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求佛法说不足据
此说二千年来公认为史实，以今考之，则大错误也。凡一说之起，必有根据，今试问汉明求佛法说，其根据何经何典耶？其根据为西晋王浮之《老子化胡经》。
《老子化胡经》云：“永平七年甲子，星昼见于西方，明帝梦金人，因傅毅之对，知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应。即遣张骞等经三十六国，至舍卫，值佛已涅槃，乃写其经，以永平十八年归。”
此种记载之荒谬，一望而知。张骞为西汉时人，乃插入东汉时代，其固陋太可怜矣。盖王浮者，妖妄道士也，造为老子出关西度流沙之说，指佛陀为老子弟子。其书经六朝、唐数次焚毁，稍有识者皆知其妄，奈何根据之以为汉明求佛法之证耶？
自王浮为此妄说之后，流俗相传，以讹沿讹。至东晋初年，石虎著作郎王度奏议有云：“汉明感梦，初得其道。”（见《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又袁宏作《后汉纪》云：“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而问其道，遂于中国图其形像。”然此犹是极简单之传述而已，至《四十二章经记》，则将此事铺张扩大。
《二十四［四十二］章经记》云：“昔汉明皇帝夜梦见神人，明日问群臣，有通人傅毅对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郎将秦景、博士弟士［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
此记之作者为谁，不得而知。其文见梁僧祐《出三藏记》卷七，然《四十二章经》实吴、晋间人伪作，其《记》则在《经》后，则或者东晋人所作矣。作《记》者其知识比王浮稍博雅，彼闻张骞曾到月氏，未曾到印度，故易舍卫为月氏。彼又闻汉时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一事，而又约略记得，不甚清楚，则以为秦景而漏却“宪”字。又另造一王遵而以为博士弟子，而妄谓秦景为羽林郎将，此作《记》者道听途说、胡乱执笔之痕迹也。其实秦景宪之受经，为汉哀帝时事（见《三国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与汉明无涉。羽林郎将，则汉代并无此官。此《记》之荒谬，与《老子化胡经》同。
又其后则《牟子理惑论》，更为之铺张扬厉。
《牟子理惑论》（全文三十七章，见梁僧祐引《明集》卷一。）叙汉明求法事，上半与《四十二章经记》同，惟下半增多云：“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立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按：《牟子理惑论》见《弘明集》所引，题为汉牟融撰，附注云：“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有《牟子》二卷，注云：“后汉太尉牟融撰。”但太尉牟融，字子优，不字子博。融为太尉，在永平十二年，史不称其有著书。本书称孝明皇帝云云，则决非太尉融所撰，即谓汉末有同姓名者，然书中《自序》称：“灵帝崩后，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谒请署吏。”则苍梧平民，非太守也。故仅就原书标题论，已支离不可究诘。序中又言笮融事，而文义不相属。窃疑此书为东晋、刘宋间人伪作，初托诸笮融，后转讹为牟融欤？此书文体，一望而知为两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汉贤决无此手笔。且有数事足证此书之伪者，原书云：“仆尝游于阗之国，数与沙门道士相见。”考《后汉书·西域传》，“于阗自王敬矫命造乱被戕，桓帝不能讨，自此与中国绝”。灵、献之交，中国人安得游于阗？此必在朱士行西行求法以后，于阗交通盛开，作伪者乃有此言耳。原书又云：“今沙门剃头”，“今沙门既［耽］好酒浆，或畜妻子”。汉魏皆禁汉人不得出家，灵、献时，安得有中国人为沙门者？此必僧徒风纪已极败坏，在石赵、姚秦之后，始有此现象耳。又原书云：“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故法之焉。”（指原书三十七章之意）考“三十七品”之名，始见于《维摩诘经》之《佛国品》，抑可证其书出支谦、罗什所译《维摩》盛行之后矣。又原书云：“世人学士，多讥毁佛法。”此亦晋宋间情状，若在汉世，必无此语。盖汉时佛学未盛，汉人著述无讥毁佛法者，虽以王充之好批评，对于佛法亦未尝齿及。即此盖可证其书之非出于汉世。又原书龂龂辨夷夏之教非不可用，又辨毁容，辨无后等等，皆东晋间三教争辨之主要问题。故断之为晋后伪书，当无大过也。但理既肤浅，文复靡弱，其价值又出《四十二章》下矣。
又其后梁僧佑［祐］《出三藏集记［记集］》“《四十二章经》”条下云：
使者张骞、羽林郎中将秦景，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
复次则梁慧皎作《高僧传》，其《摄摩腾传》云：
汉永平中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要还汉地。
窃思此时佛教徒之学问乃大进，居然知张骞与明帝不同时，乃易以蔡愔；又知羽林郎中将为武职，非求法使臣所宜也，则易以郎中。其尤淹博者，则知秦景〈宪〉职业实为博士弟子，则亟为之正名定分，而将冒充博士弟子之王遵革去，较之旧说，已周密数倍。可惜百密仍有一疏，硬提哀帝时向伊存受经之秦博士，强为使臣。由永平上溯元寿，已七十余载，使秦博士受经时年二十余岁者，至是亦已百岁矣。强百岁龙钟老叟，于役西域，跋涉风霜，又十年始归，未免太不情耳。
《高僧传》又云：
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摄摩腾传》）
蔡愔至中天竺时，竺法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达洛阳，与腾同止。善汉言，译《十地·断结》、《四十二章经》五部。（《竺法兰传》）
后此《魏书·释老志》、《历代三宝记》皆祖述之，而汉明求法一事，遂成为佛门铁公案矣。唐时韩愈辟佛，其最著名之《谏迎佛骨表》亦曰：“汉明帝时，始有佛法。”于是，儒家数千年来亦承认之矣，绝无有留心考察一辨其伪者。
按：摩腾、法兰与世亲同时，在佛灭后八百余年间，当东晋之世。作伪者此时必习闻摩腾、法兰之名，乃硬提之入汉明时代，作四百年前之古人，此尤可笑者。但《高僧传》则硬指摩腾、法兰为汉明时来中国，又不能不说摩腾、法兰与世亲同时，而世亲在佛灭后八百余年，汉明在佛灭后四百八十余年耳，相距约四百年，乌从合而一之。于是不得不提高佛历，此近人主张佛生于周昭王时之说所由出也。必主张佛生于周昭王时，然后汉明为佛灭后八百余年之人，与世亲同时，方可以通摩腾、法兰来译经，方可以解此，亦可谓作伪心劳者矣。
今考其作伪之迹，历历可寻，其始则使臣归国之结果，但言赍还经像。第二步则变为立寺，第三步则寺有所在地点，第四步则并寺名而有之矣。初，但言使臣独归，第二步则添出译经之摩腾，第三步又添多一法兰，第四步则法兰且译经多种矣。此皆作伪之迹也。至于使臣之名，初但言张骞，第二步则添出秦景、王遵，第三步则革去张骞而易以蔡愔，又斥退王遵，而使秦景复为博士，此又作伪之迹之进化可寻者也。至所到之地，初云经三十六国至舍卫，其后则但云到月氏，不到舍卫矣，最后又不云到月支，而直到中天竺矣。此又作伪之不能自完其说者也。
其尤可笑者，则汉法本《内传》云：
蔡愔偕摩腾、法兰归，道家积不能平，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以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抗表请比对。其月十五日，明帝集诸道士于白马寺，使与腾、兰二人赛法，道经皆焚烬，腾等现种种之神通，道士费叔牙惭死，吕惠通等六百余人出家，宫嫔等二百三十八、士庶千余人出家。
作伪至此，真叹观止矣。信如所说，则是东汉之世，出家者已累千盈万，而三百年后王度奏议，乃谓汉魏之制，除西域人外不许出家，此等语安能形诸奏牍耶？法本《内传》者，见唐道宣所撰《广弘明集》，注云未详作者姓名，然观此所言，则为出于元魏高齐释、道交哄最烈之时可断矣。
以上所考据，则汉明求佛法之事为子虚乌有，已可证明。然尤有一极强之反证，为世人所罕注意者，则西域此时实交通梗塞，虽有使者，无从出发也。考《后汉书·西域传》云：“王莽篡位，贬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绝，并复役属匈奴。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遂通西域。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此纪西域通绝年岁，谨严详明。永平七年，正西域叛乱，城门昼闭之日，安能遣使经三十六国入印度？其不学杜撰，正与攀引张骞同一愚谬耳。
更有一事当辩伪者，则《四十二章经》并非译本，而为晋人所伪也，考“藏中本经”标题云：“佛说《四十二章经》，后汉迦叶摩腾同竺法兰译。”然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本经条下云：“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其言此经性质至明了，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翻译，实撮取群经精要，摹仿此土《孝经》、《老子》，别撰成篇。质言之，则撰本非译本也。然则谁实撰之耶？以教理及文体衡之：一、必在大乘经典输入以后，其人颇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庄之学，怀调和释、道思想者；三、文学优美者。故其人不能于汉代求之，只能向三国、两晋求之。
现存经录最古者，为梁僧祐之《出三藏集记［记集］》，《四十二章经》之著录自彼始。原注云：“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安法师者，即道安，其所撰录即《安录》也（今佚）。此经既不著于《安录》，则可断言为道安所未见。安与苻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当在东晋之中晚矣。又《长房录》与《祐录》所引之“旧录”，乃东晋支敏度之《经论都录》也。则《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始。支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支在南。（据《内典录》云：支敏度，豫章沙门。）或此经为南人所伪撰，故支见之，而道安不见欤。又有一点当注意者，《长房录》于“支谦”条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词句可观，见《别录》。”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支敏度作《经论都录》一卷、《众经别录》一卷，见《大唐内典录》。）然则度所编集有两本矣。此经理趣文笔，皆与支谦诸书相近，或者支谦作欤？要之，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与汉明无关系，可断言也。
故如上所说，则汉明求法之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阋争，道家捏造谰言，欲证成佛教之晚出；释家旋采彼说，展转附会，谋张吾军。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后涂附之迹，历历可寻。治佛学史者，须先将此段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思想进展之路，不致歧谬也。
然作伪者何以必托诸汉明耶？则或者因永平八年赐楚王英诏书，为当时佛教徒所乐称道，因此不知不觉遂将汉明与佛教生出关系，故因而托之欤？然观此诏书，则“浮屠”、“伊蒲塞”、“桑门”等名词，已累累满纸，又宣待傅毅之对而始知世间有佛耶？
然则佛教入中国何自始，今当再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