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初输入
外来之佛教，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历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讨论者：第一，为佛教最初输入年代之问题；第二，为最初输入地之问题。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韩愈《谏迎佛骨表》语）此二语殆成为二千年来公认之史实。吾人心目中，总以为后汉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观。乃参稽考证，而殊觉其不然。（说详下）《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据此，足证两汉时人鲜知有佛。官书地志，一无所载。学者立言，绝未称引。王充者，后汉学者中学识最赅博而最富于批评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论衡》，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思想，无一不加以批判矫正，独于佛教，未尝一字论列，此即当时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证。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但前此史迹，于此间消息，固亦有可窥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历代三宝记》卷一引）此《经录》本不甚可信，此种断片且传疑的史实，似无征引之价值。但最当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秦始皇，西纪前二四三—二一七；阿育王，西纪前二六六—二三○。）[2]阿育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参看前论第一章《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且当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然则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门掌故，称育王起四万八千塔，其二在中国。此虽荒诞，然或是育王与中国有关系之一种暗示。）但藉曰有之，然既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则可谓与我思想界没交涉也。
其二，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裴注引，《魏书·释老志》祖述其说。）此事在历史上虽为孤证，然其时大月氏王丘就却，正征服罽宾，而罽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则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亦意中事。但既无著述，亦无传授，则影响固不及于思想界耳。
其三，《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续［赎］。英……奉送缣帛赎愆。……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为光武子）而服其教，则在社会中先已植有相当之根柢可知。故教义输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汉之季也。
其四，《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七年楷上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语见诸奏牍，必为事实无疑。帝王奉佛，盖自此始。此盖在永平百年后矣。
汉明之永平求法说，大略谓明帝感梦金人，遣使西域，赍还经像，创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经》，即当时所译；魏晋后之洛阳白马寺，即当时所建。甚者演为释、道两教竞技剧谭，谓佛教缘此盛弘京邑。虽然，试稍用严正的史识一绳之，则兹事乃支离不可究诘。盖当时西域交通正中绝，使节往返，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兹一端，则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据之《四十二章经》，察其文体，案诸经录，皆可断为两晋间人作，绝非汉时所有。至于各书关于兹事所纪载，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历之地，所作之事，无一从同，而矛盾罅漏随处发现。故以吾之武断，直谓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阋争，道家捏造谰言，欲证成佛教之晚出。释家旋采彼说，展转附会，谋张吾军。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后涂附之迹，历然可寻。治佛学史者，须先将此段伪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思想进展之路不致歧谬也。[3]
今当研究佛教初输入地之问题。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支、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Kanchipura）。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注一）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注二）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因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薰染，盖有不可诬者。我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本极著明。北方孔、墨之徒，虽陈义有异同，然其重现世、贵实行则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传已有遗书，为后世道家所祖。老庄籍贯，以当时论，固南人也。其治学则尚谈玄，其论道则慕出世。战国末大文学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现于《远游》诸篇者，亦与老庄极相近。盖江淮间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久矣。西汉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与其地学者苏飞、李尚辈讲论，成《淮南鸿烈解》传于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则在全国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对于佛教最易感受，对于佛学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枢纽，本在广东，但其时粤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汉武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汉书·南越传》）此后百数十年中，粤、淮间交通当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莳于楚乡，此事理之最顺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种历史事实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后汉书·陶谦传》称：“丹阳（今镇江）人笮融，在徐州、广陵（今扬州）间，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融与曹操同时，其人为南人，其所治地为南土。其时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涂，佛徒之供养，如此奢丽，此虽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谓其不受社会环境几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后之佛教，度不过极粗浅之迷信谈耳，于后此教宗之建设，不能谓有多关系。其真为佛教理的输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为译经之第一人，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皆谓世高译业在洛阳，然按诸《高僧传》本传，则世高在广州、在豫章、在荆州、在丹阳、在会稽，皆有遗迹，淮以北则无有。（注三）且为高襄译者，实临淮人严佛调。（注四）以吾之武断，竟欲谓高译诸经，皆南方也。
倘以上所推测不甚谬，则我国佛教，实先从南方得有根据，乃展转传播于北方。与旧籍所传者，适得其反矣。
据上所述，则佛教实产育于老庄学派最发达之地，思想系统联络之迹，隐然可寻。故永平诏书，襄楷奏议，皆以黄老、浮屠并举，盖当时实认佛教为黄老之支与流裔也。其蔚为大国，则自魏晋以后耳。
然则北方佛教，果以何时始发展耶？吾所揣测，则翻译界第二座明星支娄迦谶，实其滥觞。谶以汉灵帝时至洛阳，各书记载，皆无异说。其襄译者孟福、张莲，皆洛阳人，更足为其译业在北之铁证。（看梁《高僧传》本传）即以翻译文体论，安高略采意译法，其文较华；支谶纯采直译法，其文极朴。读高书，则与老庄学每起联想，觉其易入；读谶书，苦不易索解，但觉其非我所固有。吾于初期两大译家，觇我民族两种气分焉。
欧人分印度佛教为南北宗：北宗指迦湿弥罗、犍陀罗所传者；南宗指锡兰所传者。因习闻中国佛教出西域，遂指为北宗所衍。欧人此种分类，吾本不以为然，但即如彼说，吾国亦两宗兼承，海通传南，陆通传北，而南宗之来，且视北为蚤焉。以现存译本论，世高所译，皆《阿含》中单品及上座部所传禅定法，其与锡兰之《巴利藏经》同一系统甚明。支谶所译，皆《华严》、《般若》、《宝积》中单品，大乘最昌时那烂陀派所诵习也。故初期两译师，实足为两宗代表也。顾吾于两宗之说，素不心折，但藉此验时代先后，明彼我思想骈进之状况而已。（注五）
两晋以降，南北皆大师辈出。（此指中国之南北，非印度之南北。）但衡大势以相比较，北方佛教多带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带哲学的色彩。北人信仰力坚，南人理解力强；北学尚专笃，南学尚调融。在在皆足以表风气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纷呈其特色，以光饰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佛教在汉代，虽渐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犹为功令所禁。苻坚时著作郎王度奏云：“汉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梁《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引）此与唐贞观间许景教徒阿罗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盖我国历代相传“怀柔远人”、“不易其俗”之政策也。至于本国人之信仰，则尚加以限制。《历代三宝记》卷三年表中于“魏甘露五年”条下注云：“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甘露五年下距晋之篡魏仅四年耳，则谓此禁至晋始开焉可也。要之，秦景宪为中国人诵佛经之始，楚王英为中国人祀佛之始，严佛调为中国人襄译佛经之始，笮融为中国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门掌故，信而有征者，不出此矣。
最后尤有一事当置辩者，即所谓《牟子理惑论》也。此书旧题汉牟融撰，若不谬者，则汉代佛教可云已极光大，而本章所考证，皆为多事。但吾终不信此书为汉人著述，故未敢以此遽易吾说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