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来之史地研究

今日应贵校史地学会之邀，得与诸君共聚一堂，荣甚幸甚。余今日所讲之题目，即佛教东来之史地研究。

世界文明之发源地五：埃及、小亚细亚、希腊、印度、中国是也。埃及、小亚细亚、希腊环地中海而居，风帆往来，三国之智识赖以交换，如高明良友，切磋一堂，而益促进其文明。故三国之文明，自己的兼有外来的，此天之所赋者独厚也。印度僻在东鄙，地理比三国为逊。然亚力山大之兵力侵入，印度亦得与西方文明接触。惟我中国，东南环海，遥与南洋群岛及日本、美洲相邻，诸地皆后进国也，无关于我国文明之促进。而西北二面，山沙为阻，所与邻者又皆东胡、匈奴等蛮民族，以言交换文明，更无足论矣。惟西南一部，连接印度，而又为雪山峻岭所阻隔。是犹人之日居斗室，孤陋寡闻，其所有文明皆自己的而无外来的，此天之赋中国者甚薄也。是故中印度之交通，与中国文明有绝大关系。然中印度之交通，却以佛教之东来为媒介，而其所以能东来者，则又与西域诸国有关。

按西域之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2]，通于孝武之时，然有广义狭义之分。自玉门阳关以西，直至欧洲，包有波斯、安息、大食等国者，广义之西域也。自玉门以西，葱岭以东，昔日之所谓三十六国，今日之甘肃西部及新疆一带者，狭义之西域也。此处所指，乃狭义之西域。西域中所谓大月氏国者，羌种也。[3] 成汤时与中国关系最密，《诗》所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是也。《汉书·西域传》云：“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按：大夏即今之布哈尔，其人为塞种（即印度刹帝利种）。[4] 其地即为大月氏所据，乃南徙于克什米尔一带而居，即《西域传》所谓“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是也。哀、平之世，月氏人迦腻色迦并有西北印度及中印度一部。地跨葱岭东西，庞然成一大帝国。王热心佛学，会国中学者于克什米尔，结集经典。按印度之法藏结集，前后凡四次，此其末也。印度之有大乘教自此始，于是佛教以印度为中心，遂播之西域。

曩者匈奴盛时，每诱西域以为之辅，而中国亦致力降服之，以断匈奴之右臂。自孝武大行讨伐以来，穷追异域，漠南已无王庭。至迦王之时，匈奴已不能为中国患。中国既不好大喜功，遂弢甲囊弓，不复用武。西域以附庸之国，一变而为自由之民，印度势力因以渐渐侵入。东汉末叶，西域且与印度同文焉。及三国初，佛教遂大盛于西域。至西晋末，五胡乱华，西域之五凉，亦起而为乱。势不克东侵，遂转而西犯，由是中印交通之道大启，正如十字军之交换东西文明焉者。据此，则知佛教非由印度直接入中国，乃由西域间接入中国者也。[5] 然三国以前小乘经典，居十分之九。东晋而后，自西域传来之经典，多恐其赝，遂直入印度以探其真。正如中国之文明，昔由日本间接得来者，今则直探欧美矣。是以自晋隆安以至唐开元三百五十年间，中人赴印求经典者，前仆后继，代不乏人，就中以朱士行、支法领、法显、玄奘诸人为最著。

朱士行得《大般若经》一篇，经凡六百卷，朱以未窥全豹为憾，因西往求之，至于阗获《法华经》，不复西往，因留此以终身焉。

支法领，敦煌人也（慧远弟子）。因求《华严经》以至于阗，获经后亦不复西行，其后五十年中人始译之。至唐时，印度之《华严经》乃由中国而译之者，是亦我国之异彩也。然朱、支二人皆至于阗而止，犹未及印度也。至印度求经之第一人，厥为法显。

法显慨律藏残阙，遂于晋隆安三年，西度流沙以至天竺。同行者十一人，由敦煌启行[6]，经阗善、吐鲁番、焉耆，以至于阗。同行者三人，由此经葱岭南以赴印度，与法显歧。法显乃由此经叶城，道蒲 〈犁〉，经度葱岭。行一月，至阿富汗地，再过印度河以至克什米尔。后由加尔各达乘帆言旋，本欲经师子（锡兰岛）及诃陵（爪哇或云新加坡）二国，以趋广州。不意途遇暴风，漂流于耶婆提者累年（地失考），后又漂于长广郡界牢山（即劳山）南岸（即今之胶州湾），始得登陆。自印至此，行已历三年。若以往返居留之岁月计之，则殆十五星霜矣。同行十一人，流亡已尽，其返者，止法显一人而已。卓绝坚苦之志，亦堪嘉矣。著有《佛国记》。

玄奘，唐初人，时突厥之势方张，西行为艰。玄奘由敦煌西发，至高昌（吐鲁番）。高昌王亲赐之表，使求突厥求护，因道拜城[7]，〈经〉怕［帕］米尔以至印度。印度有戒贤、智光二大师，玄奘每与之问难。戒日王（印度之霸者）又为之结高台于城门上，使说法，一时无能与之驳辩者。戒日王大讶之，待遇甚优。留印度凡十七年而归。著有《西域记》。玄奘之后，又有玄照者，由西藏经尼泊尔以入印度求经，此文成公主之力也。（因公主嫁于吐番王，故得此道。）然道路奇险，民性剽悍，过行死亡者亦甚众。后义净著《求法高僧传》，言僧侣每有自云南经缅甸以入印度者。此陆路上之交通也。又有自广州及东京湾以入印度者，此水路上之交通也。综水陆而计之，中印交通之道，殆有七焉。此七道者，大足以表见中人冒险精神，亦足荣也。然中人之至印度，与邪教之至耶路撒冷、回人之至麦城不同。盖彼等皆为个人祈福而去，中人则纯为求学而往。此其意志，有足多者。虽然，犹有进者。佛教者，中国之佛教，非印度之佛教也。盖大乘之行于中国者五，除法相宗为印度之原有外，余如天台、法严、法华诸宗，中国皆有创造之精神。而禅宗一派，代传一人，至第二十八祖，遂播中士，而印度不复留影矣。故亦可谓中国之佛教。质言之，中国虽取印度之文明，然食而能化，遂溶为己有。此先人之伟业，功不可没也。今世界大通，智识无穷，灌输而阐扬之，实吾辈第一责任。奋乎勉哉！勿使先入遗烈坠地！

说明：本文录自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之《地学杂志》第十一年第十二期。题后注明“梁任公先生在高师演讲，贾伸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