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组觚形器的群性

一、论四组觚形器的群性

现在我们可以就这四群觚形器作一番比较。第一点令我们注意的，为就一般的外形看，每一组似乎都具有若干特别发展的群性。譬如属于小屯丙组的觚形器，不但较他组矮小、轻薄，花纹的表现也极草率。表现的方法以及花纹的内容，显然有它们自别的地方。将小屯丙组的铜觚群与侯家庄西北冈东区所出各器相比，在各方面都有明确的分别。下表详列四组比较完整标本的平均重量、高度、宽度及宽高指数。

这些平均数字，仅根据了几件完整的标本计算，并非全部觚形器的平均数，但大体说来，也可以代表它们了。其中尤可注意的是重量的分别，小屯丙组的平均重量，不及其他三组任何一组的一半。换句话说，做小屯乙组、侯家庄西北冈东区或西区出土的觚形器，每件所需要的原料，可以做小屯丙组出土之觚形器两件，还有剩余的材料。假如小屯丙组的墓葬要比其他三组早，这一点分别自然比较容易加以说明，但是地层上似乎证明小屯丙组的诸墓葬要晚于小屯乙组的诸墓葬。跟着说来，小屯丙组出土的器物时代，应该也是比较晚的。它们质料的减轻，是否代表资源枯竭的现象，就是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在小屯丙组时代，铜与锡的供给，可能没有先前那么丰富了，或者大部分配给了其他的用途。

由此我们再进一步看这四组觚形器的其他分别。单就几件完整标本的平均高度说，侯家庄西北冈东区所出的十件最大，其次为侯家庄西北冈西区出土的三件，小屯乙组出土的三件再次之，小屯丙组出土的三件最矮。但是这平均高度的分别与平均重量的分别，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平行的现象。因为讲到重量，侯家庄西北冈东西两区的平均甚为接近，但是它们的高度差别确有些可以注意。这个差别可能反映着形制演变的一个趋势，是一个与觚形器形制原始有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曾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一文中有所讨论。在那篇文章里[1]，我认为最早的觚形器要在黑陶群中去寻找，觚形器的开始，为把一个原始的圜底大口宽沿杯形器放在一个竹筒形的座上头。日照两城镇出土的黑陶中，就有这一类的实物，以圜底或尖底的盘或杯，放置在一只同样陶质像竹筒似的座上。这一说法，不但有史前的实物可资凭证，同样的习惯尚可在很多用竹子的区域（如四川）发现。为要稳定这一活动圈足器两段的结合，在形制演变的阶段中，似乎有一个时期，外面加了一条腰带（图67），把合缝处箍住。铸铜技术开始在华北平原出现的时候，也许就是束腰带的高足杯流行的期间，聪敏的铸铜匠工仿制这一流行形制的器物，就把原来由三个分子组成的一件器物，融合成了一体。它们的高矮肥瘦，在最初大概并无特别的标准，等到铜的觚形器形成以后，这些不同的比例就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或个别的趋势和嗜好。但是觚形器的外貌，分成脰、腹、足一体的三位就成了定局。

至于腹部所以最受装饰的缘故，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原因。我们知道在早期陶器中，可能远在彩绘陶与刻文陶出现前，就有一种堆文陶。这些表面的堆文（亦称为箍文），原有它的特别功能，不过很快就美化了，成了具有美观的装饰。堆文有很复杂的，但大半都比较地简单，有的只是沿着容器周壁的一道箍，或者一条宽带而已。殷墟的铜器，尤其是觚形器这一群，不但在形制上直接承袭着陶器，装饰的花纹也承袭了陶器的若干成分。它的腹饰的原始，显然与堆文有“发生”的关系。因为就形制的沿革说，铜觚的腹部，绕着器中间的腰围，完全是一条束带形的外貌，代表堆文的化身（图67）。这部分的首先被装饰起来，与堆文的美化，是由同一趋势演变出来的。但是一个更重要，比较更显然的原因，为腰部的地位在这一器物的外表上，恰占最暴露的部分；上部的脰与下部的足的“可见度”都比不上它，不过足部与腹部相较，足部的可见度比脰部又大得多了，所以足部的美化时间与范围仅次于腹部。

殷墟出土的四十件觚形器中，有五件是全素的。这五件中只有三件见于上列的四区，即小屯乙组与丙组两基址；其他两件，一属小屯I区，一属侯家庄西北冈，无确定地点。由此我们得到一点重要的认识，就是侯家庄西北冈东西两墓葬群中，没有有记录的全素的觚形器。单装的觚形器共出四件：三件出自小屯丙组基址，一件出自侯家庄西北冈西区；小屯乙组与侯家庄西北冈东区均没有这一类的标本。半装的觚形器共为十六件，计小屯乙组六件，丙组两件，侯家庄西北冈西区五件，东区三件。全装的觚形器共有十五件，除小屯乙组出土两件，侯家庄西北冈西区一件外，其余十二件均见于侯家庄西北冈东区。这几个数字所引出的问题有三种：

（1）这些觚形器外表文饰发展所呈现的四种不同的阶段，是否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2）若是有一个发展的次序，是否可以假定全素的标本代表最早的阶段？

（3）殷墟发掘出土的四十件觚形器，是否可以代表这一次序？

现在我们先从第三个问题说起。我们所检查的四十件标本，是否可以用作代表这一器形全部文饰的发展次序？就这方面说，这四群觚形器很显然地呈现着若干矛盾的现象。陈列在眼前的一个矛盾，为小屯丙组的一群器物。小屯丙组的一群中，有两件全素的，三件单装的，没有全装的。若照上述发展说来解释，它们应该是最早的一群；但是地层上的现象[2]，使我们有点相信，它们埋入地中的时期似乎比小屯乙组的一群为晚。自然我们知道在殷墟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不少的青铜器是经过长时期的生人使用才入土殉葬的[3]。另外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一组器物是为死人特别制造的最早的“明器”[4]；因为它们的分量特别轻，制造草率，花纹也显着比较原始。若是这个可能大一点，这群器物所具有的花纹，以及花纹的分布，大概代表比较早期的一面。这自然只是一个假设，但这一假设可以比较满意地解释上述的，似乎矛盾的一部分现象。至于其他三区所出的觚形器，应该是日常用品随作殉葬的。专就文饰的发展过程，定先后的次序，小屯乙组出土的一群，要算是比较早的，其次为侯家庄西北冈西区；侯家庄西北冈东区可以列为最后的一组，但是这一说法也没有确定的理论根据。觚形器装饰范围的大小，也可能是社会阶级的标志；全装的，半装的，单装的，与全素的，很可能代表所殉主人的官阶或图腾，或其他身份。这个解释虽说是有些渺茫，但它的可能性却很大。我们现在可以再从花纹的图案及组织成分来看这个问题。

在我们所类别的十二种花纹表现方法中，有若干是具有区域性的；如堆雕模文戊种只见于小屯乙组；刻划范文，模范合作文甲种及堆雕模文甲种只见于小屯丙组；堆雕模文乙种及丙种只见于侯家庄西北冈西区；浮雕模文及深刻模文只见于侯家庄西北冈东区。十二种花纹中，普遍见于各区的只有堆雕模文丁种的云雷文动物面。其他各标本花纹的结构，很清楚地表现若干不同的来源，如带花边的宽条连续回纹，在觚形器中，是仅有的例子；这一图案本身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彩陶时代[5]。花纹的组织所引起的问题，以模范合作文的两种最值得注意。

在制造的工作程序上，模范合制的图案是一个有计划的安排？抑是一偶然的拼凑？倒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根据留存土范的检查，我们可以推断，在这一图案内出现的阳线小圈纹组成的花边，没有疑问地为直接在范上压印出来的；但是花纹的主体，必定先由模上制造，翻到范上，所以上下花边为后加的，所得的成效，在这组器物上，调和的程度颇不相等。这些连续小圈构成的花边，有的配着连续的几何回纹，有的配着宽条动物面，也有的配着长条躯干的动物形。与大部分足饰所镶的花边比较，它们显然是带着尝试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