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证及批评

据以上所叙述，析其条理如左［下］：

（一）佛教分两大派，耆宿长老为一团，曰上座部，此外多数青年信徒为一团，曰大众部。而上座部常以正统派自居。

（二）两派之分，在佛灭后二百年前后，即阿育王时。其动机在“大天五事”。

（三）分派后一百年以内，大众部先分裂，共成九派。

（四）分派后逾一百年，上座部起革命。新派别为“说一切有部”（省称“有部”）。旧派退居雪山，仍袭上座名，而“有部”遂成为正统。

（五）“有部”成立后，百余年间，次第分裂，共为十派。合雪山之旧上座部，则十一派。

右［上］事实是否完全正确，试参考他书一评骘之。

第一，上座、大众之分，果起于佛灭百年后乎？嘉祥大师《三论玄义》云：“如来入涅槃，诸圣弟子于祇闇崛山中结集三藏，尔时即有二部名字。一、上座部，迦叶所领，但有五百人。二、大众部，即界外大众，乃为万数，婆师婆罗汉为主。后多人来结集三藏，迦叶并不许之。”嘉祥此说，未详所出，但其决非杜撰无疑。（疑律藏中必有之，以结［浩］博，未及细查。）又《摩阿［诃］僧祇律》（卷三十二）记迦叶等五百人结集竣事时，窟外千人，群起致诘。迦叶卒乃宣言曰：“未制者莫制，已制者我等当随顺学。”据此，则上座、大众之分，实起于佛灭后之数月，而动机则以经律之结集。此次结集，以迦叶、阿难、优波离等为上首，其所出之经，则四《阿含》，律则《八十诵律》，皆所谓小乘者也。惟大众部所传之《增一阿含》，中多含大乘义。（印土小乘各宗，虽俱宗《阿含》，而所传之本各不同。我国之《增一阿含》，乃法显与《摩阿［诃］僧祇律》同时得之，《摩阿［诃］僧祇律》既为大众部之律，则《增一》应亦大众部之经也。）然则两部之分，盖由祇骘窟内结集三藏诸长老，墨守佛早年所教，以之泐为定本。而窟外多数之青年，抱进步思想者，深为不满。自尔以后，佛教遂隐然分为两派。特至阿育王时，始建堂堂之旗鼓以相抗耳。本论谓纯起于佛灭百年后，似未探其本也。

第二，大天（摩阿［诃］提婆）为分派最重要之主动人，殆无可疑。但彼果为何等人乎？为何时代之人乎？在佛教史上实成一大问题。本论言大天有二人，前者即首倡五事异说之人，在第一百年之初，论主对于其人，不置可否。后者为重提五事之人，在第二百年之末，论主称其多闻精进。相去百余年，同一人名，同一事迹，而强指为二人，实不合情理。印度人时代观念最不明确，此必本为一人一事，而传说两歧，论主兼采而误混耳。以理度之，则其人为第一百年初之人，为大众部之确立者，殆较可信。然则其人之道行果何如？《述记》叙彼小传，凡数千言，则彼乃烝母、弑父、戕友、诳徒、诬佛之大恶人也。此说录自《大毗婆沙》（卷九十九）原文，盖“有部”所传。慈恩因所疏者为“有部”之书，故引其说以为释。其别著之《瑜伽略纂》（卷一），乃褒誉大天，而《分别功德论》亦云：“唯大天一人是大士”，则其人格之高可想。《三论玄义》云：“摩诃提婆（大天）取诸大乘经纳三藏中释之，诸阿罗汉结集时，已简除斯义，而大众部用此义。上座部有用之，因尔起诤，遂成二部。”此说似最得真相。然则大天者，实创立大众部之人，亦印［即］大乘教之远祖，对于当时上座长老，实行宗教革命，无怪自命正统之“一切有部”衔之次骨也，而《婆沙》种种诬蔑之辞，抑徒自暴其褊心而已。

第三，派别何故盛兴于阿育王以后，又极可研究之问题也。佛灭后百五十二年（西纪前三二七），亚历山大大王大军侵入印度，印度为马基顿领土者垂十年。自此与欧洲交通日繁，大受希腊文化之影响，思想随而蜕变。此新教义发生之第一原因也。越五十余年，而阿育王统一全印。前此佛教仅行于中印摩竭陀附近一带而已。阿育灌顶后，乃派人传教于四方，彼其政权所及之地，即教权所被之地。夫宗教必须有顺应环境性乃能生存，佛教既普被于种种异言异俗之民族，则其所诠译、所理解自不能悉仍其旧，当然各带地方的色彩。观其诸部之名，如所谓“灰山住”、“制多山住”、“西山住”、“北山住”、“密林山住”等，皆以地为识别，则其含有地方党派的意味，殆无可疑。然此实自阿育传教启之。此新教义发生之第二原因也。

说明：本文撰于一九二〇年，录自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之《哲学》第三期。收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佛学研究十八篇》和《饮冰室合集》。梁氏撰写《中国佛教史》，原定计划中有《佛典解题》专章，见《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本文即为此章之基础论文。原题之下有文字说明：“世友菩萨造，唐三藏法师玄奘译，慈恩法师窥基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