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体之讨论
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其在启蒙时代，语义两未娴洽，依文转写而已。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直译。稍进，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而于原文是否吻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意译。然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及兹业浸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段，而佛典文学之发达，亦其显证也。
译业起于汉末，其时译品，大率皆未熟的直译也。各书所评诸家译品略如下：
安世高 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出三藏集记［记集］》卷十引道安《大十二门经序》）
天竺音训诡塞，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惟高所出，为群译之首。安公（道安）以为若及面禀，不异见圣。（梁《高僧传》卷一《安清传》）
支娄迦谶 安公校定古今，精寻文体，云某某等经，似谶所出。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同上，《支谶传》。）
竺佛朔 汉灵时译《道行经》。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同上）
支曜、康巨 汉灵、献间译经，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同上）
据此诸评，则初期译家，率偏于直译，略可推见。然其中亦自有派别。世高、支谶两大家译本，今存藏中者不少（内有伪托）。试细辨核，则高书实比谶书为易读。谶似纯粹直译，高则已略带意译色彩。故梁《传》又云：“高所出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读者亹亹忘倦。”道安《人本欲生经序》云：“斯经似安世高译，义妙理婉，每览其文，欲罢不能。”（《出三藏集记［记集］卷七》）窃尝考之，世高译业在南，其笔受者为临淮人严佛调；支谶译业在北，其笔受者为洛阳人孟福、张莲等。好文好质，隐表南北气分之殊。虽谓直译、意译两派，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
支谦、法护，当三国、西晋间，译业宏富，所译亦最调畅易读，殆属于未熟的意译之一派。梁《传》称“谦辞旨文雅，曲得圣义”。又引道安言，谓“护公所出，纲领必正。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支敏度称：“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约而义显，可谓深入。”（《出三藏集记［记集］》卷八引《合首楞严经记》）两公文体，可见一斑。然而文胜之弊，已与相缘。故僧睿论谦译《思益经》，谓：“恭明（谦之字）前译，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罗什译《思益梵天所问经》僧睿序）僧肇论旧译《维摩诘经》，谓：“支（谦）、竺（法护）所出，理滞于文。”（罗什译《维摩诘经》僧肇序）支敏度亦谓：“支恭明、法护、叔兰，先后所译三本（《维摩》），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诂，字乖趣同；或其文梵越，其理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出三藏集记［记集］》卷九引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音译之敝，渐为识者所恫矣。
翻译文体之讨论，自道安始。安不通梵文，而对于旧译诸经，能正其谬误。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寻比文句，析疑甄解。后此罗什见之，谓所正者皆与原文合。（《历代三宝记》卷四）彼盖极富于理解力，而最忠实于学问。当第二期译事初起，极力为纯粹直译之主张。其言曰：
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梵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断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润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摩诃钵罗若波罗蜜抄经序》，《出三藏集记［记集］》卷九引。）
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十四卷本《鞞婆沙序》）
译人考校者少，先人所传，相承谓是。……或殊失旨，或粗举意……意常恨之。……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揽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比丘大戒序》，《出三藏集记［记集］》卷十二引。）
“葡萄酒被水”、“窍成混沌终”之两喻，可谓痛切。盖译家之大患，莫过于羼杂主观的理想，潜易原著之精神。陈寿谓：“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而相出入。”（见宋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谓《三国志》述临儿国，其文如此。今本无此语，亦非无《临儿传》。）盖彼时译家，大率渐染老、庄，采其说以文饰佛言，例如《四十二章经》（此经吾疑出支谦手，说详《中国佛教史》），非惟文体类《老子》，教理亦多沿袭。此类经典，搀杂我国固有之虚无思想，致佛教变质，正所谓被水之葡萄酒也。以忠实之道安，睹此固宜愍疾，故大声疾呼，独尊直译。其所监译之《鞞婆沙》，“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原序）“时竺佛念笔受诸经，常疑此土好华，每存莹饰。安公深疾，穷校考定，务存典骨。许其五失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出三藏集记［记集］》卷九引《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作者失名。）其严正强硬态度，视近一二年来时贤之鼓吹直译者，盖有过之无不及矣。
安公论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者：一、谓句法倒装，二、谓好用文言，三、谓删去反覆咏叹之语，四、谓去一段落中解释之语，五、谓删去后段覆牒前段之语。三不易者：一、谓既须求直，又须喻俗，二、谓语智悬隔，契合实难，三、谓去古久远，无从询证。（见《大品般若经序》，以原文繁重，不具引，仅撮其大意如上。）后世谈译学者，咸征引焉。要之，翻译文学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
鸠摩罗什者，译界第一流宗匠也。彼为印度人，深通梵语，兼娴汉言。其所主张，与道安稍异。彼尝与僧睿论西方辞体，谓：“天竺国俗，甚重文制。……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梁《高僧传》卷二本传）
推什公本意，殆持“翻译不可能”之论。但既不获已而乞灵译事，则比较的偏重意译。其译《法华》，则“曲从方言，趣不乖本”。（慧观《法华宗要序》）其译《智度》，则“梵文委曲，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僧睿《大智释论序》）其译《中论》，则“乖阙繁重者，皆载而裨之”。（僧睿《中论序》）其译《百论》，则“陶练覆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僧肇《百论序》）据此，可见凡什公所译，对于原本，或增或削，务在达旨。与道安所谓“尽从实录，不令有损言游字”者，殊科矣。吾以为安之与什，易地皆然。安惟不通梵文，故兢兢于失实，什既华梵两晓，则游刃有余地也。什译虽多剪裁，还极矜慎。其重译《维摩》，“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文约而诣，旨婉而彰”。（僧肇《维摩诘经序》）其译《大品般若》，“手执梵本，口宣秦言，两译异音，交辨文旨。……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故异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僧睿《大品经序》）由此观之，则什公意译诸品，其惨淡经营之苦，可想见耳。
赞宁云：“童寿（即罗什）译《法华》，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卷三）“天然语趣”四字，洵乃精评。自罗什诸经论出，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绝对主张直译之道安，其所监译之《增一阿含》、《鞞婆沙》、《三法度》诸书，虽备极矜慎，而千年来鲜人过问。而什译之《大品》、《法华》、《维摩》以及四论（《中》、《百》、《十二门》、《大智度》），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巨焉。文之不可以已如是也。
道安大弟子慧远，与罗什并时，尽读其新译，故其持论，渐趋折衷。其言曰：“譬大羹不和，虽味非珍；神珠内映，虽宝非用。‘信言不美’，有自来矣（此言直译之缺点）。若遂令正典隐于荣华，玄朴亏于小成，则百家诡辩，九流争川，方将函沦长夜，不亦悲乎？（此言意译之缺点）……则知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恍者寡。”（《大智论抄序》）此全属调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
此后关于此问题之讨论，莫详于隋代之彦琮。《唐僧传》（卷二本传）称其“著《辨正论》，以垂翻译之式”。其要略曰：“若令梵师独断，其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则余辞必混。意者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此旨要趋重直译也。又言：“译才须有 ‘八备’：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三、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四、旁涉坟典，工缀典词，不过鲁拙；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六、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七、要识梵言，方闲正学，不坠彼学；八、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一、五、六之三事，特注重翻译家人格之修养，可谓深探本原，余则常谈耳。然琮之结论，乃在废译，意欲人人学梵，不假传言。故云：“直餐梵响，何待译言？本尚亏圆，译岂纯实？”更极言学梵文之必要，云：“研若有功，解便无滞，匹于此域，固不为难。难尚须求，况其易也。……向使……才去俗衣，寻教梵字……则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据此，则彦琮实主张“翻译无益论”之人也。以吾观之，梵文普及，确为佛教界一重要问题。当时世鲜注意，实所不解。但学梵译汉，交相为用，谓译可废，殊非自利利他之通轨也。
道宣之传玄奘也，曰：“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唐《高僧传》卷五本传）盖前代译师，无论若何通洽，终是东渡以还，始学华语。辞义扞格，云何能免？口度笔受，终分两橛。例如罗什，号称“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梁《高僧传》卷二本传）然据笔受《大智度论》之僧睿，则谓：“法师于秦语大格。……苟言不相喻，则情无由比。……进欲停笔争是，则校竞终日，卒无所成；退欲简而便之，则负伤手穿凿之讥。”（《出三藏集记［记集］》卷十一引《大智释论序》）则扞格情形，可以想见。幸而肇、睿诸贤，既精教理，复擅文辞，故相得益彰，庶无大过耳。又如真谛晚年，始得与法泰对翻《摄大乘》、《俱舍》两论，谛叹曰：“吾早值子，无恨矣！”（唐《高僧传》卷一《法泰传》）是知前代任何名匠，总须与笔受者蛩駏相依。故原本所含义谛，最少亦须假途于两人以上之心理，始得现于译本。夫待译乃通，已为间接，此则间接之中又间接焉。其间所失，宜几何者？故必如玄奘、义净，能以一身兼笔舌之两役者，始足以语于译事矣。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