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起信论》之作者及其价值

以上从文献、教理两方面考察之结果，《起信论》非出印度，殆成信谳。同时支那撰述说当然成立。然则中国曷为而能有此书，且曷为而须有此书？当时学界情况，如前章所述：先以罗什所传之龙树派教义为中心，成立三论宗。此宗在吾思想界有极深之根柢，极雄之势力，当东晋、宋、齐间殆呈一统之观。及流支、芨多输入世亲派教义，创立地论宗，而固有之势力为之功摇。真谛东来又于世亲派中异军特起，别成所谓摄论宗者。三宗对峙，成鼎足割据之状，思想界之混乱，达于其极，以好调和之中国国民性，对于此种状态，殊难安忍，于是乎感有会通融和之必要。而以三百年间根柢蓄积之深厚，对于各项主要问题经无数贤哲往复辩争，略已尽其症结。学者所积学力，既已有调和众说独标新谛之可能性。夫既必要而且可能，此则以调和为职志之《起信论》所由起也。然则调和已奏功乎？曰：是又乌能。夫思想者永无统一之期者也，果统一则已失其活力，而不复得名之曰思想。我国佛教思想系统，入隋唐以后，三论蜕变为天台，摄论蜕变为法相，地论蜕变为华严。以吾观之，《起信论》所占位置，不过扩地论宗土宇为华严宗先驱而已。然则《起信论》无甚价值可言耶？曰：是大不然。《起信论》者，消化印度的佛教而创成中国的佛教之一大产物也。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佛教比较优劣，此别一问题。但凡属文化力伟大之国民，承受外来学说，必能咀嚼之变化之，加入自己之国民特性以成一新系统。我国之于佛教正如此。而《起信论》及其所导出之华严宗，正其代表也。

然则创此《起信论》者谁耶？望月氏与村上氏对于此问题颇费极长之讨论，而其说亦屡有小变。望月先确定其年代：谓此论尝为慧远著述中所称引，慧远以隋开皇十二年（西纪五九二）入寂，故成书之最低限，不能晚于开皇十二年。又此论确有引用真谛本《摄大乘论》之痕迹，《摄大乘》之翻译在陈天嘉四年（西纪五六三），故成书之最高限，不能早于天嘉四年。然则此书殆成于此三十年间某学者之手，殆无可疑。

据唐均正《四论玄义》所说，或云“北土论师造”，又云北地论师谓是“昔日地论师所造”。望月氏既求之于北地，又求之于南地，既求之于地论家，又求之于摄论家。其人则若慧思，若昙延、若昙迁，皆尝拟及，而结果略推定为昙遵。其考证之功甚勤，亦粗能自完其说。若全引之，须费数千言，恐读者见厌，且从省略。（注二十六）望月之意，总以为是当时某派论师，欲立一说以战胜他派。自审人微言轻，乃托于马鸣、真谛以自重。于是在各派中皇皇求索，务得其人心实之。吾以为此不必也。本论发端说造论因缘总相曰：

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

安知非当时有一悲智双圆之学者，悯诸师之哄争，自出其所契悟者造此论以药之，而不欲以名示人。此在我国著述界中，殊不足为奇也。在论主之意。并本尝欲托古人以为重。及既传于世，共赏其玄异而不审其所自来。有好事者则谓是非马鸣不能作非真谛不能译也。辄以署之，而传者因之，于是转成作伪之文矣。以吾所见。或是如此，姑陈之以备一解。

抑吾更有言者，无论此书作者为谁，动机何等，曾不足以稍损其价值。此书实人类最高智慧之产物，实中国、印度两种文化结合之晶体。以佛家依法不依人之义衡之，虽谓为佛说可耳。于马鸣乎何有！于真谛乎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