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译事之难久矣，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然兼之实难，语其体要，则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佛译初兴，口笔分途，口授者已非娴汉言，笔受者更罕明梵旨，则惟影响掇拾，加以藻缋，冀悦俗流。其后研究日进，学者始深以为病。僧睿之论旧译《维摩》，谓“见什师后，始悟前译之伤本，谬文之乖趣”。（《祐录》引《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支敏度亦云：“或其文梵趣，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祐录》引《合维摩诘经自序》）罗什览《大品般若》旧译，谓“多纰缪失旨，不与梵本相应”。（《高僧传》本传）随举数例，他可推矣。故至道安、罗什时，翻译文体之讨论，成为一重要问题。
道安，极能文之人也。其文传于今者尚数十篇，华藻皆彬彬焉，乃其论译事，务主质朴。质而言之，则安殆主张直译之人也。其品骘前人，谓：“支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高僧传·支谶传》）谓：“叉罗、支越，断［斫］凿甚巧。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祐录》卷九引）其泛论文体也，曰：“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鞞婆沙序》）又曰：“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宜详揽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重，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比丘大戒序》）又云：“若以《诗》为烦者，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也。”（《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以上俱《祐录》引。）其最有名者，为“五失本三不易”之论。五失本者：一、谓句法倒装；二、谓好用文言；三、谓删去反复咏叹之语；四、谓删去一段落中解释之语；五、谓删后段覆牒前段之语。三不易者：一、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二、谓佛智悬隔，契会实难；三、谓去古久远，无从博证。（原文具见《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中，以其文太繁，且亦伤华难读，故撮举其大意如此。）凡兹陈义，可谓博深切明。盖东晋、南北朝文体，正所谓“八代之衰”，靡藻淫声，令人欲哕。以此译书，何能达旨？安公瘏口匡救，良非得已。故其所监译之书，自谓：“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鞞婆沙序》）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翻译文体之创设，安公最有功焉。
罗什持论，与安稍异。什尝与僧睿论西方辞体，谓：“天竺国俗，甚重文藻。……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哕］也。”（《高僧传》本传）平心论之，完全直译，因彼我文体悬隔太甚，必至难于索解，善参意译，乃称良工。安公监译之《鞞婆沙》，非久便劳再治，而什公诸译，传习迄今，盖此之由。然安公力主矜慎，固译界之“狷者”，遵而行之，可以寡过。什公秦梵两娴，诵写自在，信而后达，达而后雅，非有天才，岂易学步耶？
隋彦琮尝著《辩正论》以垂翻译之式，先引安公“五失本三不易”之论，次乃述己意。文凡数千言，其中要语，谓“得本关质，斫巧由文”，谓“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则余辞必混”，谓“宁贵朴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末论译家，宜有“八备”：“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三、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六、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八、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全文见《续高僧传》本传）此不惟商榷译例，而兼及译才译德，可谓名论矣。
翻译之事，遣辞既不易，定名尤最难。全采原音，则几同不译；易以汉语，则内容所含之义，差之毫厘，即谬以千里。折衷两者，最费苦心。什译《摩诃般若》，改正旧名最多。僧睿所谓“梵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梵音殆半”。（《大品经序》）而奘公亦谓“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三、此无故，如阎浮树；四、顺古故，如何［阿］耨菩提；五、生善故，如般若”。（周敦义《翻译名义序》引）凡此皆足见前代译家之忠实审慎，其所定程式，可供今日之参考者固不少也。
大抵初期译事所以不振，全由口笔分歧，不能通会。若笔受之人，亦谙梵语，庶有可观，否则讹谬诘
，不胜其敝。故《传》称：“宣译之功，世高、支谦以后，莫逾于佛念。”（《高僧传》本传）念通梵文也。智恺与真谛对翻《摄论》、《俱舍》，十七月中，文疏俱了，谛谓恺曰：“吾早值子，无恨矣。”恺通梵文也。（见《续高僧传·法泰传》）若主译之人，华梵两通，则所出诸编，自彰全美。罗什非惟能操汉语，且善属文，其《赠法和诗》（见本传）及与慧远往复书（见《远传》），虽颜、鲍、沈、任，不是过也。故所译文质斐舋，传诵不衰。《玄奘传》云：“前代已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观此，可知前期后期译业大不相同之处。彦琮所谓“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也。大抵欲输入外国学术以利本国，断不能以此责任诿诸外人。自隋以前，诸经译主，什九梵僧。梵僧如罗什者，能有几人？自唐以后，玄奘、义净自揽元匠，此则译业所由造于峰极也。
吾撰本章已，忽起一大疑问，曰“当时梵文何故不普及耶”？吾竟不能解答此问题。自晋迄唐数百年间，注意及此者，惟彦琮一人。其言曰：“彼之梵法，大圣规模……研若有功，解便无滞，匹于此域，固不为难，难尚须求，况其易也。或以内执人我，外惭谘问，枉令秘术，旷隔神州。静言思之，愍然流涕。向使……才去俗衣，寻教梵字……则应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三转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网之失。……”（《续高僧传》本传）琮之此论，其于我学界污隆，信有绝大关系。前此且勿论，隋唐以降，寺刹遍地，梵僧来仪，先后接踵，国中名宿，通梵者亦正不乏，何故不以梵语，泐为僧课？而乃始终乞灵于译本，致使今日国中，无一梵籍。欲治此业，乃籍欧师，耻莫甚焉。诘其所由，吾未能对。吾认此为研究我国民性者应注意之一事实而已。
吾草此章，本图略叙，及其脱稿，忽数万言，词太繁芜，惧致厌读。然吾所以不避者，以我国吸受外来文化，此为其第一度，在国史全体上，实占最重要之位置。而千年以来，绝无记述，国人至今，熟视无睹，非稍详赡，莫洞渊源。且今日则其第二度行至矣，我先民之精神，在在足资奋发，其长短得失，亦一一可取鉴。夫吾之言，则岂仅为望古怀旧而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