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求法者之成绩

一、朱士行。朱士行为汉人沙门之始，亦为西行求法之第一人，在于阗得梵本，遣弟子送归，即今本《放光般若经》。

二、法显。（诸贤之西行求法，其动机皆为求学，与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天方教徒之礼麦加，与夫蒙藏喇嘛之礼西天不同。）法显与玄奘，为西行求法界前后两大人物，稍通佛门掌故者皆知之。先是沙门西游，朱士行而后，有竺护法（晋武帝时）、支法领（东晋孝武时），皆至于阗而止，唯法显深入天竺，为汉地沙门入印度之嚆矢。显出游凡十五年，归国后，译诸经论百余万言，又纪旅行中见闻为《佛国记》（亦作《法显传》）。至今治印度学者皆宗之，英、法、德文皆有译本。（显以东晋安帝隆兴三年往，义熙十二年归。）

三、智猛。猛，雍州新丰人，姚秦弘始六年出游，在法显出游后四年也。猛遍游印，留印最久（在外凡三十七年）。得梵本甚多（同十五人出，仅同一人归），《僧祇律》及《大般涅槃》其最著也。

四、道泰。泰之出游，当在刘宋或东晋时。据《开元释教录》卷四下云：“泰至葱西，综览梵本，获《婆沙》本十万余偈，及诸经论，东归。”法显诸僧西游，目的在求大乘经典，道泰则注重小乘，《婆沙》大论输入，泰之赐也。

五、宝暹。唐《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云：“有齐僧宝暹等十人，采经西域，获梵本二百六十部。”

大抵隋代所译世亲时代，七世纪为陈那、护法、清辩［辨］、戒贤时代，佛教昌明，达于极点。六世纪介在其间，成为闰位。（二）[1] 西域方面，五世纪苻、姚二秦与凉州以西诸国交通极密，元魏益收西域之半以为郡县，故往来利便。六世纪则突厥骤强，交通路梗，故玄奘之行，迂道以求保护于叶护。七世纪则唐已定天下，威灵既播，如履户庭。（三）中国方面，四世纪以前，佛教为无条理、无意识之输入，不能满学者之欲望，故五世纪百年间，相率为直接、自动的输入运动。至六世纪则输入者已甚丰富，当图消化之以自建设，故其时为国内诸宗创立时代，而国外活动力稍减。及七世纪则建设之结果又感不足，于是向百尺竿头再进，为第二期之国外运动也。至第八世纪之后半，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凌替矣，而中国内部亦藩镇瘈噬，海宇鼎沸。故义净、悟空以后无间焉，其可称为留学史之掉尾运动者。则宋太祖乾德二年至开宝九年，敇沙门三百人入印度求舍利及梵本之一事耳。然衔朝命以出，等于官派留学，故成绩无足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