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前期的人民反抗斗争（一二七一至一二九四年）
从元朝建立到忽必烈去世为止，二十三年间各族人民的反元斗争彼伏此起，一直没有间断。在这一时期内，人民武装斗争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从元朝建立到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为第一阶段；至元二十年到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为第二阶段。
灭宋前后的人民抗元斗争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加紧了对南宋的进攻，襄樊战役后，灭宋战争全面展开。为了适应军事行动的需要，元朝政府对北方各族劳动人民加紧剥削和压迫，驱使他们承担沉重的劳役和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以河南一带为例，由于“军兴转输烦重”，连同军匠诸户在内，也要缴纳赋税，“权助财用”[253]。因此就必然激起北方各族劳动人民的反抗。与此同时，在南方，南下的元军在许多地方大肆屠杀和掳掠。“诸将市功，且利俘获，往往滥及无辜，或强籍新民以为奴隶”[254]。这种行径也理所当然地激起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起义群众“相煽以动，大或数万，小或千数，在在为群”[255]。这些就是这一阶段的斗争形势。
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年）十一月，据元将董文用说：山东益都、彰德一带“妖人继发”，所在按察司、达鲁花赤及社长不能禁止，宜用连坐之法对付造反的人民。忽必烈采纳其意见，下诏推行之。同月，在京师也出现了“盗诈者众”的局面，致使忽必烈敕命“峻立治法”[256]。
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二月，洪福于淮西镇巢军起兵反元，杀元戍军将领阿塔赤及其所统军士。这次武装起义完全是由于阿塔赤所统阿速军的横暴，使当地人民不堪忍受而引起的。洪福本是降元的宋将，起义发生后，元朝政府利用其原来上司——淮西制置使夏贵，使之亲自出马，至城下招降，最后洪福被元将阿朮斩于军中[257]。
同年四月，南宋抗元将领张世杰从二王入福州，继续在福建境内抵抗元军。他联合畲族女英雄许夫人所率领的畲军以及汀州、漳州农民领袖陈吊眼所统率的起义畲军，共同进行抗元斗争[258]。这不仅扩大了反元队伍，而且使福建的抗元斗争为之一振，士气旺盛，致使元廷枢密院于是年六月上报，为江西都元帅宋都带求援[259]。
是年，河南许、蔡间还有李三率领的一支武装力量，人数众多，活跃在两河间。后为开封府尹陈祐镇压[260]。
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年）四月，福建汀州长汀人黄广德举行起义，自称天下都大元帅，刻都帅印，又立为天从广德皇帝，设铜将军、铁将军等名号。同年五月，南剑州沙县人谢五十也举行起义，自称擎天将军。不久均被元军镇压[261]。
同年九月，舒民张德兴起兵响应文天祥抗元，攻破兴国（今湖北阳新）、德安诸郡，回据蕲州（今湖北蕲春）司空山。元廷派淮西宣慰使昂吉儿前往镇压，结果张德兴被杀，其三个儿子亦被捕，起义失败[262]。正当张德兴据司空山起义之际，鄂州属县人傅高亦起兵响应，击败元郑万户军，使之溺水死。但这支起义军经不住元朝留守鄂州的贾居贞的软硬兼施和分化瓦解，内部“上下猜沮”，人心离散，加上贾居贞的武装镇压，傅高只得逃往江西武宁一带；在该地，他又遭贾居贞传檄追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改姓易名返回家乡，最后被元军捕获并惨遭杀害[263]。
与此同时，湖广一带的雷、琼、全、永（今湖南零陵）和潭州（今湖南长沙）属县文才喻、周隆、张虎、罗飞等起兵响应文天祥抗元，其中尤以罗、张、周三人为最强。他们“屠杀长吏”，聚民为兵[264]，规模“大者众数万，小者不下数千”。元廷发兵征讨，文才喻等被元将阿里海牙镇压[265]；罗飞率领的起义军围攻永州凡七个月，但始终未能攻克，后被元广南西道宣慰使史格击败[266]；至元十四年十二月，元潭州行省攻占起义军的据点祁阳县，罗飞被俘杀，起义告于失败[267]。
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年）六月，处州（今浙江丽水）张三八、章焱、季文龙等在青田、龙泉等七县发动起义。时季文龙、章焱起兵于青田，杀元官赵知府，季文龙自署为两浙安抚使，据处州天庆观。元处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赵贲亨率众围攻处州，起义军被迫弃城退出。章焱又集合二万人再攻处州，结果仍被元军战败，季文龙溺水而亡。另一支起义军是龙泉县张三八统率的，拥有二万人马，杀庆元县达鲁花赤也速台儿，但亦屡败于赵贲亨所统的元军。既而衢州陈千二聚众二万人，遂昌叶丙六亦聚众三千人相助。然均被赵贲亨镇压下去[268]。
至元十五年十一月，福建建宁政和县人黄华，组织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族许夫人领导的畲军，发动了汉、畲两族联合的反元斗争[269]。当时仅黄华统率的一支起义武装就有三万人，他们号称“头陀军”，扰乱元军占领的建宁等地。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调集了大批蒙、汉军队，于至元十七年由管军万户完者都统率前往镇压。完者都对黄华施行“剿”“抚”两手策略：一面以大兵压境，一面又诱以利禄，许以充任“副元帅”。这一招果然奏效，黄华暂时为完者都压服，并充任元朝的“征蛮副元帅”，曾参与对陈吊眼的镇压[270]。
此外，至元十五年还有江西李梓发据南安反元，江西参知政事贾居贞先对其群众进行分化瓦解，使李梓发陷于孤立，最后李梓发全家自焚而死，斗争归于失败[271]。另有定昌路（今四川米易西北）总管谷纳也起兵反元，一时响应者颇多，他们毁桥梁，取官府仓粟，夺取驿站马匹及屯田牛只。直到至元十七年二月，元将答里不罕以云南行省军攻定昌路，谷纳被擒并遭杀害[272]。
至元十六年十一月，梧州人吴法受举行起义，他鼓动藤州、德庆府、泷水（今广东罗定）一带范围内的瑶民起来造反。后其父为元朝政府杀害[273]。
同年，在江浙的饶州（今江西波阳）也爆发了反元起义。起义队伍从饶州出发，进攻江西都昌。这支队伍立即遭到元江西宣慰使张弘略的残酷镇压，起义据点被捣毁，起义领袖惨遭杀害，队伍瓦解[274]。
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年）春，在江西都昌爆发了杜万一起义[275]。杜万一又名杜可用，江西南康都昌人。他以白莲会形式组织、发动群众，号称杜圣人，改元万乘，自称天王，以谭天麟为副天王，都昌西山寺僧为国师。[276]“有众万数”，并以曹某为相。[277]当这支起义队伍还未及向周围地区发展的时候，就被方招讨率领的元军化装成商人和农民，乘船先往偷袭，将起义镇压了下去；杜万一及其相曹某被捕，并遭残杀于龙兴（今江西南昌）[278]。由于杜万一起义，遭致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于至元十八年三月第一次下令对白莲会、五公符、推背图等“一切左道乱正之术”统加禁止[279]。
福建地区在元军南下时抵抗甚烈。元统一后，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仍不断发生，其中陈吊眼所率领的队伍就是规模最大的起义。前已述及，在南宋末年，陈吊眼曾率领畲军配合南宋抗战将领张世杰共同作战。后来，他的这支势力一直存在于汀州、漳州地区，“七年未平”[280]。至元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夜，他率众攻入漳州城，“杀招讨傅全及其一家，官军死者十八、九，［万户府知事］阚文兴力战死”[281]。起义队伍很快发展至十万人，“连五十余寨，扼险自固”[282]。元朝政府为对付这一起义，曾调集了四省的军队，对陈吊眼进行围攻[283]。至元十九年三月，陈吊眼中了元军的诡计，被擒杀，起义归于失败[284]。但其势力还残存了相当一段时间，直到元成宗元贞三年（一二九七年），元廷尚下令将陈吊眼等余部安插在漳州等地屯田，“与军人相参耕种”[285]。
与陈吊眼起义的同时，陈吊眼之叔陈桂龙也于至元十七年八月在漳州起义，他们据山砦，拒官军。当时一同起义的还有陈三官、罗半天、陈大妇等人。陈桂龙的队伍有一万多人[286]。至元十九年四月，陈桂龙等降于元军，被送往京师。其部属吴满、张飞在和元军奋战的过程中被杀[287]。至元二十年六月，元朝政府将陈桂龙远流至北方憨答孙地[288]。此外，至元十七年在江西上犹县还有吴富五、钟召二、李达淑等的相继起义。当地的元朝官吏只知用兵和搜刮百姓，从这以后的二十余年，起义接连不断，“更无宁日”[289]。(https://www.daowen.com)
元朝统治者进入僮族地区时，和进入其他地区一样，曾遭到当地各族人民的反抗。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镇安州（今广西那坡）镇抚岑毅为反抗元朝统治者征索差发等残酷剥削，发动起义。他在给特磨道（今云南广南）农士贵的书信中说：“设有达达军马来起差税，吾与尔皆一家之人，围聚战杀，实不愿作大元百姓”[290]。他发兵攻杀顺安知州李显祖，夺其妻子家财。后被元军压服。
同年，在福建南剑州还有丘细春发动的反元起义，他“行镇国开国大王”，并改元昌泰[291]。浙东处州有平八起义，“鸠众五千，掠遂昌”[292]。徽州祁门有王万十、王信二起义，“啸聚二千余人”[293]。等等。但这些起义的规模一般较小，力量较弱，时间较短。
至元十九年的南方也不平静，是年冬，江东的芜湖、宣城、徽州和南陵等地都有起义发生，“宣、徽尤甚，皆僭号署官，掠郡县，烧府库，杀县长吏”，“应者日众”。起义队伍的势力曾一度到达浙江境内的昌化一带。进攻宣城的起义队伍曾屡败元朝官军，使之处于崩溃的边缘。攻打徽州的起义队伍曾击败元两万户军。南陵的起义领导人曾称天王，率军攻打宣城，打得元军不能支撑。时江浙行省以重兵镇压，但未能取胜。后从建康调去管军万户张珪所统的精锐部队，才把起义镇压下去[294]。同年，还有乌蒙（今云南昭通）人民起义。元廷命那怀、火鲁思迷率蒙古、汉人新附军去镇压[295]。
世祖至元后期的各地起义
忽必烈灭南宋后，接着又发动了频繁的对外战争，征调大批粮食和民夫，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在此期间，国内又发生海都、乃颜等诸王叛乱，忽必烈为应付国内外战争的庞大财政支出，乃先后任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理财，对百姓大肆搜刮，“害民特甚”，导致“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296]。当时江南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最重，加之赋役严重不均，“富者有田无役而益富，贫者无田加役而益贫”[297]，各族人民在元廷及其各级官吏的重重压榨之下，走投无路，只得铤而走险，被迫进行起义。从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起，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次数较前一阶段大为增加，据元朝政府的官方统计，仅至元二十年这一年，江南人民“相挺而起”的大小起义，“凡二百余所”[298]。到了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更激增为“四百余处”[299]。这一阶段所发生的起义，其规模较大的也比前一阶段为多，其中，起义人数在十万人以上的就有多次。这些史实表明本阶段的起义形势，较之第一阶段有了很大的发展。
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是各族人民反元起义激增的一年。是年三月，在广州新会一带，有林桂芳、赵良钤等领导的起义，他们建国号为罗平国，年号延康，但很快被元军镇压下去[300]。
元代福建地区的百姓，“困苦者多”，当地的官吏“贪图贿赂，习以成风”，他们“擅科横敛，无所不至”，以致“政坏民残”，激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不断起义和反抗[301]。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八月，黄华再次起兵反元，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十余万人之多，他们“剪发文面，号‘头陀军’”[302]，据政和县，称宋祥兴五年，进攻崇安、浦城等县，围建宁府[303]。是年冬，起义队伍号称二十万[304]。元朝政府命史弼、高兴、刘二拔都（刘国杰）等将领率军前往，与福建军会合，对黄华起义军进行镇压。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正月，黄华兵败自杀[305]。
黄华再次起兵反元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在至元二十年的十二月，浙东有吴提刑，居青田之鸬鹚，起而响应黄华起义，亦“用宋祥兴年号，铸两浙安抚司印，声振闽、粤”[306]，后被元军镇压。
正当黄华在福建再次起兵反元之时，在广东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欧南喜、黎德起义。这次起义首先由盐贩陈良臣等发动，他们发动东莞、香山、惠州一带的盐贩万人进行起义，但很快就被镇压，陈良臣被杀[307]。此后不久，至元二十年九月，欧南喜、黎德就发动了规模更大的起义[308]。欧南喜，又称欧将军，他继陈良臣之后组织起义，设丞相、招讨等官署，自称王于清远，众号十万，起义群众达十万人之多，曾一度遣马帅、陆帅、徐相率军进攻广州，但为元军击败，马、陆、徐三个统兵将领也被元军斩杀；欧南喜乃走新会，与黎德合军。时黎德“已集船至七千（“千”，原文作“十”，误。——引者）艘，众号二十万”，其别将吴林有船八百艘，声势浩大[309]。当时广东“增城县蔡大老、钟大老、唐大老皆应之”[310]。欧南喜、黎德等的起义持续了一年多，到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十一月，欧、黎及其都督、丞相等二十四人被元军俘获而惨遭杀害，黎德之弟黎浩及其招讨吴兴等人则被槛送京师，起义基本归于失败，然其余波直到至元二十二年二月才完全消失[311]。
正当欧南喜、黎德的起义在广东持续发展的时候，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二月，在广西宾州（今广西宾阳东北），发生了黄大成等人的反元起义。当时梧州、韶州、衡州的百姓“相挺而起”。但很快遭到元湖南宣慰使撒里蛮的武力进剿[312]。同年，浙东台州仙居县民王仙人，倡言“五星期斗，天崩地陷，合有圣人出”[313]，与南溪人陈再一共同起义，但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四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广子广王，树立反元旗帜，从者甚众，未几被元军镇压[314]。
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七月，江浙省婺州永康县（今浙江永康）人陈巽四等聚集群众，于普济寺内造衣甲、军器，图谋举行反元起义[315]。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元朝统治者的镇压，是年八月，陈巽四等被杀害[316]。
同年，在江浙行省的安仁（今江西鹰潭西北）有蔡福一的反元斗争，被镇守饶州的元将齐秉节镇压[317]；在宣政院辖境，还有陈骨族六彪及其子合彪的起义，他们联合毡单族、条竹族，攻打脱思麻路（即朵思麻，今青海东部），未几兵败[318]。
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时元朝统治者统治江南已经十年，但江南人民的起义斗争“迄今未靖”[319]。在福建地区，由于元朝“官吏贪残”，山区各族人民往往起而反抗[320]。是年冬，汀州（今福建长汀）畲民钟明亮起兵反元[321]，是为这一阶段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反元起义。他“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闽、广交病焉”[322]。起义军活跃于今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交界地带，游动于汀州、漳州、邵武、赣州、宁都、南安、建昌、南丰、循州（今广东龙川）、梅州（今广东梅县）等地，有力地推动了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的起义斗争。如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夏四月，广东有董贤举等七人“皆称大老，聚众反”，活动于吉、赣、瑞、抚、龙兴、南安、韶、雄、汀诸郡，元统治者“连岁击之不能平”。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正月，福建畲民丘大老集众千人攻长泰县。同年十一月，漳州陈机察以八千众攻龙岩，执元千户张武义[323]。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丘元起义于建昌，“与明亮犄角”，相互配合呼应，集众千余人攻掠南丰等地。这一年，福建也是“盗贼蜂起”。五月，有泉州南安的陈七师起义；十二月，有兴化、仙游的朱三十五起义[324]。此外，在今广东、福建、江西境内，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其他起义。由此可见，钟明亮起义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当时的元朝官僚承认钟明亮比福建的黄华还要厉害，“未可视为寻常草寇”，元军对他“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轶”，“围攻则兵力不敷”[325]。元朝政府虽然动用了江淮、福建二省和江西行枢密院的兵力，对他“并力攻捕”，甚至施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但还是无法将他镇压下去。为取得军事上的主动，钟明亮在至元二十六年五月和二十七年二月，曾两次向元军假降，但一旦形势有利，立即重新起义。当时的地主文人对此颇为慨叹：“上烦庙堂应接，诸省奔赴，竭数载之力，仅得明亮至军前一面。而诈降无实，傲睨反复，气凌威烁，未尝获一交锋决胜，明亮竟得偃然保首领以殁”[326]。约于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钟明亮不幸病死[327]，起义群众在失去领袖的情况下，仍“藉其虚声余烈，尚能统御所部，不即溃降”[328]。但各支起义军之间由于缺乏配合，元军乘机进攻，三省交界地区的起义斗争从至元二十七年起走向低潮，到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持续数年轰轰烈烈的钟明亮起义，终于完全失败了[329]。
在钟明亮起义期间，浙东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元起义。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二月，台州宁海人杨镇龙起兵反元，据玉山县二十五都，称大兴国皇帝，设右、左丞相等官职，年号安定。起义军声势浩大，有兵十二万，以七万之众攻东阳、义乌，余攻嵊县、新昌、天台、永康。拥有二印：一是“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一是“护国护民威权法令奉命之印”。元宗王瓮吉䚟与浙东宣慰使史弼共同发兵对杨镇龙进行武力镇压，当杨镇龙攻克东阳县后不久，即被元军擒杀[330]。但余众直到次年三月仍在浙东一带活动[331]。此外，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在婺州（今浙江金华）有叶万五起义，他“以众万人”攻打武义县，杀千户一人，遭到元江淮行省平章不邻吉带的武力镇压[332]。次年五月，婺州、处州还有吕重二、杨元六等起义，被元浙东宣慰使史弼擒杀；十二月，处州青田有刘甲、刘乙等集众万余人攻打温州平阳，这些起义，均很快被镇压了下去[333]。
黄圣许，又作黄胜许，僮族人，元湖广上思州（今广西上思南）知州，于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年）闰六月起兵反元，聚众二万，断道路，攻邕州（今广西南宁）等地。元统治者以武力镇压与招降的两手策略，企图使他屈服，但始终未能如愿。黄圣许及其族人的这一反元斗争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元英宗至治年间，前后长达三十多年。元廷为了镇压僮族人民，只得派军在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在该地屯种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以做长期镇戍的打算[334]。
至元后期的各族人民起义次数十分频繁，规模大小不等，而多数的起义已不再用恢复宋朝为号召，而把斗争矛头指向元朝的封建统治和当地的地主阶级。因此，至元后期的农民起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