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释

（注一）（注二）《求法高僧传》卷上云：“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循殑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伽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相传是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䍧牱道而出，王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其王每言：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案：义净前五百余年，则当在法显以前。此年代恐不确。惟净既亲览此寺故基，阅其口碑，则其必有是事，固无可疑耳。

（注三）《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王玄策《西域志》云：“罽宾国都城内有寺，名汉寺。昔日汉使向彼，因立浮图，以石构成，高百尺。道欲虔恭，异于殊常。”

（注四）（注五）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一引继业《印度行程》云：“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又东北十里至伽［迦］湿弥罗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又东七十里……又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案：此文颇不明了。惟王舍城中那烂陀寺南十五里有一汉寺，华氏城东南百里有一支那西寺，盖无疑。所谓伽［迦］湿弥罗汉寺者，不知是否即王玄策所记？但若尔，则地里殊远隔不惬矣。或此地之寺由迦湿弥罗分出，故袭其名耶？若尔，则中印应有三汉寺，并东印及罽宾者为五矣。又案：此诸寺玄奘、义净皆不记，其建设当在奘、净西游后耶？然王玄策年代，固较奘稍晚而较净稍早也。姑存疑以俟续考。

（注六）此事仅见于范成大之《吴船录》。成大盖录僧继业之游记，继业即三百人中之一人也。《吴船录》卷一云：“继业姓王氏，耀州人。……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叶多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峨眉牛心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成大所录全文约九百字，当时极劳费之一举，赖此仅传矣。业所记虽简略，然亦有足补显、奘、净诸记所不及者，亦佛门掌故一珍籍也。

（注七）觉贤悬记五舶将至，坐此几构大狱。事见梁《高僧传》卷二本传，即此可见晋时海舶甚稀少也。

（注八）《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记照二次西游，欲归路绝，云：“泥波罗道，吐蕃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注云：“言多氏者，即大食国也。”案：大食即阿剌伯；迦毕试者，即今阿富汗都城喀布尔也。吐蕃拥塞，当指其时泥波罗设毒事。《传》又言：“照尝遇匈奴寇，仅存余命。”可见彼时中国陆路交通之梗矣。

说明：本文撰于一九二〇年，录自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之《改造》第四卷第一号，收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后收入《佛学研究十八篇》和《饮冰室合集》时，改题为《中国印度之交通》，题下并注明“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本文为梁氏撰写《中国佛教史》之基础论文，该书上卷第四章标题即为“中国印度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