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信论》果真谛译乎
真谛传译说之异同 真谛，中天竺人，以梁、陈来游，翻译《摄大乘》、《俱舍》、《唯识》、《中边》、《三无性》、《佛性》诸论，实输入世亲、无著派教义之第一人也。道宣《续高僧传》有传。据传彼以梁大同十二年（四五六）[3]入中国，太清二年（五四八）至建业。陈太建元年（五六九）卒，凡在中国二十三年。其书以晚年在广州译出者为多。道宣论之曰：“自谛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又记当时俗僧抵轧之言谓：“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乘治术，有蔽国风。”斯皆足证明真谛之学为纯粹的世亲派。故其门下士宗习所译《摄大乘论》成为“摄论宗”也。顾最可异者，道宣于此煌煌二千言之《真谛传》中，竟未道及其翻译《大乘起信论》一事！
《起信论》之初著录于经录，始自隋法经之《众经目录》。此书为隋开皇十四年（五九四）所编纂，实真谛卒后之二十五年也。其文曰：
《大乘起信论》一卷，人云真谛译。勘真谛录无此论，故入疑。
越三年即开皇十七年，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其卷十一“真谛”条下云：
《大乘起信论》一卷，梁太清四年，在富春陆元哲宅出。《起信论疏》二卷，太清四年出。
自是始确认此论为真谛译，其译年译地皆举出，且谓谛亲为作疏。越五年即隋仁寿二年，彦琮等重定《众经目录》，所谓二卷之疏，芟而不录。其文云：
《起信论》一卷，陈世真谛译。
是以此论归诸真谛，惟译时则陈世而非梁世。此后《大唐内典录》、《武周刊定众经目录》等，皆全袭《长房录》之文。至唐开元十八年（七三○）智昇等所编《开元释教目录》（卷六）则云：
《大乘起信论》一卷，马鸣菩萨造，真谛三藏译。梁承圣二年癸酉九月十日，在衡州始兴郡建兴寺出。
认此书为译自梁代，与《长房录》同；惟其译年与译地则全异。又前此诸录，皆记译主，不记论主；明言此论为马鸣造。实自《开元录》始。
《开元录》所记译时译地，盖采自本论篇首之一序。其序旧题“扬州智恺作”。其文云：
……昔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取经并诸法师。遇值三藏拘兰难陀，译名真谛。……时彼国王，应即移遣法师。……来朝而至。未旬便值侯景侵扰。法师……暂停而欲还反。遂嘱值宗京邑英贤慧显、智韶、智恺、昙文与假黄钺大将军太保肖［萧］公勃，以大梁承圣三年岁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敬请法师……翻译斯论一卷，《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缘经》两卷，《九识文章》两卷。传路［语］人天竺国月支［婆］首那等，执笔人智恺等。首尾二年方讫。……
其与此段记事略相出入者，则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卷一云：
真谛……以梁武帝太清二年岁次戊辰，见帝于宝云殿。帝敕译经，即以太清二年讫承圣三年岁次甲戌，于正观寺，译《金光明经》、《弥勒下生经》、《大乘起信论》等，总一十一部，舍二十卷。此论乃是其年九月十日与京邑英贤慧显、智恺、昙振、慧旻等，并广钺大将军太保肖［萧］公勃等，于衡州建兴寺所译。沙门智恺笔受，月婆首那等译语。并翻《论旨玄文》二十卷。……
右［上］两文所记，大同小异。然皆详叙译时之年月日，译地之某郡某寺。共译之人名，同时并译之经卷，纤悉毕备。骤读之，盖若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矣。虽然，按诸史实果何如者？
真谛果曾译《起信论》乎 按以上诸说，或云梁译或云陈译；梁译之中，或云太清，或云承圣；其译地，或去富春，或云衡州。枝节纠纷，莫可究诘，两不俱是，必有一非，实则两俱虚构而已。今请一一抉而破之。
篇首智恺之序，宜若可认为最有力之证据。盖如彼所说，恺实笔受此论之人，自道当时事实，宁更舛误。然此序非智恺作，吾侪所不惮断言也。（注十三）智恺为谛门第一高弟，曾对翻诸经论，此事实也。然恺之遇谛，实在谛晚年流遇［寓］广州之时。据《谛传》，谛之至广州，在陈文帝天嘉三年十二月。恺于其后，蹑迹南来。《续高僧传·法泰传》云：
有天竺沙门真谛挟道孤游……将旋旧国，途出岭南，为广州刺史欧阳颜固留。……泰与智恺等不惮艰辛，远寻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笔受文义。……
又云：
恺往岭表奉祈真谛。……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后更对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八十三卷。谛云：“吾早值子……无恨矣。”……
天嘉三年上距承圣四年，凡九年，若其时谛、恺已合并，则所谓不避艰辛奉祈岭表，所谓“吾早值子”“无恨”等语，宁非梦呓！恺从弟曹毗（恺俗姓曹），亦及谛门，为《摄宗》大师，著有《真谛传》。（注十四）窃意道宣《续高僧传》之传谛、恺二公，取材当出毗本。倘有谛、恺对译《起信》之事，《谛传》不言，《恺传》亦当言之，而两传皆无一语道及何也？推作伪者之意，盖以本论来历不明，为世诟病，如法经，均正之流，久有微词。于是更以对译之业托诸谛门龙象智恺其人者，伪为此序以取信，而不知乃适以彰其伪也。
此伪序出于何时耶？吾以为最早亦当在费长房以后。何则？使此序而为长房所曾见者，以彼文所叙时日地点等等如彼其周悉，则《长房录》中“太清四年陆元哲宅”之异说，必无从生也。此序与法藏《义记》孰为先后，谁实袭谁，尚难悬断。此两文者，其事实是否正确，容俟下文再论，即其文义，固已无一可通。《义记》云：“以太清二年讫承圣三年译……《大乘起信论》等……此论乃是其年九月十日……所译。”太清戊辰至承圣甲戌前后凡七年，所谓“其年”者何年耶？既云“于正观寺译诸经”，而下复云“与京邑英贤……等于衡州建兴寺”译本论，究为正观耶，建兴耶？衡州耶，京邑耶？伪序云：“遂嘱值京邑英贤……以承圣三年……九月十日于……建兴寺敬请法师……翻译斯论……首尾二年方讫。”“遂嘱值”三字成何等语？“承圣三年敬请译论二年方讫”，然则此论究为承圣三年出耶，抑太平元年出耶？凡此之类，无一处而不自相矛盾。此无他故，盖以羌无故实之事，而欲造为年日地点以实之，故不得不为游移两可之语气以自遁，而不知其心劳而日拙也。（注十五）
今且置文义，切谈事实。旧传《起信论》译时译地，有极矛盾之两说：一为费长房之太清四年富春陆元哲宅说；一为法藏等之承圣三年衡州建兴寺说。时之相距五年，地之相隔千里。两说果孰可信耶？吾侪细读真谛本传及其诸弟子传，而知其说之皆诬也。大抵真谛一世翻译事业，皆在陈天嘉三年流寓广州以后，其在梁朝，所就实寥寥无几。《法泰传》云：
真译挟道孤游，远化东鄙。会虏寇勍殄，侨寓流离一十余年，全无陈译。
此文“全”字，虽稍过当，然在梁代所译甚希，略可推见。该传又云：
于广州制旨寺……前后所出五十余部……皆此土所无者。……至陈太建三年，泰还建业，并赍新翻经论，创开义旨，惊异当时。
查《法经录》所载，真谛译本五十□部。法经鉴裁精审，窃疑谛所真译，已尽于斯。而什九皆出陈世，则在梁更能有几？（注十六）所以然者，全由梁末大乱，不能安居。据本传：谛以太清二年闰八月始抵金陵，而侯景之祸旋起。故传云：
帝欲传翻经教……属寇羯凭陵，法为时崩，不果宣述。
自是避乱四方，遑遑靡聘。传云：
乃步入东土，又往富春。令陆元哲创奉问津，将事传译。翻《十七地论》，适得五卷。而国难未靖，侧附通传。……于斯时也，兵饥相接，法几颓焉。会元帝启祚，承圣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观寺，翻《金光明经》。三年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后随肖太保度岭至于南康，栖遑靡托。逮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上临川、晋安诸郡。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意。本意不申，更观机坏。遂欲泛舶往梭伽修国，道俗虔留，遂停南越。……
以上叙真谛在梁数年间之经历，大略可稽。其在富春陆元哲宅，虽不知流离几时。但观其翻百卷之《瑜伽》（《十七地论》即此后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之一部），仅五卷而中辍，则他书不能从事可知。费长房谓《起信》出自彼时，殆不近情。承圣以还，出品仅有《金光明》一经可纪。及其随肖太保，又传所谓“栖遑靡托”者也。法藏谓《起信》于彼时出，毋乃滑稽。即让一步，谓此区区一卷之书，虽转徙中亦随时可译。然而《起信》一册，实论中王；谛既就此大业，其欣慰当何似者，而乃云：“本意不申，更观机坏”耶？且既信《长房录》，必于其所录中所载十六部四十六卷者而并信之；既信伪序，则必于其所附记之《玄文》二十卷等而并信之。是则谛在梁时所译已重百卷。弘法之愿，亦庶几矣，乃更失意欲归，岂复人情！吾侪若对于本传稍加研究，则知太清富春与承圣衡州两说皆不能成立也。
要之，法经《众经目录》，为经录中最可信任之书。（注十七）彼去真谛年代甚近，新勘谛所译书目，确无所谓《起信论》者。著《续高僧传》之道宣，为初唐硕学。其传真谛，乃据谛弟子曹毗所撰《帝传》，而于译《起信论》之尔许大业，若一无所闻见。若反对派于此两大铁证不能予吾侪以满意之驳辩，吾侪敢毅然曰：《大乘起信论》非真谛译也。
（附言）望月氏就真谛译书用语上观察，列举多数同一梵文之术语，而《起信论》所译与《摄大乘论》、《佛性论》、《金光明经》不同者。亦足为《起信论》非出真谛手之一反证。文繁不具引。
《起信论》梵本问题 据以上所考证，《起信论》作者非马鸣，译者非真谛，殆成信谳。然则将为印度不知谁何之所著，而中国不知谁何之所译耶？吾侪推敲至此，忽引起一新问题：则现存之《起信论》不止一本，除所谓“梁译”之外，更有实叉难陀之“唐译”也。唐译亦有一序，不著作者姓名。中云：
此论东传，总经二译。初本即西印度三藏法师波罗末陀，此云真谛，以梁承圣三年岁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共扬州沙门智恺所译。此本即于阗国三藏法师实叉难陀赍梵文至此，又于西京慈恩塔内获旧梵本，与义学沙门荆州弘景、崇福、法藏等，以大周圣历三年岁次癸亥十月壬午朔八日己丑，于授记寺与《华严经》相次而译，沙门复礼笔受，开为两卷。然与旧翻时有出没，盖译者之意，又梵文非一也。
此文前半，全引旧译伪序，其妄既如前辩。后半述新译年代地点等等似甚确凿，实则全属虚构。望月氏辩之极详（原著一○○至一○四叶），今恐读者生厌，不复具引。质言之，则实叉难陀并无重译《起信》之事；圣历癸亥，决无译《起信》之余裕；法藏决未尝参预译场。凡此皆可从史料中得极确之反证也。读者若有余兴，可取原著案之。抑吾更有数语助望月张目者：该序谓因“梵文非一，故与旧翻时有出没”。此在他经论之有重译者或然，而《起信》则决不尔。今两本具在，吾侪皆读之烂熟，吾实苦不能见其互相出入之点何在也。因此益可证明，所谓新译者不过将旧译改头换面，绝无所谓新赍梵本。何也？以梵本本来无有也。本无梵本，而新序沾沾然以梵本相矜示至再至三，此俗谚“此地无银三十两”之类也。
无梵本之旁证尚有乎？曰：有。《至元法宝勘同录》卷九“起信论”条下云：“此论，西藏藏经中缺。”《至元录》为元代将中国、西藏两藏互勘编著。据彼则西藏无此论甚明。藏文经典，视华文有多无少，乃独于此鼎鼎大名之马鸣杰作阙焉，毋亦以梵本本来无有也。
于此又引起一更有趣之问题：《开元释教录》卷八“玄奘”条下云：
以《起信》一论，文出马鸣。印度诸僧，思承其本。奘乃译唐为梵，通布五天，斯则法化之缘，东西互举。
此文直接引用《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篇末之文，一字不易。此说若真，则印度人得读《起信论》，乃出玄奘由唐译梵之赐，宁非大奇。日本学者对于此段故事，望月信之，松本疑之。吾盖左袒松本说。（注十八）盖《续高僧传》之《玄奘传》，全取材于慧立之《慈恩传》，而《慈恩传》中并无此文也。然假令此说而真，则《起信论》之非马鸣著与非真谛译，乃愈不可掩。何则？玄奘留学印度，正值那烂陀大乘全盛时代，何至于开创大乘之马鸣唯一名著，竟尔亡佚！若曰以年湮代远故佚耶，真谛来中国在五四八年，玄奘往印度在六二九年，相距不满百岁。真谛犹能有梵本携来，迨玄奘时，而其本忽绝迹于五印，天下宁有此情理！从可知印度自始本无所谓《起信论》其物者。藉曰有之，则玄奘从中国贩输以往耳！
然则作《起信论》者谁欤 准此以谈，则《起信论》既非马鸣作，亦并非印度不知谁何之人所作；既非真谛译，亦并非中国不知谁何之人所译。然则如之何？则惟有中国人创作一之［之一］途耳。此说虽骇人听闻，然昔人固已有言之者。珍嵩《探玄记》卷十云：
马鸣《起信论》一卷，依《渐刹经》二卷（注十九）造此论。而道宣师目录中云此经是伪经；故依此经之《起信论》，是伪论也。
又均正《四论玄义》卷十六：
《起信》，有云北土论师造也。而未知是非。北地诸论师云：非马鸣造论。昔日地论师造论，借菩萨名目之，故寻觅翻经目录无有也。未知定是非。
吾侪将根据此两道告发状，以搜寻造《起信论》之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