逃，又擅取库银，夺官民马，均不加罪，反以其资格老可用，使领军守卫中都城北。一二一三年胡沙虎以怠忽职守受责，竟发兵入都，杀永济，另立完颜珣（宣宗，一二一三至一二二三年在位），自为太师，尚书令。元帅右监军朮虎高琪因兵败惧罪，又先下手杀掉胡沙虎。
金宣宗同样畏敌如虎，即位后向蒙古献公主、金帛求和，蒙军一退，即弃中都南迁汴京，其后又迭次乞降。右丞相朮虎高琪操纵朝政，“妒贤能，树党羽”，排斥异己，祸害忠良，并将重兵集中在京城一带以自固权位，置河北州县于不顾。后宣宗与其他权臣杀掉高琪。直到金哀宗（一二二四至一二三一年在位）时，蒙古军已围逼都城，统治集团内争权夺利的斗争仍未停止。
金宣宗南迁后，统治集团仍继续过着腐朽豪华的生活。宫中供奉与平时无异，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汴京城里买卖明金衣服、珠玉犀象者比过去更多。官僚机构更加腐败，地方官多是贪酷之徒，乘机搜括百姓，侵吞官赋，虽然时加撤换，不过除狼得虎而已。
军队腐败的情况最为严重。猛安、谋克户进入中原后，各占田土，剥削佃民，生活逐渐腐化，军纪败坏。到后期此辈竟成为既不能耕、又不能战的游惰之人，“聚饮赌博，习以成风”。所任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这班人平时骄纵不法，勒索士兵，战时则首尾退缩，各保自己的身家性命。进士刘炳向金宣宗上疏说：“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16]。军制也极为混乱，军官设了很多，十羊九牧，号令不一；至以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每谋克能作战的才十八人，其中壮健者又被军官挑去做私差，以致不成队伍[17]。这样的军队打仗不行，欺压百姓却是能手，军官勒索士兵，士兵就转而掠夺百姓，“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
《金史·食货志》说，历代国家危亡之际，往往出现财政困难，但“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自章宗时，因对北方诸部战争、修筑界壕边堡以及发生水灾，经费匮乏，就用滥发交钞来填补。由于入不敷出，交钞只发不收，民间称为“老钞”，以至“万贯唯易一饼”[18]。蒙古攻入以后，境土日缩，而军费大增，更倚赖发钞来支撑军用和统治集团的奢侈消费。交钞贬值，又改换名目发行“宝券”、“通宝”之类，钞越发越轻，至“千钱之券仅值数钱”，民间不愿使用。金政府用发钞来搜刮百姓，仍未能解决财政困难，徒为害人而已。与此同时，又加重对人民的赋税剥削。南迁后，皇室、官僚机构和军队的负担都压在河南人民头上，赋役增加到三倍以上，而政府还往往“预借”数年。征收期限严急，不能完纳即捶楚加之，农民至被迫将未成熟的庄稼割掉以补不足。所以人民终不得不弃田庐逃亡。政府因国用乏竭，又迫使未逃者交纳逃户赋税，以致逃亡者越来越多。如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原有六万户，自宣宗南迁后不过六年，人民因不胜负担，相继逃亡，剩下的还不到十分之一；砀山县（今安徽砀山）至“野无居民”[19]。农民四散流离，政府的赋入也失去了。
女真贵族和猛安、谋克官兵对汉族人民的剥削压迫，使金朝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金章宗时的“括田”造成的仇恨最深。当时掌兵者借口军户所给之地不足自赡，因而无斗志，请“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给之”，而武夫悍卒倚势肆意占夺民田，山东、河北老百姓有种了几辈子的上好田地，也指为“冒占”括去。汉族人民将这些夺去他们生活之资的女真人视为血仇骨怨，乘金朝在蒙古军打击下节节溃败的机会，纷纷起来反抗压迫，寻踪捕影地搜杀一贯欺压他们的女真人[20]。一二一四年，山东、河北各地的起义者众至数十万，其中力量最大的是山东的红袄军。红袄军领袖杨安儿于一二一二年发动起义，李全、刘二祖等起而响应，攻占山东许多州县，与金朝官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杨安儿牺牲后，其女杨妙真继续统领起义军，与李全联合起来。李全又合并了其他一些失败的红袄军队伍，并联络南宋，坚持斗争，表示“宁做江淮之鬼，不作金国之臣”。红袄军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金朝的统治。
在蒙古入侵、人民起义、金朝统治陷于崩溃的情况下，各地汉族地主豪室也纷纷组织武装，据地自雄，一时“河北群雄如牛毛”[21]。这些人大都以保全家产、性命，或乘乱“攫取富贵”为目的，只要能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获得更高的官赏，投靠女真统治者或蒙古统治者都可以。因此蒙古军一来，很多人就投拜了，使金朝失去了河北广大地区。
金灭辽后，对契丹人实行民族压迫，特别是镇压耶律窝斡起义以后，对契丹人的防制更为严密，或将他们强迫遣送到东北路边远地屯种，或分散到女真人中居住。到蒙古强盛时，更怕契丹人与之联络，“下令辽民一户，二女真夹居防之”[22]。因此契丹人莫不切齿痛恨，思复旧仇。耶律阿海能通诸国语，金章宗选派他出使克烈部王罕，他一到蒙古，就与铁木真（当时还依附于王罕）结纳，告诉铁木真：“金国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次年再出使，即携其弟秃花同往，兄弟俩留北不还，金朝拘其家属，亦不顾惜。后成吉思汗攻金，他们即为向导，为先锋[23]。移剌捏儿闻成吉思汗举兵南略，对亲信说：“为国复仇，此其时也”，即率领族人投奔蒙古军，献攻金十策[24]。石抹也先年幼时听其父说辽亡国故事，即大愤曰：“儿能复之”，后果匹马投成吉思汗，提出取金东京，荡其开基根本之地的建议，并随木华黎攻取东京[25]。
金朝以诸属部军守北方边境，称为乣军，任命节度使或详稳（多为本部首领）统之。他们与金朝统治者间也有矛盾。汪古部就是乣军之一，为金守净州北边墙。其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于一二〇四年即依附铁木真。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南下时，汪古部首领因怨恨金朝，即献其所守关隘，并引导蒙古军侵入金境[26]。金军于浍河堡大败后，金朝召东北路乣军入卫中都。一二一四年，宣宗南迁，乣军乘机杀其主帅，投降蒙古，且助蒙军攻陷中都。
金朝在蒙古入侵时期，与其邻国西夏、南宋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一二一四年宋遣真德秀使金，因蒙古军已入河北、山东，起义军又所在蜂起，故道阻未达。回朝后，他报告了金国危亡在即的情况，建议断绝给予金的岁币，整饬边防。宋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金朝因河北失于蒙古，境土缩小，国用匮乏，金宣宗和权臣朮虎高琪等以南宋软弱可欺，企图向南方扩张，掠夺财物、土地，以为挹彼注此之计。当时有不少金朝官员反对南侵，主张联宋抗蒙，但朮虎高琪一概不采纳，于一二一七年出兵攻入宋境。此时金军兵力已大不如昔时，而南宋也作了准备，金国境内的起义军又多投奔宋朝，协助抗金，宋军受到鼓舞，抗战颇有起色，因此能屡屡挫败金军。双方打了七年，互有胜负，金朝并没有捞到便宜，徒然损伤国力，削弱了抵抗蒙古的力量。对西夏的战争打得更长，前后十余年，结果也是两国俱敝。
在这种形势下，金国必亡的命运是十分明显的了。
成吉思汗攻金
蒙古和金朝关系的最早记录是合不勒汗应召入朝，这大概是金太宗时（一一二三至一一三五年在位）的事。随后由于合不勒汗杀了金朝使臣，双方关系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金朝多次出兵征讨，或令属部塔塔儿进攻蒙古，先后捕杀了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汗、斡勤巴儿合黑、合答安把阿秃儿等。蒙古忽图剌汗也率军攻金，挫败金朝军队，并夺取了一些地方[27]。《蒙鞑备录》记载说，大定年间（一一六一至一一八九年），燕京及契丹地有民谣云：“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金世宗闻之，“乃下令极于穷荒出兵剿之，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减丁’。”出征官兵多掳掠蒙古子女卖为奴婢。又蒙古每年入贡时，金朝只在塞外受之，不许入境。蒙古人因此“怨入骨髓”。“减丁”的传闻虽未必可靠，但金世宗时北方常有边患，因而屡次出兵“经略”，则是事实。后来成吉思汗起兵攻金之前，向上天祈祷，说因为金朝皇帝用酷刑杀死了俺巴孩汗等先祖，所以他此去复仇，求上天给以护助[28]。金朝对属部实行民族压迫，引起他们的深刻仇恨，终于被成吉思汗利用作为鼓动部众进攻金朝的理由。
金章宗承安元年（一一九六年），因成吉思汗协助讨平塔塔儿部，封予他“札兀惕忽里”的官号。虽有父祖之仇，金朝毕竟是中原上邦，成吉思汗对这个不大的官职仍然十分看重，喜以官号自称来抬高身份[29]；并且确实保持了对金的臣属关系，直到他统一漠北做了大汗以后，还按例每年亲自到金朝边境上的贡场进奉[30]。但金朝此时国势已衰，虽然压服了属部的叛乱，却不得不把边防线南移，再次役使兵民穿壕筑障，以防范蒙古等部犯境，而听任克烈、蒙古去占领边墙以外的广大地区。就在这时，有些不满金朝统治的契丹和汉族人投奔蒙古，向成吉思汗报告了金章宗“杀戮宗室，荒淫殊甚”和金朝“不治戎备，俗日侈肆”的情况[31]；往来于山东、河北各地经商的回鹘商人也向他具言中原民物繁庶，鼓动他南侵[32]。因此，成吉思汗对金朝的情况早有了解。建国后，他就计划攻金，但还未敢轻动，宁愿先采取攻掠西夏的战略。
成吉思汗曾到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城卜子古城）进贡岁币，金章宗命卫王永济受贡。一二〇八年章宗死，永济即位，遣使传诏蒙古，成吉思汗知道新皇帝是他，就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于是更轻视金朝，不肯按照传统礼节跪拜受诏，乘马北去。永济得使者回报，乃策划等成吉思汗再次入贡时杀之，然后提兵北伐蒙古。成吉思汗得到金乣军的密报[33]，决定先发制人，于一二一一年春亲统大军南下攻金[34]。
蒙金战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二一一年至一二一六年，蒙古军由成吉思汗亲临指挥；第二阶段从一二一七年至一二二九年，木华黎奉命经略中原，木华黎死后，由其子孛鲁继续指挥；第三阶段从一二三〇年至一二三四年，窝阔台与拖雷分兵攻金，最后与南宋联合灭亡金朝。
一二一一年春，成吉思汗大军南下，由达里泊进入金境，先锋哲别攻破金西北路边墙上的乌沙堡，取乌月营。金军统帅独吉思忠（千家奴）因失于备御，被解职，由完颜承裕（胡沙）主持军事。承裕见蒙古军势盛，从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往宣平（今河北张家口西南），于是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抚州三州之地尽失。成吉思汗至抚州，金朝以大军三十万（一作四十万）守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成吉思汗挥师攻之，金兵大败，“死者蔽野塞川”。承裕等慌忙觅路逃跑，蒙古军跟踪追至浍河堡（今河北怀安东），将金军大部分消灭，史称“金人精锐尽没于此”[35]。蒙古军前锋突入居庸关，攻中都不克，退出。
成吉思汗长子朮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率领另一路军队由西南路进入边墙，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献关，且为向导，蒙古军攻下净、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东胜（今托克托县）、武（今山西五寨县北）、朔（今山西朔县）等州，抄掠后退去。金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弃城逃回中都。
一二一二年，蒙古军乘胜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至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先为金守军所败，拖雷等奋勇攻城，拔之，抄掠境内诸城村后退出。成吉思汗继续攻取山后诸州县，威宁（今内蒙古兴和北）防城千户刘伯林降；进兵攻西京，歼灭奥屯襄所率来援金军，遂围西京，为流矢所中，撤回。同年，遣先锋哲别往攻东京（今辽宁辽阳），东京军民坚守，哲别佯退五百里，守者以为敌退，不为备，哲别连夜轻骑驰回，攻入城中，大掠而还。
一二一三年，成吉思汗会集大军，再入野狐岭，连下宣德、德兴诸城，进至怀来（今河北怀来东），与完颜纲、朮虎高琪所率乣、汉守军激战，击溃金军，追至居庸北口，“将金国的契丹、女真、主因等勇猛的军每行胜着，直到居庸关（察卜赤牙勒Chabchiyal），杀的人如烂木般堆着”[36]。这是蒙古攻金的第二次大胜利。因居庸关防守坚固，成吉思汗采取迂回包抄战术，留怯台等攻居庸，自率主力驰向西南，取紫荆口（河北易县西）入关。金朝发觉蒙古军意图，急遣兵赴援，但已经迟了。金军刚到，蒙古军已度关下至平地，遂破金军。哲别奉命率精骑驰攻南口，出其不意，破之，进至北口，与怯台军里外夹攻，取居庸关，逼临中都。成吉思汗攻下涿、易（今河北涿县、易县）二州，命怯台等率一部分军队围中都，其余分兵三路：朮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右军，循太行山东麓而南，直抵黄河北岸卫（今河南汲县）、孟（今河南孟县）诸州，再沿太行西麓向北，掠河东南、北路诸府州而还；哈撒儿、斡赤斤等率左军向东，掠蓟（今天津蓟县）、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诸州而还；成吉思汗与拖雷率中军南下，掠河北东路、大名、山东东、西路诸府州而还，另遣木华黎一军攻陷密州（今山东诸城），屠之。
一二一四年春，三路军会合于中都附近，成吉思汗驻中都北郊黄甸（失剌客额儿Sira-ke'er），向金朝要索贡献。金宣宗献卫绍王女歧国公主（因她是金朝皇帝的女儿，出身高贵，在成吉思汗诸妻中位居第四，称“公主合敦”）及金帛、童男女等求和，成吉思汗引军退出居庸，驻夏于鱼儿滦（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泊），并遣木华黎、孛秃攻取辽西、辽东诸州郡。
五月，金宣宗南迁。六月，驻守中都之南的乣军哗变，杀其详稳，投降蒙古，成吉思汗遂遣三模合拔都领契丹人石抹明安（野狐岭战役中降蒙）、汉人王檝（金涿鹿守将，成吉思汗进兵紫荆口时投降）为向导，引蒙古军南下与乣军会合，围攻中都。中都附近州县守将和官员纷纷投降，前来救援的金军均被击溃，留守中都的主帅平章政事抹燃尽忠弃城遁，于是一二一五年五月，蒙古军进占中都。成吉思汗当时驻在桓州，得到报告，即派失吉忽秃忽等籍中都帑藏，尽数运走。留札八儿火者、石抹明安镇守中都。
同时，木华黎军取临潢府（治所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北京路（治所在今内蒙古宁城县大名城）诸州县，大败金军于花道（今内蒙古赤峰东南），进克辽西重镇北京，遣人招降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兴中土豪石天应等杀府官降蒙，义州（今辽宁义县）契丹土豪王恂及附近地区地主、土豪多率所部黑军乡党投降。锦州张鲸先是反金自立，后降蒙古，一二一五年初夏，被派随蒙古军攻打河北、山东地区，因企图叛逃被杀。其弟张致遂据锦州反蒙，攻下辽西许多州县，并占领兴中府，声势很大，坚持到一二一六年秋才失败。(https://www.daowen.com)
取中都后，成吉思汗又派脱栾扯儿必统蒙古军及投降的契丹、汉军抄掠河北、山东各地，遣三模合拔都由西夏趋关中，出潼关，大掠河南而还。他自己则于一二一六年春回到克鲁伦河的斡耳朵。
这个阶段战争的特点，是蒙古军以掳掠、烧杀为目的。一二一三年秋至一二一四年春，数月之间，“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37]蒙军攻下保州（今河北保定）时，尽驱居民出城，先下令杀老者，“卒闻命，以杀为嬉。后二日，命再下，无老幼尽杀”，“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与城等”[38]。永清地主史秉直降蒙，命管领所掠降人十余万家，迁之漠北，路上冻饿而死者甚多[39]。兵后田野荒芜，王檝建议留些牛让老百姓种地，派人在卢沟桥索北返军士所驱牛，十取其一，得数千头[40]，可见所掠牛仅经过卢沟桥者就达数万头。截至一二一五年秋，被蒙古军攻破的城邑就有八百六十二处，几乎黄河以北[41]所有土地都遭到蒙古铁骑的蹂躏。但在大部分州县，蒙古军都是杀掠后即离去，金朝又重新派官镇守，而其中一部分则落入当地土豪地主武装的控制中。
木华黎经略中原
一二一七年秋，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以中原官号“太师国王”，赐九尾白旗，使承制行事，命统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鲁、忙兀、汪古诸部军以及归降的契丹、女真、乣、汉诸军，专征金朝。成吉思汗对木华黎说：“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授予他攻取中原的全权。一二二三年木华黎死后，由其子孛鲁继承他的职务。
这个阶段蒙金战争的特点是：一、蒙古更注重利用汉族地主武装，金朝也用高爵招徕各地土豪，往往是两方面地主武装之间展开了争城夺地的激烈战争。二、蒙古方面除继续进行杀掠外，同时也开始注意占领城邑、安集百姓，为经久之计。一二二二年有人向金宣宗上奏说：“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42]三、战争的进展呈现拉锯形势。
在成吉思汗攻金时期，就有不少契丹族和汉族官僚地主武装投降蒙古，对蒙古攻金起了很大作用。石抹明安和王檝奉命随三模合拔都攻中都，建招降之议，得汉军数万，取中都旁近许多州县，遂占领了中都。河北诸郡民间组织“清乐社”的头目、永清地主史秉直投靠蒙古（一二一三年），其子史天倪选清乐社壮勇万人组成清乐军，随蒙古军攻城略地，大得其力。义州契丹人王珣以“保亲族”为名，招集乡人至十余万，向木华黎投降（一二一五年）。兴中府土豪石天应杀府官献城于木华黎（一二一五年），他善造战攻之具，统所部黑军从木华黎攻金，屡立战功。石抹也先招募精锐之士万二千人，亦号黑军[43]，成为蒙古攻略辽西诸地一支很大的力量。成吉思汗看到了这些地主武装的作用，命木华黎多多“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44]。凡率部或纳土归降者，都授以统军管民的各种职务，许其世袭，并听其自辟僚属。
木华黎受命专征后，继续奉行这一政策，他手下的契丹、女真、汉族地主武装成为攻金的重要力量。
一二一七年，木华黎军攻河北、山东诸州，刘伯林、石抹也先等所部汉军从，陷蠡州（今河北蠡县）、大名府、益都、密州等城。易州人张柔聚宗族数千家，选壮士组织队伍，结寨自保，金朝授以经略使职。一二一八年兵败降蒙，木华黎命他仍用旧职，统领本部兵马，于是张柔招集部曲，攻下雄、易、安（今河北新安西南）、保等州，军于满城（今河北满城县西）。当时河北地区兵力最强的地主武装是据有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武仙。武仙归附金朝，屡次发兵攻张柔，张柔也攻入武仙控制的地区。一二一九年，先已降蒙的藁城土豪董俊攻入真定，逐走武仙。一二二〇年，金朝封武仙为恒山公，武仙得金朝援兵，打败董俊，复据真定。
一二一八年，木华黎统兵攻入山西，史天倪、史天祥兄弟等各领所部汉军从行，打下太原、平阳、绛州等八十余城。一二一九年，金郭文振、张开军收复太原，胡天作军收复平阳。次年，金朝封郭文振为晋阳公，张开为上党公，胡天作为平阳公，让他们分疆守土，与蒙古军作战。
木华黎主力攻山西时，河北有几支地主武装夺据了许多地方，与降蒙派地主武装相互攻战，金朝也封他们为公。一二二〇年，木华黎将攻略的重点转到河北，亲驻满城，遣史天祥攻真定。天祥劝降武仙，于是真定复归蒙古，邢（今河北邢台）、相（今河南安阳）、卫、怀（今河南沁阳）、孟等州相继被蒙古军攻下。
山东是红袄军的活动地区。一二一八年红袄军领袖李全归附南宋，宋授以京东路兵马副都总管之职，遂用宋朝名义招集义军，收复山东南部诸州。益都张林（宋授京东安抚使）、济南严实（宋授济南治中）都相继归宋，一时山东全境均为宋有。但南宋对李全一直不信任，支持不力，而山东各支武装力量名义上虽附宋，实际上则各据地盘，为自己的利益打算，首鼠两端，游移于金、宋、蒙古之间。一二二〇年秋，木华黎军入济南境，严实见蒙古强大而“宋不足恃”，遂以所控制的彰德、大名、磁、洺（今河北永年东南）、恩（今山东武城旧城）、博（今山东聊城）、滑（今河南滑县东）、浚（今河南浚县）等州三十万户降蒙，木华黎承制授以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使总管本部军民。当时严实“据上流之便，握劲锋之选，威望之重，隐若敌国。人心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45]他的投降，使蒙古不战而取得大片土地，攻略山东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严实助蒙古军攻下曹（今山东菏泽）、濮（今山东鄄城北）、单三州；一二二一年入据东平，遂于此立行台。同年，益都张林、红袄军石珪等也相继投降了蒙古。
一二二一年秋，木华黎率蒙古军主力及石天应、史天祥等汉军攻山西、陕西。由东胜渡河，征召西夏兵五万从战，取葭州，使石天应守之；攻延安不克，破绥德、鄜（今陕西富县）、坊（今陕西黄陵）等州，从丹州（今陕西宜川）东渡黄河，取
州。一二二二年，蒙古军复取太原、平阳，皆设官置守。冬，木华黎率大军渡河而西，攻下同州（今陕西大荔）、蒲城，径趋长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固守，蒙古军攻不下，遂西攻凤翔，再召西夏兵助战。凤翔军民英勇抵抗，木华黎围攻了一个多月，仍不能克，西夏军帅又率师离去，只得引兵退还，于一二二三年三月死于闻喜。
武仙降蒙后，木华黎命史天倪为河北西路都元帅，治真定，以武仙副之。但两人势力不相上下，武仙对史天倪不服，常闹矛盾。一二二五年，史天倪攻取武仙部下所据山寨，武仙怕他进一步来收拾自己，就设谋请史天倪赴宴，将他杀掉，以真定地投归金朝。一时河北震动，许多州县都随着叛蒙附金。孛鲁命史天泽袭其兄职，招集史氏部曲攻武仙，并遣肖乃台率蒙古军助之，藁城董俊亦出兵会攻，武仙败走汴京，真定及河北诸州又为蒙古占领。
当木华黎率主力进攻山、陕时，原红袄军首领彭义斌（南宋授为大名路总管）于一二二二年出兵攻取山东州县，严实的兵卒和所控制的地区多被他所得。彭义斌又攻败李全，得其降卒，兵势大振，遂于一二二五年围攻东平，严实被迫与他约和。彭义斌提兵西进，并与武仙联合，取真定。孛里海所统蒙古军至，严实率部投归孛里海，合兵攻彭义斌，战于内黄，彭义斌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严实与蒙古军复取所失州县。一二二六年，济南土豪张荣降蒙。当时山东东路大部分地区在李全控制下，李全捕张林送于宋，进占益都[46]。带孙（木华黎弟）统蒙古军和严实汉军攻益都，孛鲁亦领兵入山东援助。李全抵抗到一二二七年初夏，力尽出降，于是山东全境尽为蒙古所有。孛鲁以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至此，金朝在河北、山东的地盘丧失殆尽，虽然在山西打了几次胜仗，收复了平阳、太原等地（一二二七年），但已难挽回整个败局了。就在这时，成吉思汗亲自率领的大军在击溃西夏主力后，挥师入金，攻陷了临洮等府州。金哀宗赶紧派使臣带了大量珠宝向成吉思汗求和。不久，成吉思汗在清水县附近死去。据载，他临死前定下了这样的灭金方略：
“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蒙宋联合灭金
成吉思汗死后，在陕西的蒙古军继续向凤翔等地进攻。一二二八年蒙古军八千入大昌原（今甘肃宁县西），被金完颜陈和尚率领的四百骑击败。金朝与蒙古打了近二十年仗，才第一次得到这么辉煌的胜利，颇起了一点振奋作用。一二二九年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亲自出征金朝。
一二三〇年秋，窝阔台与拖雷率军渡漠而南，攻拔天成等堡，进入山西，渡过黄河，与陕西蒙古军会合，攻取凤翔。金哀宗命行省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从閿乡（今河南灵宝西）提兵出关救援，合达等兵至渭北，见蒙古军势盛，慌忙收兵入关。次年春，蒙古军攻破凤翔，金弃京兆，迁民于河南，潼关以西尽为蒙古所据。
一二三一年夏，窝阔台避暑于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北灰腾梁），大会诸侯王，商议攻金之策。当时，金以重兵把守潼关，不容易攻，猛将速不台在此连连受挫；黄河一线守备亦严，武仙一军屯于北岸卫州，史天泽曾率军攻之，不克。蒙古军进展缓慢。窝阔台采纳拖雷的意见，决定分兵三道进征：窝阔台自统中军，渡河，由洛阳进；斡赤斤以左军由济南进；拖雷总右军，由宝鸡南下，通过宋境，沿汉水达唐、邓，以成包抄之势，期于次年正月会师汴京。据说打下凤翔时，有降人李昌国曾向拖雷建议：“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拖雷十分赞成，就把这个建议向窝阔台提出，并自领这最关键的一路。
这年秋天，窝阔台军围攻河中府城（在今山西永济西），金兵拼命抵抗，打了二个月，才将城攻破。遂由白坡渡河，进屯郑州。金卫州节度使弃城逃到汴京，黄河一线的防御瓦解了。
拖雷出宝鸡，遣搠不罕使宋请借道，被宋边将所杀。于是拖雷提兵破大散关，攻入汉中，破凤州、西和（今甘肃西和）、沔州（今陕西略阳）、阶州（今甘肃武都）、兴元（今陕西汉中）；前锋还南渡嘉陵江，陷阆州（今四川阆中），大掠而回。蒙古军进而从金州（今陕西安康）东下，取房州、均州，渡过汉水，进入邓州境。前一个月金朝已得到蒙古军由金州东下的报告，急忙调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军自閿乡驰守邓州。合达等以二十万大军据险设伏于邓州西禹山，小却蒙古军，即以大捷奏报。拖雷兵不满四万，遂避开金兵主力，以轻骑“散漫而北”，径趋汴京。合达发觉后，即从邓州率军尾追，路上与杨沃衍、武仙军会合，继续北进，入援汴京。拖雷使骑兵沿途袭击，使金军疲惫不堪。一二三二年春（金正大九年正月），金军进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拖雷集精骑阻截。时值大雪，金“军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47]。蒙古军乘其困惫，发起猛攻，金军大溃，武仙遁走，移剌蒲阿被俘，完颜合达、杨沃衍走入钧州，蒙古军攻钧州，沃衍自杀，合达在城破时被杀。
三峰山一战，金朝的精锐丧失几尽，潼关守将也献关投降，河南十余州均被蒙古攻陷。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攻汴京。金哀宗及其军政大臣惊恐万状，向蒙古求和，而汴京军民则奋勇抗战，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药武器打击攻城的蒙古军，中炮死者极多，速不台引军暂退。这时周围州县俱遭蒙古军抄掠，难民纷纷逃入汴京，城中人口激增[48]，入夏后瘟疫流行，死者达九十余万人。七月，蒙古遣使者唐庆等入城迫金朝投降，被金将士杀于馆舍，于是“和议”断绝。蒙古军于中牟击溃入援的金军，汴京陷于粮尽援绝的境地。十二月，金哀宗带着一部分臣僚和军队出京东走，次年（天兴二年，一三三三年）正月，辗转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同月，留守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叛，杀留守长官参知政事完颜奴申等，投降蒙古。速不台以汴京军民曾持久抵抗，杀伤蒙古将兵，遣人向窝阔台奏请屠城，耶律楚材谏言城中多能工巧匠和富实之家，杀之则一无所得，遂诏免之，括工匠儒医等迁于河北。
此时，金朝虽大势已去，但尚有归德及南境诸州之地。蒙古撒吉思卜华部追击金哀宗至归德，四月，遭守军夜袭，一军尽没。洛阳于一二三二年春末被破，后金帅复立府事，帅出战死，部将强伸率军民顽强坚守达十个月，蒙军屡攻不克。武仙自三峰山败后，收集溃军得十万，兵势稍振，屯邓州一带。蒙军经长久作战，兵力消耗，病者又多，所占河南各地多荒芜，得粮亦难，要一举灭金并不容易。于是派王檝使宋，议联合攻金，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邹伸之报聘。六月，金哀宗从归德南迁蔡州（今河南汝南）。此前，武仙军犯宋境，京西兵马钤辖孟珙进击败之，邓州总帅降。七月，孟珙再出击，败武仙于邓州淅川。八月，宋取唐州。九月，蒙古都元帅塔察儿（倴盏）与史天泽统蒙、汉诸军攻蔡州。金哀宗遣使向南宋借粮，并请连和，被拒绝。十月[49]，史嵩之命孟珙率军二万，粮三十万石赴蔡州。十一月初，宋军由东南、蒙古军由西北联合围攻蔡州，激战两月余，次年（一二三四年）正月十日破之，金哀宗自杀，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