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饰的设计与内容及其编制
见于青铜礼器外表的花纹，是自成一组可以作独立研究的资料。文饰的发展史虽说与形制及铸造方法的演进阶段有很多分不开的关系，但大致说来，它的因袭沿革却有一系列独立的传统，不能与形制及技术方面的问题合在一块儿谈。
试先就形制分类的基础看看各礼器外表的花纹之分布情形。表3内，我把各器物的文饰，就在外表的分布，分为三个等级：
甲 无装饰或仅以弦纹为饰者。
乙 简单装饰，如以一周带花纹装至大半装者。
丙 满装花纹者：自口沿至足底皆有装饰——这一种也有两个阶段可分，即有带空白者，有无空白者。
为叙述的方便，以下简称甲种为素面的、乙种为半装的、丙种为满装的。兹将168件礼器的文饰之分布情形，按照形制的大类别列表如下（表3）：
表3
以上统计表说明，这组礼器中，全素面或带弦纹的约近五分之一，全装的不及五分之一，半装的居全数五分之三以上。若把弦纹也算于装饰的花纹，可以说完全素净无文的不及5％了！弦纹是否应该视为文饰的一部分，下文将再讨论。这一初步统计表，把弦纹不当文饰看，却也透露了一件可以注意的数字区别，即在这三个等级不同的阶段，这组青铜礼器中标本最多的两大类——圈足类与三足类——数目虽相差甚少（77∶74）；但在装饰方面，三个阶段的百分率比例，却相差甚大。这两组礼器的装饰上的不同发展，可以再用表4说明：
表4
表4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象：若以各类出土的自身数目计算，表现甲种文饰的圈足器约占圈足器全数的13％，甲种文饰的三足器则构成三足器全数的24％略强；至于乙种文饰三足器包括一切所余的器物，三足器没有可以列入丙种文饰的。乙种文饰的圈足器，为全部圈足器的54％以上，丙种文饰的构成此大类总数的32.47％。若以三级花纹各单位计算，圈足器和三足器的分别更为鲜明，丙种文饰中，圈足器占据了83.33％，而三足器中却是零数。这一突出的现象，若推索其理由，却有一个简单的回答：殷墟出土的三足器，足部极少加文饰；而圈足器的足部，很多加文饰的。今将此点略加说明，并以出土标本最多的觚形器和爵形器代表圈足及三足器两大类。这两型青铜容器，圈足的有可以看出形制及花纹的标本38件，三足的有36件。它们的花纹分布如表5：
表5
觚形器的外表文饰，从上往下看，若分三段，即脰部、腹部和足部。殷墟发掘出土的38件觚形器标本，所表现的装饰部分，有下列的统计：
全无文饰或仅具弦纹者 3件
仅腹部加以装饰者 4件
腹部和足部外表均加装饰者 16件
三段均有装饰者 15件
所以，38件中，足部有文饰者共31件，在四分之三以上；足部无文饰者不及四分之一。但在爵形器一组，36件标本中，文饰的范围仅见于器身的外表，足部概不加装饰。
若是我们再进一步比较觚形器的足部与腹部的文饰单位，我们就察出了，在编制这两段花纹周带的编制秩序上有一点重要的分别，即足部花纹如腹部花纹，四分为四个单位；但在围绕腹部的周带，大部都由两个对称排列的动物面构成。在足部的四个单位，均为侧面动物，且大半是顺序的排列，只有少数如腹部对称排列的例。[16]
上说的这一区别，也许是足饰后于腹部发展的缘故，也许另有他种背景。
至于花纹的内容，除弦纹外，成周带的，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几何形的——像这样的花纹见于腹部的只有一例，其他的腹部文饰周带都由一对动物面图案构成。这些动物面的结构及表现方法有很大的差异，可以细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中以云雷纹型的动物面最多见，而且出现的时期甚早，简单的用阳线表现较草率的一例，出现于较迟的墓葬。此外，尚有立龙纹、蝉纹以及连续圈纹等所组织的文饰周带或花边。脰部的蕉叶纹，多由各式粗细不同的几何形线条或变相动物面编制。
在专门讨论觚形器的报告中[17]，于讨论花纹的制造方法一章内，作者曾把它分为：刻划范纹、模范合作文、堆雕模文、浮雕模文及深刻模文五种不同的表现方法。但花纹的内容，若以腹饰论，除了一件标本由几何形纹组织的周带外，其余的都由“动物面”两个单位构成[18]。在报告的总检讨一章中，论腹部文饰，又把这些动物面的[19]表现方法，分为：（1）双钩宽条动物面；（2）云雷纹动物面；（3）羽纹动物面；（4）浮雕动物面；（5）立龙形宽条动物面。
同章对于足部文饰也作了下列的分别：
（1）每一个单位代表一个动物侧面，顺序排列。A.双钩宽条动物侧面，上缘有花边；B.云雷纹动物侧面，上下缘有花边；C.云雷羽纹动物侧面，上缘有花边。
（2）每一单位也代表一动物侧面，但对称地排列，两单位代表一动物正面。A.浮雕动物面，上缘有花边；B.双钩宽条动物面，上缘有花边；C.镂空动物面，上缘有花边。
至于脰部的文饰，在此章也加以区别：宽条双层长三角形，无花边；宽条双层长三角形，有花边；宽条单层长三角形，有花边；浮条单层长三角形，有花边；浮条窄条动物形，有花边。
总检讨最后结论如下[20]：
以上两项事实，证明了商朝铸铜工业的一面。专就觚形器一类说，这一演变，不但表现在器物的形制上，也表现在它们的花纹上。这一点当然引起了艺术史的问题，即表现方法影响美术观念的问题，据我们所讨论的材料说，很显然地，有若干花纹上的变化，只能代表技术的演进，但是技术演进的本身确实可以促进艺术观念的改变。譬如，足饰的安排，由侧面的顺序排列，变为正面的对称排列；构成动物面的成分，因立龙的发展而演变为立龙的对称排列完全代替了早期用各种细线云雷纹组成的动物面孔。我以为前一例代表一个观念的变化，后例是方法革新后培植的新观念。
在报告的说明中，觚形器上的“动物面”不但有正面、侧面的分别以及顺序的及对称的不同排列，也包含具有躯干及无躯干两大类。最可注意的是，有躯干的动物面在云雷纹动物面这组中也出现过[21]。专就文饰的演变史说，云雷纹化的动物面似属于较晚的发展，但殷商时代的标本，若以觚形器的花纹为例，它却出现得很早；即按地层的分判，早期的墓葬中已有云雷纹化的动物面了。
这是很有意味的一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殷商时代只能代表华北青铜时代的中期；在这时代以前，已经有了一段长期的历史；这是在器物的形制及花纹上都有实例可以举证的事实。
今再将爵形器这组的花纹特征加以研讨，并与觚形器的装饰作一比较。三足的爵形器，足部都不加文饰。它们的器身与觚形器比，有很多不同点，这是在形制上很显著的事实。但文饰的图案和内容，却类似觚形器的花纹，除了弦纹一小组外，差不多全是以动物面为母题。在专论爵形器的研究报告中[22]，曾将见于此组动物面之形态和编制，作了三个组合，加以说明：
（1）双联式动物面——杯身一周，由一对动物面花纹相连，分布于正面及鋬面。
（2）三联式动物面——杯身一周，由三幅动物面花纹相连，分布于前面、正面及后面。
（3）四联式动物面——杯身一周，由四幅动物面花纹相连，分布于前面、正面、后面及鋬面。
说明中也谈到各动物面的表现方法及各器官的形态差异，如眼型可分七种，角型可分六种，鼻型亦可分七种。至于表现这些动物面花纹的方法，则有：刻划范文法、堆雕模文甲种、堆雕模文乙种、堆雕模文丁种、堆雕模文己种、浮雕模文甲种、浮雕模文丁种。这些动物面的花纹，都在本组器物花纹表现方法上出现。
爵形器上的动物面除了两例外，都有两条躯干，分由面部左右伸出在各动物面旁。两躯干的修短不等，曲折也不一致，但在每一图案内两躯干总是左右对称地排列在一个居中而正视向前的动物面。
仅有面孔无躯干的，只见于三联式（R1064）及四联式的（R2028、R2029）两组合的周带文饰；前一例只有标本一件，后一例有标本二件。
完全云雷纹化的动物面如觚形器上所见的（以觚形器的腹部为准，共十二件），仅有六例可举，细节及每单位的轮廓——一近方或短长方，一为横长条——却大不相同，也就呈现了各自的个别安排。
以弦纹为饰的，在三足爵形器中不但占一很大的比例（十二件，近三足爵形器全数三分之一），它们时代的先后（根据地层及形制比较）也相差甚远。在觚形器一组内，甲级文饰的只有四件。就发掘经验，觚与爵总是相伴的，并且出土标本的数目也都近于相等。所以它们在文饰上不同的发展，可能承袭了两种不同的传统。
这一问题也许可以和前述的另一分别——即满装与半装之比例合在一块儿讨论。
先说弦纹是不是一种文饰。答复这一点，最好从爵形器这组材料开始。在研究爵形器的专题报告中，作者曾指明弦纹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法：“一种如三周弦条，箍在爵杯周壁，两弦间的底面是平的；又一种弦纹，在两弦间底面却是凹的，弦纹的鼓出部分与两弦间的底面，对于明显的界限……全部结构有如竹节纹。”[23]根据这一发现，作者就得到两条结论：第一，弦纹为承袭黑陶文化的传统，犹如爵身的形制；第二，黑陶器物的形制，有很多摹仿竹筒的部分；常把竹节纹表现出来。因此，竹节纹也就成为黑陶的一种文饰了。故爵形器这组礼器，不但它们的形制与黑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把原始的竹节纹，保存得最多。
不过，自来古器物学家所认识的青铜器文饰标帜，只是以刻划或铸就的动物形或几何形的各式图案为主题，加以想像的说明。事实上，这自然是文饰方面的大部分，这一类的文饰，牵涉了很广大的范围，现在根据殷墟材料研究所得，分段节述如下：
（1）几何形花纹——在殷商时代，作为青铜容器的主要文饰，虽亦偶见，但发掘出土的标本上，保存较完整的，如觚形器中的R2015（M333出土）、觯形器中的R2076（HPKM1022）（图5〔5〕），以及鼎形器的R2048（YM188），实只是一个很少的少数。大部分的几何形花纹所构成的周带，只居陪衬的地位，伴着动物或神话动物构成的文饰带，其中有很多只是主体花纹的花边。
（2）动物纹中有写真形的——所描写的对象实际地存在或存在过，如鱼、鸟、鸡、牛、羊、鹿、蝉等；又有完全神话动物，如龙、夔龙、综合性动物面古器物学家所指的“饕餮”，等等（图6）。神话动物，在殷商时代的装饰艺术中占一极重要的地位。
（3）杂类——这一类的花纹性质甚庞杂，大半由动物纹演变而来，最显著的例如眼纹、百乳纹等（图8）。
回到殷墟出土的容器之文饰问题上，我们可以说这一时代最时行的花纹母题，以神话动物的各形态为主要。这一趋势不但象征了一种风气，并可代表那时的一般嗜好及信仰。演变的实例，又可说明那时代的工艺造就及其境界。我们可以拿“动物面”这一母题之形成略加分析，作一题解。
完全照个人解释，《吕氏春秋》所说的“饕餮”，即作者命名为“动物面”的图案，在礼器组的花纹中并不多见。例如在爵形器这组青铜容器上，作者只能选出三例可举，其余的所谓“饕餮”纹都带有伸在两旁的长条身[24]。这种有身的“饕餮”，在过去的古器物学家的描述中，都泛称为“饕餮”（图9、10）。我们曾经加以详细分析，认清了它的演变迹象，以为应该另命一个新名，代表它在装饰艺术史上的地位，所以就借用了《山海经》一种神话动物名称——名为“肥遗”或“肥遗型动物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各种没有身体的动物面——《吕氏春秋》型的“饕餮”，固然可以由写真的牛、羊头面演出，也可以由肥遗型的神话动物演变出来（图7、11）。
根据168件文饰的研究，我们可以说，肥遗型之神话动物在殷商时代的青铜礼器的外表装饰中是最常见的母题；同时在各器表现的文饰中也透出了很清楚的这一母题的演变迹象。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一型花纹的重要阶段列举如下（图6）：
（1）鱼及蛇的写真形（盘形器：R2073，六角一龟；R2078，四角一龟）（图6〔8〕）。
（2）鱼的装饰化形（盘形器R11039，外表拉长鱼纹）（图6〔7〕）。
（3）鱼化龙形及双尾夔龙形（周壁外表文饰，R1094）（图6〔14〕）。
（4）有爪有角的龙及无爪独角夔龙（寝小室盂盘龙形盂上器底圈足内，R1092、R2064）（图6〔1〕、〔3〕；又图12〔1〕）。
（5）龙和夔龙对称的排列（图13〔9〕、〔10〕、〔11〕；图6〔14〕）。
（6）一双夔龙对称排列的侧面龙头合并为一个向前看视的动物面（鼎形器：R1157；图12〔1〕、〔2〕、〔3〕；图14）。
（7）肥遗型的花纹形成（鼎形器：R2053，图15）。
以上所列举的七个演变阶段，在殷商时代最流行的为第七级的肥遗型纹。“有首无身”的饕餮在这时代也出现了，但远不及肥遗型的通行。至于早期的演变，在殷商的礼器群中皆有痕迹可寻。
不过，肥遗型花纹并不一定开始于殷商时代。郑州出土所谓早于安阳时代的随葬器，花纹已有肥遗型；这一地方的肥遗的身、尾端往往分歧如鱼尾（比较图15），似乎保持初期形成的雏形。没有见过实物，作者未能加以肯定。
总结此节检讨，作者的意见如下：
（1）殷商时代的装饰艺术，若专就其内容说，几何形纹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彩陶及黑陶时代（图5），弦纹似乎与黑陶文化有直接关系。动物纹中与自然界相符者，如龟、鱼、鸟、蛇、蝉等亦可追到史前的时期。神话动物似乎也在商以前已经形成了，但却不能在现在所知道的史前史中找出可靠的根据。
（2）文饰的设计和安排，有些也可以推到彩陶时代，如周带中将同样的花纹成分重复地编排。不过一层一层地将文饰周带上下堆积，似乎显示了后来北美洲印第安人的装饰艺术，而与旧世界的两河流域埃及及地中海东岸的作风比，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