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脱钱和扑买课税

西域商人自古就往来于中亚和中国西北各地，从事贸易活动，在促进东西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他们利用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到中原地区来进行经济掠夺，却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成吉思汗建国以前，就认识了一个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换易貂鼠、青鼠的回回商人。后来，又有一个田姓回鹘人，“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深悉内地的富庶情况，乃唆使成吉思汗南侵[98]。另一西域人札八儿火者更早就投靠成吉思汗，是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水的少数亲信之一。因他熟悉中原道路，引导蒙古军入关，取了中都，成吉思汗让他引弓射之，随箭所落，悉赐为己地，又命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一二一五年花剌子模沙派使臣来，成吉思汗也派了使者和商队报聘，使团的首领一是花剌子模人马哈木（牙剌瓦赤），一是不花剌人阿里火者，一是讹答剌人玉素甫·坎哈[99]。可见在成吉思汗身边，很早就聚集着不少西域商人了。征服西域以后，有更多的西域商人被吸收到蒙古政权中工作，或来东方经商。蒙古贵族不懂得如何巧妙地剥削定居人民，西域商人凭着“能知城子的体例、道理之故”[100]，充当了他们搜刮财富的帮手，在蒙古国的经济事务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并借着蒙古势力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大饱其私囊。

据《黑鞑事略》记载，当时蒙古贵族“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从大汗以至诸王、公主等，都将掠夺来的银子交给回回，让他们拿去放高利贷或做买卖，而取其利息。回回贷银于人，每年要收一倍利息，如不能偿还，第二年连利息再加一倍。比如一锭银子，利滚利地辗转十年，就变成一千零二十四锭。当时称这种高利贷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斡脱是突厥语ortaq的译音，意思是“同僚”，“伙伴”，那些经营草原与定居地区之间长途贩运贸易的西域商人，皆组成为商帮，结队而行，或自称“斡脱”。他们投靠蒙古人后，替蒙古大汗、诸王、后妃、公主等经营商业或放债盈利，蒙古人即以斡脱称之[101]。由于代蒙古贵族营商、放债既可以凭借政治势力大获其利，往往又能享受免役等特权，所以许多西域商人投充斡脱，成为一种专门行当。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的《户口条画》中说：“诸斡脱户：见赍圣旨、令旨，随处做买卖之人，钦依先帝圣旨，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徐元瑞《幼习吏学指南》说：“斡脱，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可见斡脱在元代具有官商的含义，所谓斡脱钱，就是由回回商人经手发放的官债（或诸王、贵戚的私债），故又称斡脱官钱。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斡脱每的勾当”就开始活跃，到一二五二年，蒙古国中央政府还设立了专门机构，命大臣掌斡脱事，这说明他们在蒙古经济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斡脱与一般商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奉旨经营，有强大的政治后盾，因而特别贪暴。其中狡黠无赖之徒甚至“或诈称被劫，而责偿于州县”，或“以物置无人之地，却远远卓望，才有人触着，急来昏赖”[102]。人民交纳不起赋税，州县官吏缴不足税额，就向西域商人借银填补，到期不能偿还，即将息作本，越滚越大，以至人民用蚕麦、妻子作抵，都无法还清债务。一二三八年至一二三九年间，真定路遭蝗旱之灾，乃借贷斡脱钱完纳贡赋，本利积银达一万三千余锭（六十五万多两）[103]。一二四〇年，诸路官民所欠斡脱钱达到七万六千锭（三百八十万两）银子[104]。因汉地官员纷纷吁请，窝阔台下令凡借贷年久，止以一本一息为限。但实际上西域商人仍旧乘人危急，要索羊羔儿息，如蒙哥时代实行包银法，磁州人民无力交纳，而州县迫征不休，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为券出母钱代输，岁责倍偿。不足，则易子为母。不能十年，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105]。其他州县同样存在这种情况。从蒙哥到忽必烈，都一再重申一本一息的命令，正说明这个命令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斡脱钱的剥削使中原人民倾家荡产，而大量银子则源源不断地流入西域商人的腰包。(https://www.daowen.com)

扑买课税是又一种搜刮人民财富的手段。一二三〇年耶律楚材所定的中原课税额为银五十万两，灭金后，逐年增长，一二三八年达到一百一十万两。一二三九年，回回大商人奥都剌合蛮（‘Abd al-Rahmān）通过翻译官安天合和大臣田镇海的引荐，向窝阔台提出愿以二百二十万两扑买中原课税。窝阔台见所得又可以凭空增加一倍，当即欣然批准，并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耶律楚材苦谏不听。按照当时的税额，从实办榷就已不能足数，奥都剌合蛮既加倍扑买，取得了征税权，自然要凭借蒙古政治势力，尽量搜刮，实征之数必大大超过二百二十万两，方才有利可图。于是征榷之外，又往往额外科取，“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106]。

脱列哥那皇后称制期间，奥都剌合蛮因敛财有术，更受重用，常以御宝空纸付之，让他自己填写施行。诸王贵戚们更是滥发牌印授予斡脱商人，纵使肆无忌惮地敲剥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