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海运

我国沿海有漫长的海岸线，为发展近海运输与外洋通航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里所说的“海运”是指国内近海运输。

自秦汉以来，已有海运，但多为临时性的短途运输，“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238]。元代海运在路线上、管理上、运输量上都是前代不能比拟的。

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伯颜下临安，取南宋库藏图籍，准备北运大都，由于两淮地区尚为宋有，不能北上，于是招朱清、张瑄由崇明洲（今上海崇明）入海道运往直沽，转至大都。“朱清、张瑄者，海上亡命也。久为盗魁，出没险阻，若风与鬼，劫略商贩，人甚苦之。”[239]这是元代有海运之始。

元朝统一全国后，每年需从江南运粮至大都，最初这条运输线主要是运河漕运。当时漕渠时常败坏，特别是中滦到淇门这段旱站转运，劳民伤财；后又改为运河、海路联运，也卒无成效。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伯颜追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提出海运粮食的建议。于是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他们入海后，正遇风信失时，只得在山东刘家岛（今山东蓬莱县境）停留，明年始至直沽。这次运粮至大都，虽仅四万六千余石，但比起漕运“船多损坏，民亦苦之”的情况好多了，于是海运渐被重视。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立万户府二，以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忙兀䚟为万户府达鲁花赤。以后海道运粮数逐年增加。

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设万户府二，合至元二十年所置共为四府。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设漕运司二：其一在直沽河西务，负责接运南来粮食物资；其二即京畿都漕运司，负责将直沽的粮食运往大都。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又以朱清、张瑄之请，并四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二，由朱、张专门督运海粮。

海运的粮食，起初来自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湖广、江西及江浙、江淮等地，由于转辗运输，粮船多有损坏。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后规定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而将江西、湖广等处准备海运的粮米变钞或折价，与江浙一带兑换，这种“弃远就近装粮，以图民便”[240]的措施，促进了海运粮的增加。“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241](https://www.daowen.com)

元代历年海运粮统计表[242]

元代海运路线，前后开辟过三条。第一条航线是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朱清、张瑄所辟，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北经崇明州入海，沿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和万里长滩（今江苏海门东浅沙）开洋，靠近沿海山屿北行，抵淮安路盐城县（今江苏盐城），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密州（今山东诸城）、胶州（今山东胶县）海面，放灵山洋（今山东青岛以南海面），再东北行，沿途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今山东半岛东端），然后西航，进入渤海，沿界河（今海河）至杨村码头（今河北武清），航程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243]；第二条航线是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年）朱清、张瑄因旧道“其路险恶”重新开辟的。自刘家港至撑脚沙、沙觜（今刘家港西北甘草沙一带），再至三沙、洋子江（均在长江北口），过匾担沙、大洪（均在今崇明北），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刘岛（今山东威海东刘公岛），至芝罘、沙门二岛（今山东烟台北），放莱州（今山东掖县）大洋，抵界河口（今天津大沽）。这条航线“差为径直”[244]，顺风时半月可达，“如风水不便，迂回盘折，或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245]。由于这条航线绕过了沿岸的沙滩，放洋航行多，因而时间短；第三条航线是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海运千户殷明略所开辟，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转西，经刘家岛、登州（今山东蓬莱）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246]。这条航线比前二条更为便捷，主要是沿海岸线较远，取道较直，航期又大大缩短了。

元代海运的开辟是中国海运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对于商业的发展、大都的供给和繁荣、南北交通的畅通、官民造船业的扩大、航海技术的提高，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元朝时南北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陆路、河漕和海运三条途径，而“河漕视陆运之费，省计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计七八”[247]。海运是最经济合算的。因此，每年总是有上百成千只海船往返于南北海道。叶子奇说：“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可知从海运送到大都去的物资恐不止粮食一项。他又说：元末农民起义后，“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矣”[248]。可见大都的繁荣是与海运和漕运的畅通分不开的。江南粮食北运固然是海运的主要内容，但海船运粮及其他物资至北方后总不会空船返航，势必也有大量北方货物通过海运南下，至少客商也可利用海船往返南北。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凡京师信史下江南者率由海上浮桴以达”[249]，可证这条航线也是运客的。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到元末时，福建至大都的航线也开辟了，“赖福建滨海，又为王土，〔陈友定〕独能运粮至京师，由是京师民始再活”[250]。

当然，海运的开辟，得利的首先是元朝统治者，宫廷挥霍所需的物资，大都的军国之资，很多是靠江南供应的。许多元朝管理海运的官员也乘机大发其财。朱清、张瑄，“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舆骑塞隘门巷，左右仆从皆佩于菟金符，为万户千户，累爵积资，气意自得”[251]。除了官船以外，政府还和雇民船运粮，付“脚价钱”。由于成本低，商人多愿承包，因此一般商人得利也多。“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252]。当然，葬身大洋的主要是船户、水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