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的重农政策及其贯彻
元朝初年，以忽必烈为首的统治者，比较重视农业生产，贯彻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是当时社会客观实际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长期反抗斗争的结果。同时，忽必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也是他推行“汉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蒙古军队在进兵北方地区时，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遭到杀戮，耕地变为牧场。一二一三年到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率兵南下，使得“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大批汉族人民被徙北去，河北地区“田野久荒”，民无耕牛，河东地区也几乎“杀掠殆尽”。窝阔台时期虽然稍有改变，但杀伤劳动力的现象仍很严重，在灭金过程中，像考县、许州、汝南、凤翔等地都曾出现过大批居民被屠杀的现象。关中地区在宪宗蒙哥时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四川、两淮、河南、襄樊地区，由于蒙宋战争很激烈，亦人口锐减，如四川地区的“土著之民”在兵燹中“十亡七八”；抗元诗人汪元量随宋幼帝、全太后等北上时，看到了“淮南兵后人烟绝”的景象。除了杀戮人口外，蒙古贵族不断把人民“强抑为奴”也是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率领蒙古军队灭宋的将领阿里海牙，就曾把南宋两湖地区的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61]，有的蒙古贵族还把大量农民括充为工匠及其他差役，到忽必烈登位时，“诸色占役者”竟达五十余万户，占到民户总数的一半以上[62]。
在人民被杀戮，或者被强抑为奴的同时，耕地也遭受严重破坏。蒙古贵族在这大片大片荒芜的土地上，带进了游牧生产方式，将昔日的耕地变为牧场，专放孳畜。在农业地区强行推行游牧生产方式，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蒙古统治地区的各族人民，由于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加上沉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不得不用武装斗争或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在忽必烈执政以前，社会是动荡不安的。
这种残破的局面，严重地威胁着忽必烈的统治，这就迫使忽必烈等统治者，不得不改变以前那种变农田为牧地的游牧生产方式，改变那种破坏生产力的残暴行为，转而采取重视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忽必烈深知，农业生产的破坏对他的统治很不利，他对蒙古贵族们说：“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此”[63]。他认识到，维持农民从事生产的条件，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才能保证封建政府的赋税，才能维护封建政权。从此，元朝统治者转而采取重农政策，正如《元史·食货志》所说：“农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64]。这一转变，完全符合恩格斯所揭示的下述规律：“在长时间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65]。因而它在客观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忽必烈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设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刚即位后不久，即设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二年，设劝农司，以姚燧为大司农，以陈邃、崔斌等八名精于农事的官员为使，命他们分道考察农业生产情况，并发布诏书规定：“今后有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增添户口、差发辨集，各道宣抚司关部申省，别加迁赏；如不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户口减损，差发不办，定加罪黜”[66]。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年）立迁转法，进一步把“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课官吏五事中为首的两项标准。至元七年二月立司农司，以左丞张文谦为大司农卿，分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十二月改为大司农司，以孛罗领之。各道提刑按察司兼管农事，县达鲁花赤或县令兼劝农事。“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令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其法可谓至矣”[67]。司农司还奉命遍求古今农家之书，删繁撮要，结合实际，编成《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全国，指导农业生产。
保护农业生产，限制抑良为奴。忽必烈即位后，多次下诏禁止占民田为牧地，并派官清理被豪贵侵占为牧地的民田，按籍“悉归于民”或“听民耕垦”。一再“申严畜牧损坏禾稼桑果之禁”，通令“诸军马营寨及达鲁花赤、管民官、权豪势要人等，不得恣纵头匹损坏桑枣，踏践田禾，骚扰百姓”[68]。如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年）四月，御苑官南家带请修驻跸凉楼并广牧地，忽必烈下令“凉楼俟农隙，牧地分给农之无田者”[69]。至元十一年三月，蒙古贵族亦乞里带强取民租产、桑园、庐舍、坟墓，分为探马赤军牧地，忽必烈下令“还其民”[70]。这些措施对于保护耕地、恢复农业是有利的。同时，忽必烈对抑良为奴的行为也三令五申加以禁止。至元八年颁布了《户口条画》[71]，对户籍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顿，将被诸王贵族、权豪势要之家非法占为奴隶的人民按籍追出，编籍为民。但是，这一措施在执行时是很不彻底的，占有奴隶的状况在整个元朝一代是很严重的。(https://www.daowen.com)
招集逃亡，鼓励开荒。中统二年，忽必烈颁布了流民还业免税一年、第二年减半的诏书。诏书规定：凡“逃户复业者，将原抛事产不以是何人种佃者，即便吩咐本主户下，合着差税一年全免，次年减半，然后依例验等第科征”[72]。又规定：“凡有开荒作熟地土，限五年验地科差”。栽种桑树限八年、杂果限十五年后科差。“若有勤务农桑增置家业，本处官司并不得添加差发”[73]。中统三年，忽必烈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74]。
大力开展军民屯田。蒙古统治者在向外扩张过程中，由于被征服国家多是农耕区，因而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就有屯田措施，如镇海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忽必烈在即位前，即用姚枢“布屯田，以实边戍”的建议，在唐、邓、亳、颍诸州及四川利州、陕西凤翔等地开展屯田，在邓州专门设立了屯田万户府。全国统一后，“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75]枢密院所辖各卫屯田为军屯；大司农宣徽院所辖屯田为民屯；腹里及其他行省辖有军民屯。这些屯田，主要是招募无业农民开耕荒地。如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开办涟海屯田，募民耕种荒田，官给牛、种，税其半，种者有牛，官给种，税十之四，并免其徭役，屯田达一万二千顷[76]。至元二十一年又“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东海多荒田，令司农司立屯田法，募人开耕，免其元年租税并一切杂役”[77]。江淮之间广大地区经过数十年战争后，人口锐减，土地荒废，开办屯田后，流民得以复业，田地得到耕种。辽阳、岭北、甘肃、云南等地的屯田，对边疆地区的开发更起了很大作用，如岭北行省开垦田亩达六千四百多顷，边远地区如谦谦州、益兰州（今俄罗斯土瓦自治州境）等地也发展了农业，漠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空前的盛况。所以《元史》说：“大抵芍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78]到至大时，全国屯田达百二十余所[79]。全国屯田面积达十七万五千多顷。
减免租税。为了防止“人心离散”，至元十三年南宋投降、元朝占领江南地区后，即下令免去南宋经制、总制等苛捐杂税一百多项。当时，姚枢曾指出：“盐铁酒酤榷始于汉代，其后因之不废。今方新附，若复征之，人心必离散”[80]。废除南宋苛税虽出于害怕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但客观上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至元和大德年间，元朝政府曾多次下令减免全国或地方的地税和地租。
设置粮仓、常平仓。太宗己丑年（一二二九年）蒙古始置仓廪，宪宗丁巳年（一二五七年）设常平仓。忽必烈即位后，粮仓制度逐步完善。按其所在地区及用途，大致可分为在京诸仓（包括大都城内外千斯、相因等仓）、通州河西务和沿河诸仓、迤北诸仓（大都以北中书省所属上都诸路及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的诸仓）、中原诸仓、江南诸仓、义仓（即社仓）、供亿仓（中央各院、司、府的仓房）七大类；按其性质，则可分为供养贵族官僚、军队之用和赈济灾民、发展生产之用两大类。
赈济灾民和发展生产之用的粮仓主要是常平仓和义仓。常平仓始立于至元六年，其法：“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义仓亦是年立，其法：“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81]。这两种粮仓的建立对农业生产是直接有利的。
兴修水利。元朝前期的统治者对兴修水利是很重视的。中央设都水监，地方置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82]。有时为了某一工程的需要，专门设了行都水司、都水庸田司等临时机构。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曾主持过都水监工作。至元初，他在宁夏地区任职时，修复了唐来、汉延等大小八十多条河渠，使九万余顷田地重新得到灌溉[83]。元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此外，元朝政府为了加强漕运，于至元三十年修了白河、榆河；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年）整治了坝河。为了防治水患，开渠灌田，元朝政府在全国各地兴举了许多水利建设。在北方，曾多次疏浚和整治了滦河、卢沟河、浑河、滹沱河；在西北，曾两次修筑洪口渠，整修了关中地区的泾渠；在江南，曾疏导了吴松江、淀山湖、练湖，修筑了浙东海塘坝。元朝前期，黄河常常泛滥，当时基本上做到随坏随修。
元朝前期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总的来说，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这些措施有的并没有真正贯彻，如农官劝农，有的变成了扰民；赋税减轻，有的不久就恢复到原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