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一、前言

《说文》示部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又，豊部：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

《礼记·礼器第十》孔颖达疏：“《正义》曰案郑《目录》云，名为礼器者，以其记礼，使人成器之义也。故孔子谓子贡，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此于别象属制度。”

《博古图录》，“鼎鼒揔说”：“……左丘明外传称法度之器曰彝器[2]。邢昺疏《尔雅》，亦谓彝为法则。尊彝者，礼器之揔名，犹戈矛剑戟，其用不同而总谓之兵。玉革木，其音不一，而总谓之乐尔……”

《观堂集林》卷六有“释礼”一文。王国维说：“……殷虚卜辞有字”，其文曰癸未卜贞，[3]。古，珏同字。卜辞珏字作丰三体，则即豊矣。又有字[4]及字[5]。又一字，卜辞[6]，或作[7]，其证也。此二字即小篆豊字所从之；古一字。……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豊行礼之器，其说古矣。……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曲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其初当皆用曲若豊字，其分化为醴礼两字盖稍后矣。

《博古图》在“鼎鼒揔说”里，虽以“尊彝”为礼器之揔名，但在图录中，所详列的品种，达二十目之多，并无符合今代分类法的系统。容庚说：《西清古鉴》以来，只记器名，无复类别，亦以类别之不易也[8]。

容氏本人把他所论列的彝器。分为四大类，计：

第一类为食器：包括鼎、鬲、甗等约12种。

第二类为酒器：爵、角、斝等约22种。

第三类为水器及杂器：包括盘、匜、鉴等约15种。

第四类为乐器：包括钲、铎、铃等八种。

他没有把兵器算在内，大概是因为所谓“彝器”者，原没有“兵器”在内。

比容庚早出版的刘体智的《善斋吉金录》（1934年）把他的藏器分成十类：（1）乐器；（2）礼器；（3）兵器；（4）度量衡；（5）符牌；（6）玺印；（7）泉；（8）镜；（9）梵象；（10）任器。

目录中，礼器所占篇幅最多，计有下列各分目：

鼎（三足）　甗　罍

齍　方甗　壶

鬲　卣　尊

方尊（四足）　角　铺

觚　簠　盒

觯　簋　盆

爵　豆　盂

上面所列，差不多把殷墟出土的青铜容器都包括在内，我们把这一类的器物总称为“礼器”。我想照器物学家的习语说，是有根据的。不过，这些根据资料最老的也许只能追到周朝。王国维的解释固然把“礼”字的历史有了些交代，但礼器这个名词，却是有歧义的。《礼记·大同》篇附有“礼器”一篇，注疏家认为是“记礼使人成器之义”，与《博古图》及刘体智把它用作类别名称的意思，可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所以，殷商时代固然已有“礼”存在，但与周代的不尽相同，这是有孔子作证的（“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公的制礼作乐，经先秦以来历史的记录，可视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高峰。不过详细的过程，似乎仍旧是不十分清楚。民国初年，海宁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周制与殷制分别有三：一曰立子立嫡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又云“由是制度乃生典礼，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也……”，但是他的结论却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无德之兴亡……”

单就见于典礼的殷周制度论，可以说孔子也没说得如此肯定的。孔子只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王氏因为谈到甲骨文，对于殷商时代的典礼制度可能比3000多年前的孔子或者知道得更多一点，就大胆地作了这一判断。记得在安阳发掘的初期，义宁陈寅恪先生曾想复议观堂先生的《殷周制度论》一文，说：王氏所举的三点似都可再议。寅恪是最知王先生学术造诣的人，可惜他想为安阳发掘报告写的这篇文章，始终未能执笔，这实在是近代学术史的一件憾事。

作者谈及此事，因为在为殷商礼器五编各论就牵涉到这一问题。这五编，把安阳发掘出土的青铜礼器全部地分别讨论了。现在总结这一系列的专门报告，对于殷商时所铸造的礼器这一部，不但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同时也显示了若干继往开来的痕迹和预兆。这可就好几方面分别来说。

不过在详细地讨论这些方面各种特点以前，我们对于这批原始资料一般的出土情形，需要有一个概括的说明。

（1）发掘出土的比较完整的青铜礼器，可以说完全是埋藏在墓葬内的，侯家庄出土的固然是如此，就是小屯所出的，也是与人骨埋在一起的。先前罗振玉氏称这些铜器为葬器，近世考古学者称为随葬器。就它们在地面下的情形说，这些名称自是也很恰当。不过“随葬器”，照田野考古的经验说，可以包括多种不同质料的东西，故“葬”或“随葬”这种名称，只在某种场合方能适用。

（2）这些青铜器，虽都最后用作殉葬物，但并不全是为陪伴死人的灵魂制造的，一个很显明的证据为：不少的墓葬中所出的器物有破裂补缀痕迹。这至少可以说明，在用于随葬以前，它们已经用过了一个时期；很可能地，它们就是所埋葬的死者生前的喜欢之物。

（3）有些青铜器，出土时保存得很好，除了年代的痕迹——如氧化而变的外表颜色之外，似乎没在入土以前经过任何实用。像这一类可以确定的例子，虽也不多，但确实存在，它们可能是像后代杠房及冥器铺制的车船轿马一样真正的明器了。

（4）由上列的第二项，就引起了一个问题：这些随葬器与那庙堂（或宗庙中）常设的彝器，是否相同，抑有不同之处？若事神与随葬在殷商时代是两件不同的事体，所用的器物是否有什么分别咧？若是没有分别，这样的假定也需要证据的。

现在，我们可以从发掘出土的殷商时代的青铜礼器说起。若仅以小屯、侯家庄出土的器物为限，随葬器中可以列入礼器部的约168件[9]，再加上附近的出土的遗物如后冈、小屯、王裕口等，共得174件，如表1。

这170余件列入礼器类的青铜容器，除象形器和器物遗失了的盖外，又可再分为23种细目。23种青铜礼器中，只有三种的命名（锅、铲、瓢）不见于老的目录；20种的名称都是老名，有的老到甲骨文字时。但这只是从文字学说，若论称谓的本身，有些也许在史前时代已通行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器物的名称起源于这一件器的实用或它的形态者较多，所用的质料只居偶然的地位。以现代的茶壶为例，现在是磁的多，但先前却是瓦的多；若以家具为例，则睡的床，坐的椅凳，都可用很多不同质料制造，但这些名称却并不随着质料的不同而有所更改。

若专以小屯、侯家庄两遗址出土者为限，发掘出土的礼器共为168件，照上列的种类统计各目的百分数如表2（见下页）。

照表2所列，两遗址出土的近于170件的可以列入礼器类的青铜容器，除了两件盖外，虽可分为20种以上的细目，并且大半都有专名，但就统计的数目字看，觚形、爵形、鼎形、斝形四种要占全数近乎三分之二的百分比；其余的20个分目，出土的总共数目所占的百分比不过三分之一。这占全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四目青铜礼器中，有三种，在容庚的分类中被列为酒器，鼎则被容氏列为食器。所以再加上细比，若只以出土最多的以上四种互比，则出土的饮酒器比食器多。其余的20种，也是大半属于酒器这一类别（壶、觯、卣、方彝、尊、罍、盉等）；有数种容器，它们的用处是不太清楚的，但出土的数目甚少，放在墓葬中的意义，应在待考的问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