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道观的土地财产

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烟，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都要用它来麻痹欺骗人民，作为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蒙古统治者自成吉思汗开始即利用各种宗教作为统治人民的辅助手段。忽必烈建立元朝，封八思巴为帝师，统领全国佛教；灭南宋之前，即派人潜往江西龙虎山与南宋道教首领张天师（名宗演）联络，通过张天师刺探南宋军情，统一全国后命张天师总领江南道教。此外，伊斯兰教、基督教、白云宗、头陀教、犹太教等，各种宗教兼容并蓄。

各种宗教在统治者的利用和保护下，不但比宋朝时大有发展，而且元末比元初也有很大发展。北宋天禧五年（一〇二一年），全国僧尼，四五八八五四人[46]，元朝仅道教就有男女三十万人[47]；元顺帝时全国佛寺比五十年前的成宗大德初年增加十倍[48]。

元代寺观的土地财产是通过封建国家的赏赐、私人捐赠和种种巧取豪夺的办法获得的。元朝统治者对寺观的赏赐其数量之大十分惊人。如：元世祖时，赐大圣万安寺“京畿良田亩万五千，耕夫指千，牛百，什器备”[49]。元仁宗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赐大普庆寺金千两，银五千两，钞万锭，西锦、彩缎、纱罗、布帛万端，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50]。延祐四年（一三一六年），该寺又得益都田八万顷。上都开平的开元寺得江浙田二百顷，华严寺得百顷[51]。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市宋全太后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以平江官田百五十顷赐大龙翔集庆寺及大崇禧万寿寺。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市宋恭帝赵㬎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以所籍张珪诸子田四百顷，括山东益都、般阳、宁海闲田十六万二千九十顷赐大承天护圣寺。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以晋邸部民二万四千余户归寿安山大昭孝寺为永业，以龙庆州之流杯园地、水硙土田赐大承天护圣寺[52]。等等。大地主捐赠的也很多，松江大地主瞿霆发就为天目山的大觉正等寺“割巨庄，先后凡二百顷有奇，及买田若干”[53]。也有一部分寺院田产来源于豪夺民田或经营致富后购买所得。(https://www.daowen.com)

元代的寺观通过上述手段一般都拥有大量土地、竹苇、园林、碾硙、船只、解典库、浴塘、店舍、铺席、醋坊、山场、坑冶、湖泊、津渡等。大都城西高良河滨的大护国仁王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寺在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统计，有水地二万八千余顷，陆地三万四千余顷，山林、河泊、湖渡、陂塘、柴苇、鱼、竹等场二十九，玉、石、银、铁、铜、盐、硝、碱、白土、煤炭等坑冶十五，栗万九千余株，酒馆一；在河间、襄阳、江淮等地还有水地万三千余顷，陆地二万九千余顷，江淮酒馆百四十，湖泊、津渡六十一，税务、闸坝各一。殿宇为间百七十五，灵星门十，房舍为间二千六十五，牛具六百二十八，江淮牛之隶官者百三十三[54]。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寺院道观的田地约占全州耕地的一半[55]。镇江路平均每人土地六亩左右，而僧尼平均每人达五十亩左右[56]。由于寺观拥有大片田地，因而佃户也很多，大德年间仅江南诸寺观的佃户即达五十万余户[57]。元朝统治者对寺观的财产十分庇护，规定：“但属寺家的田地、水土、园林、碾磨、店铺、解典库、浴堂、人口、头匹等物，不拣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休谩昧欺付者，休推是故取问要东西者”[58]。这样，“天下之田一入僧业，遂固不移”[59]。永远为寺观所有，规模越来越大，财产越来越多。

一些宗教首领，也依仗政治势力，夺民田宅产业。江南道教首领张天师，就是一个江南大恶霸；佛教江南总统杨琏真加占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的二万三千户；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占田二万顷。有些寺院中的僧人也有私人田土。这些寺院道观及僧尼道士的田土，都享有免役免税特权。史称泰定帝时“江南民贫僧富”[60]，充分反映了元时寺院道观经济势力的恶性膨胀和农民群众在寺院地主残酷剥削下的贫困景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