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综上所论列，则知佛典翻译事业，实积数百年不断的进化，千数百人继续的努力，始能有此成绩。迹其迁变，略得言焉。印土僧徒，夙贵呗诵，所治经典，类能暗记，最初迻译，率凭口传。故安清、支谶、安玄、康僧会诸《传》，皆言其“讽出某经”或“诵出某经”。其是否挟有原本，盖不可考。实则当时所译，每经多者万言，少者数百字，全文记诵，本非甚难也。《高僧传》记《阿毗昙毗昙沙》之初译：“僧伽跋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敏智笔受为晋本。”据此则是两重口授，两重笔述。又：“昙摩难提暗诵《增一阿含》，佛念传译，惠嵩笔受”。又：“昙摩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以弘始九年书为梵文，十六年译竟”。是其梵文亦由所暗诵者录出，并非原本也。又：“弘始六年，延请弗若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是《十诵律》亦由口诵而传也。（其后卑摩罗叉始赍此书来，见《慧远致罗叉书》，《高僧传》引。）即罗什所译诸书，恐亦皆无原本，故本传云：“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考什之东来，自龟兹而凉州而长安，十余年间，备受吕氏凌辱，未必能以经卷自随。《高僧传》于诸梵僧有挟经至者，无不详记其名数，惟《什传》无闻，知诸经皆在什“腹笥”中耳。《佛国记》云：“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至中天竺。”据此，则经无写本，乃是北印惯例，或如罗马旧教之不许钞印经典也。我国初期佛教，皆从北方罽宾等处输入，则舍口诵外无经本，固其宜尔。及译事稍进，则专恃暗诵，自然不能满意。行求经之动机，实起于是。支谦之“收集众本，译为汉语”，法护之“大赍梵经《贤劫》、《法华》、《光赞》等百六十五部”（俱《高僧传》本传），以及朱士行、法显、法勇、法领、智猛、宝云诸人手写赍归诸经典，具如所述。南北朝以降，经本输入日众，征诸传记，则有若曼陀罗“大赍梵本，远来贡献”（《续高僧传·僧伽婆罗传》），菩提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千夹”（《内典录》引李廓《众经录》），真谛“从扶南赍来经论二百四十夹，译之可得二万卷”（《续高僧传》本传），其宝暹等“获梵本二百六十部”（《续高僧传·阇那崛多传》），那连提耶舍、达摩笈多、波罗颇迦罗亦皆大携梵经，具详本传。故北齐文宣出三藏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天平寺翻经处。（《续高僧传·那连提那舍传》）隋炀帝以梵经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付彦琮编叙目录（《续高僧传·琮传》），则梵本流入之多，可以想见。降及唐代，玄奘、那提所赍之数，前文已述，故后期翻译，无不手执梵本，口宣汉言，再三对勘，始为定本。此译事进化之第一端也。

初期暗诵私译，为材力所限，故所出止于小本。是以十卷之《法华》、三十卷之《光赞》，必待法护；一百卷之《智论》，必待罗什；六十卷之《华严》，必待佛驮；六百卷之《般若》、一百卷之《地论》、二百卷之《婆沙》，必待玄奘。其他如四《含》、《大集》、《宝积》诸巨编，皆经数期发达，始获完成，具如前述。此译事进化之第二端也。

初期所译，割裂重沓，不成系统。僧就所谓“去圣将远，凡识渐昏，不能总持，随分撮写。致来梵本，部夹弗全，略至略翻，广来广译”。（《长房录》引《新合大集经序》）此实深中当时译界之病。试检前列诸大部经中各品别生异译之本，其为猥杂，可以想见。至后期则渐思整理，为学者大省精力，所谓合本者出焉。其最初治此者，则有东晋支敏度将一支两竺所译《维摩经》合为五卷，见《长房录》。其本现存者，则有隋宝贵之于《金光明经》，将昙谶、真谛、耶舍、崛多四家各自别译、互有遗阙之本，删并厘正，泐为八卷；僧就之于《大集》，将昙谶、罗什之旧三十卷与耶舍之《日藏》、《月藏》会合，编为六十卷，此其最著者。而唐菩提流志之“百衲本”《大宝积》，取无数已译之品，善者采之，不善者弃之，其未有旧译或虽有旧译而非善本者，皆自行重译，则真良工心苦，成为有系统之编译矣。此译事进化之第三端也。

重要经论，复译颇多，其间固有并时偶合各不相谋者，如法护、叔兰之于《大品般若》，扇多、真谛之于《摄论》，是其例也。然其大多数，则因前译有阙，或文义未周，故后人起而重理。如笈多《法华》，品增于罗什；难陀《华严》，品增于佛驮。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然其最要精神，尤在是正误谬。《罗什传》云：“既览旧经，义多纰缪，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玄奘传》云：“前代所译经教，中间增损，多坠全言。”大抵诸大师复译之本，皆认为有再治之必要。故诸译比较，率愈后出者愈为善本。此译事进化之第四端也。

前期所译，限于经藏，后期所译，论乃盛腾。论也者，彼土大师，贯穴群经，撷其菁英，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自建树一学术之系统者也。其在彼土，本亦渐次发达，后胜于前。在此邦则初期竟未有闻，乃研究愈深，则愈向此方面发展。此译事进化之第五端也。

旧记称汉永平中，洛阳白马寺为译事滥觞，颇难置信。大抵西晋以前之译业，皆由一二私人口传笔受。苻秦时，道整（赵正）、道安在关中，网罗学僧，创译《中》、《增》二《含》及《阿毗昙》，译场组织，起源于此。安没后，其弟子慧远在庐山设般若台继其业。姚秦既礼迎罗什，馆之于长安之西明阁及逍遥园，集名僧僧䂮、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共襄译事，则国立译场之始也。次则北凉有姑臧之闲豫宫译场，昙谶主焉；东晋有建业之道场寺译场，佛驮主焉；刘宋有建业之祇洹寺，荆州之辛寺两译场，求那跋陀罗主焉。及梁武盛弘大法，则建业之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皆有译事，而华林有宝云经藏，尤为宣译中心，主之者则僧伽婆罗、僧祐、宝唱诸人也。而梁、陈间广州刺史欧阳颜，亦在彼处设制旨译场，至唐犹存，真谛之《摄论》、《起信》，密帝之《楞严》，皆自此出。元魏则有洛阳之永宁寺译场，菩提流支主焉；北齐则有邺之天平寺译场，那连提耶舍主焉；隋则有东西两翻经院：西院在长安之大兴善寺，东院在洛阳之上林园。院各置译主及襄译沙门、襄译学士。译主率皆梵僧，耶舍、崛多、笈多先后相继，华僧任此者，惟彦琮一人耳。沙门则著《众经目录》之法经其最著，学士则著《三宝记》长费长房其最著也。唐为玄奘设译场于长安，初在弘福寺，次在慈恩寺，后在玉华宫。奘为译主，其下有证义、缀文、证梵、笔受诸科，皆妙选才彦，数将及百。其后则佛授记寺、荐福寺，亦置翻经院，难陀、义净先后主之。兴善译场后亦复兴，不空尝之焉。（以上各译场皆从正、续《高僧传》中各传，及《开元录》、《古今译经图记》诸书中，拉杂考证而得，原书不具引。）自有此种大规模之译场，及产生有组织的译业，每出一书，皆多数人协力分功之结果。证义考文，至再至四，故备极精密，罕复误讹。同时亦可以多所输译，倒如奘师十九年中译千三百余卷，非有宏大完密之组织，曷克致此？此译事进化之第六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