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入中国之考证

一、最早为秦始皇时。据朱士行《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历代三宝记》卷一引）此为中国史迹言佛教之最始矣。但士行《经录》是伪托之书，本不甚可信，似无征引之价值。惟所当注意者，秦始皇与阿育王同时，阿育王宏布佛教，派演［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俱有确证。且其时中、印海道交通似开（据法人拉伯克里考据），则阿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

二、为汉哀帝元寿元年。据鱼豢《魏略·西戎传》云：“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裴注引，《魏书·释老志》祖述其说。）此事在历史上虽云孤证，然其时大月氏王丘就却，正征服罽宾，而罽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则月氏使臣对佛教有信仰，我国青年学子从而问业，亦意中事。

三、后汉明帝永平八年。赐楚王英诏书云：“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

四、后汉桓帝时。据《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七年楷上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词［祠］。”此语见诸奏牍，必为事实无疑。

据上所考证，则秦汉之世，佛教虽有粗迹可寻，然于时代必无甚影响，故《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平。”观此足知两汉时佛教虽间输入，而时人尚罕知者，故官书地志，一无所载。以王充之赅博，又富于批评精神之人，其所著《论衡》，尚无一言及佛也。佛教之输入，其有影响于后来宗教之建设者，当自桓、灵始，而为此佛教新纪元之人物者，则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二人也。

安世高。据《高僧传》所载《安世高传》多神话，不可尽信。然世高为安息人（即今波斯），汉桓帝时入中国，则当无错误也。是时中印海运之业在安息人手，世高必由海道来。（《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云：“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缴外来献。”又“大秦国”条下云：“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安敦即罗马皇帝也。此为中国海通最古之史迹。）在广州登岸，经江西北上，在江淮间最久，故《高僧传》于广州、豫章、荆州、丹阳、会稽，皆有世高遗迹，而淮以北则无有也。世高所译经，多四《阿含》中单品。

支娄迦谶。谶，月支人，以灵帝时至洛阳。谶所译经与安世高不同，世高所译皆小乘经，而谶所译则大乘经也。（谶译《般若道行》、《般舟三昧》等，多从《大乘经》抽出。）第一期之两译家已隐然分派，开后此译家两大派之风。

（《高僧传》谓“唐僧会入吴，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其说非也。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据此以观，则佛教之传来，实始于南。由海道来，而安世高为之首，次及于北；由陆道来，而支娄迦谶为之首。由海道来者，为印度南宗（即锡兰所传）；由陆道来者，为印度北宗（即迦湿弥罗、健［犍］陀罗所传者），盖南宗小乘，而北宗大乘也。

（我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本极著明。北方孔、墨之徒，皆重现世，贵实行；南方则自楚先君鬻熊，相传已有遗书，为道家之祖。老、庄籍贯皆南人也。战国末之屈原，其思想之表现与老、庄极相近。江淮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久矣。西汉时，淮南王安之《淮南鸿列》，解集道家之大成。汉武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此后粤淮间交通当甚盛，故渡海而来之佛教由粤而楚，而江淮间也。）佛教所以先行于南方者，以南方思想为老、庄学说之所熏陶，对佛教最易感受，《后汉书·陶谦传》称：“丹阳人笮融（笮融与曹操同时）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此印度南宗佛教先行南方之证。（盖据近世美术专家考证，北印佛像无涂金者，明帝梦金人与笮融像、金像，皆为南印佛教所传播之影响无疑。）故永平诏书，襄楷奏议，皆以黄老、浮屠并举。盖佛教初入，实与黄老思想有关联故也。

两晋以降，南北大师辈出，然衡大势以相比较，北方佛教多带宗教色彩，南方佛教多带哲学色彩；北人信仰力坚，南人理解力大；北学尚专笃，南学尚调融，尚在在能表风气之殊也。

要之，秦景宪为中国人诵佛经之始，楚王英为中国人祀佛之始，严佛调（严佛调临淮人，为安世高襄译事）。为中国人襄译佛经之始，笮融为中国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之始（汉魏之制禁中国人不得出家，魏甘露五年，朱士行出家，《历代三宝记》云：此为汉地沙门之始。盖其时下距晋之篡魏仅五年，或此禁至晋始开也），此中国初期佛门掌故信而有征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