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近三十年来，有两部研究青铜器花纹的著作，为学术界所重视。一部是1941年容庚著录的《商周彝器通考》。他在这本书的上篇第六章，用了将近60页的篇幅，论述商周青铜器的花纹。另一部讲花纹的著作，为瑞典的汉学家高本汉教授在《远东博物馆杂志》第二十三期（1951）讲早期青铜器花纹的文章。这篇论文是用英文写的，有二十六个图版，七百一十五幅插图，37页说明与讨论；对于铜器花纹的分析，不但方法缜密，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一般说来，这两篇文章对于中国古器物学的研究，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但是，他们所用的材料，性质甚为庞杂。这两位权威学者鉴定中国古器物，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不过，不可避免地，他们的见解也受了材料本身的限制。他们研究的方法，均是以图案本身为主体，讨论它们的结构及其变化，以解释这些变化所反映的各种问题。高本汉氏的分析能力可以使他把好些图案单位分得极详尽，详尽得微入毫芒，处处均有引人入胜的地方。但是，他的基本观念有些显然没有很坚固的基础。譬如：“饕餮”、“龙”，这些传统的、用得极普遍的花纹单位，也是容高两氏所无条件采取的分析单位。就纯粹的装饰艺术说，它们的发展历史及形成的过程，均需要特别详尽地处理后，方能看出它们的起源及历史意义。而器物本身的时代，更不是专靠花纹的外形变化所能断定的。大家都知道“礼失而求诸野”的这句老话，翻译成现代考古学的意思，就是：一件在文化中心区域久已失传的实物，可以留存在这文化区域的边缘地带，把它的生命延长很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文化现象。若用这个原则来解释中国青铜器的发展，我们可以具体地说，安阳地区殷商时代铜器的形制与花纹，可能到西周早期便在这个区域完全失传了；但在淮河、扬子江流域、陕西、绥远等边疆地带，也许流行到周朝很晚的时期。有了这个现象，假如我们不能确知一件器物出土的准确地点，而拿它的形制和花纹做标订它们的时代根据，这个方法便很容易导致若干错误的结论。高本汉与容庚两氏的论著，均免不了这一点。

本篇的分析，所根据的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出来的器物，材料的本身都有很清楚的身份证，可以算是百分之百的原始资料。至于我们所以先选择觚形器作为研究的开始，理由如下：

（1）觚形器的器形之沿革与演变有比较清楚的历史。

（2）在殷墟的发掘品中，这一型青铜器是所见最多的一类。

（3）小屯出土的土范，有一部分很显然是用作铸这一型器物的；范上的花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见于觚形器上的花纹之制造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