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的“爵”字及过去有关这一器物的几种说法
“觚”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没出现过，但是“爵”这个字却常见于甲骨文中。我曾托张秉权先生替我把本所所有的甲骨文拓片，以及有关的著录资料查了一遍。他把这些资料归纳成三类，第一类的“爵”字是与祭祀有关的，他一共集了十六条。张先生说：“十六条中，有十三条的刻辞中之爵字均为名词，若用作动词，大概是指祭祀中献爵之仪式而言。”如《丙编》33及《乙编》4835的原文：
乎子
爵㞢祖。
有一条尚未刊行的刻辞：
己亥卜，来戊申，
石
爵。（《乙编》2130+1956；《丙编》待刊）
据张君的意思，这一条中的“爵”字是名词，可能是指器物，也可能为人名。
《殷虚书契后编》的一条：
庚戌卜，王曰贞：其爵用？（《后》下5.15）
此辞之爵，乃器物名称。
第二类刻辞中的“爵”字，显然是当人名用的，最好的例子为下引的一条：
乙丑卜，贞：帝爵（多）子
疾。（《乙编》8893）
还有一类是把“爵”字当地名用的，这在殷墟卜辞中，有下列的两例：
癸未卜，贞：王旬
畎，在七月，王正
北商，在爵。（《前》2.3.5）
□□卜，在爵
。（《续》3.31.6）
除了如上所举各例共得二十一条外，张君又说尚有见于本所所刊《乙编》及其他著录中之残辞，“未能确指其义，观其字形，所象乃器物之爵，当无问题。然其在卜辞中之用法，已不限于仅指器物而言，可知该象形字之发生，及其所象器物之存在，故当远在第一期武丁卜辞之前”。
“爵”为象形字，这是自从《说文解字》以来所有古文字学家都承认的。许慎说：“器象爵者，取其名节节足足也。”这个解释，自从许书著录以后，直到罗振玉写《殷虚书契考释》的时候，似乎尚没有人发生疑问[1]。到了去世不久的高鸿缙教授在1964年出版的《字例》中，方明白指出，此字实象器形[2]。最近李孝定先生作《甲骨文字集释》，更详细地驳斥了许氏解释的准确性。他说：“许君为爵象爵形，并以节节足足说礼器之意，此乃汉世经生故习，殊不足异，而罗氏得见真古文并传世彝器，乃一仍许说，则殊可怪矣。”[3]李君提出的问题是很有根据的。见于甲骨文的“爵”字，在罗振玉作考释时，已经集有八种不同的字形，以后陆续增加，到李孝定先生作《集释》时，已累积到了十五种不同的写法了。
实际上，若照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我们可以把张秉权先生所统计的三十三个“爵”字，分入五期。其中以第一期及第四期的最多，图8所举的由直接拓本复印出来的爵字，属于第一期的共有七例，第四期的共有四例，其余属于第二、第三及第五期的各一例。要是我们把最多两期的“爵”字字形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很重要的分别。第一期象形的爵字，所象的器形有带柱的，也有不带柱的（一件）；有三条腿的，也有两条腿的；有带鋬的，也有不带鋬的，足与器身之间有带底的，也有不带底的；这些分别也许没有意义，但也许有若干一定的意义。因为造字的人摹写器物的形状，与原来的器物总有若干相像的地方。这些不同的第一期字例，与第四期的诸字例比较，就显出这两期的不同处，及各期所具的群性。第四期留下来的每一字例差不多都象征一件平底的器物。除了第五章附录插图一所举的四例外，我们还可举更多可以分入第四期的象形“爵”字，它都是平底的。图9所列为第一期及第四期“爵”字摹写本。
就图8、9所举诸例看，除了第四期的平底外，一般说来，第一期的器形变化最多，第四期器形已近标准化了。这一点在讨论爵形器器形演变时，是值得注意的重要资料。
我们再从张秉权先生所举的二十一条实例看，字义与字形的变化关系也有若干可以推敲的地方。照张秉权先生的解释，“爵”字在甲骨文中的用法，可以说有四种不同的涵义：（1）当器物用；（2）当动词用；（3）当人名用；（4）当地名用。最可注意的一点为只有比较晚期的“爵”字，才有当人名用的。当地名用的，在第五期才出现。较早的爵字都是当器物或器物的动词用。
我们要讨论爵形器形制的原始及其演变，另外还有一组材料，即与锄头考古学家在地下发现的陶质爵形器的比较。在已经刊布的有关新石器时代陶器研究的著录中，我们尚找不到与青铜爵形器标准形制的器形完全类似的形制。到了青铜的殷商时代，类似“爵”的陶质器物方开始出现。我们见到的除了河南安阳的小屯以外，有下列的诸址：（1）安阳大司空村；（2）安阳四盘磨；（3）郑州二里冈；（4）郑州南关外；（5）郑州白家庄；（6）辉县琉璃阁；（7）禹县白沙水库。这些出陶爵的地方都是商代遗址，没有早到商代以前的。但是，这些陶爵的形制（图10、11）与青铜爵形器比，绝大多数都显然具有若干重要的不同点。图10所举的各种陶质爵形器都是没有柱的，流亦甚短小，偶有一两个流形较长的例子，在流折处大多数都具有泥绊。但是安阳四盘磨却出土了一件，有柱有钮的陶爵[4]。我们遍查有关黑陶及彩陶遗址的报告，在自黑陶遗址出土了甚为丰富的三足器中，找不出任何可以算作爵形器的标本。惟有在城子崖下层的文化所出的若干三足器中，有几件似乎具备着爵的一部分雏形（图11）。
我在1948年讨论小屯出土的青铜器时，曾追溯爵形器的来源到黑陶时代的有喙的鬻、带鋬的平底壶，以及三足的杯形器身上去[5]。那时我忽略了城子崖出土的另外两件带鋬的三足器[6]，因为它们的口部都缺了一大块。但是这两件三足器的足与鋬都保存得完整；现在看来，要是我们把城子崖图版拾玖：8的器物，与象形的甲骨文“爵”字比较，它的下体却极接近于第一期爵字所像的三个款足；这一器的口部是否有流有柱，因为已经残缺，却难臆定（图11〔1〕）。
由这些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甚清楚而且有意义的认识，即：青铜爵形器的标准形制，显然是一种青铜时代的发展。这一推论可以说是由下列几条检查实物所得的资料形成的：
（1）流身的延长及流口的渐次向下倾，都是为了适应爵的实用而发展的变化。爵原来的用处，只是转运饮料的一种饮具，将所盛之酒浆注入另一饮器中，或向下倾倒于地上。很显然地，流口的结构不是为了直接放置在人的口中而设计的，这一点似乎过去的古器物学家没有详细的讨论过。因为直接下倾的缘故，流的拉长和口向的下降，均有若干实际的需要。这一形制没有在陶器上表现过，直到青铜时代方充分的发展出来。
（2）由于流的拉长，有了尾的产生及其发育。在青铜爵形器的全部结构上，柱似乎是最惹人注意的部分；所以像这一器物的符号，即象形字，始终以柱为它的标识，其他部分可以随意增减。至于柱的用处，这问题就要牵涉到所有青铜器的柱的功能上了。殷商时代的青铜器，除了爵形器以外，还有斝形器是带柱的。“斝”字也见于甲骨文，它的字形把两个柱都表现了出来。安阳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中，共有十六件斝形器；其中十二件出自小屯，而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出来的，只有四件（西区一件，东区三件）。这些青铜斝形器大部分在比较晚期的墓葬中出土。在斝形器全部的结构中，除了鋬与柱外，其他部分的形制，可以说全是由黑陶时代传递下来的。试先看《殷墟陶器图录》第拾肆所绘制小屯出土的先殷时代的黑陶“斝”（序数371），这一器形[7]，可以说和青铜制的斝形器的器身完全一样，但那屹立在青铜斝形器口缘上的两根短柱，显然是青铜时代加上去的（另外还加了一个鋬）。我们尚难专靠器形演变的研究，断定斝形器和爵形器成形的先后次序。不过这两种青铜器在安阳遗址中一起出现是发现的事实[8]。在小屯墓葬中同时出斝形器与爵形器的有M188、M232、M238、M331、M333及M388等六座墓葬。在小屯乙组基址中，至少有三个墓葬的随葬器中只有爵形器，却没有斝形器，M18.4、M222、M329三墓中的M329曾经破坏，不能确定其全部随葬器内容；M18.4及M222按照它们所在地的地层属于小屯早期的墓葬。所以就墓葬的分布情形及地层看，青铜爵形器在小屯的出现的次序，可能比青铜斝形器的出现要早一点。我们由此所得的一个推论是：斝形器的双柱可能是仿爵形器得来，耸立在爵形器上的柱，最初“只是一个羁绊作用”[9]。自北宋以来，古器物学家多认为斝形器之出现早于爵形器。这一节的结论略与中国的传统说法不同。
（3）至于柱的真正用处，考古的资料似乎没有供给新的解释。照清代朴学家的说法，如最为人称道的程瑶田所持的理论：“两柱盖节饮酒之容，而验梓人之巧拙也。”[10]他说：“饮酒之礼，必头容直也，经立之容固颐正视（见《贾子·容经》），则不能昂其首矣。今余试举是爵（案：此爵为程氏之友司马舍人达甫送他的古铜爵）饮之，爵之两柱，适至于眉，首不昂而实自尽；衡指眉言，两柱乡之，故得谓之乡衡也。”[11]这一解释曾为孙诒让认为：“深得经旨。”[12]但是程氏的说法显然有些勉强；我对此点，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一文[13]中曾有所论，现在不再赘述。另外的一种说法，为吕大临所说的“两柱为耳，所以反爵于坫”[14]。这句话已经为程瑶田所驳。看来两柱实际的用处，最大的可能为支撑覆盖爵的疏布，即类似覆盖尊的“幂”。殷墟出土的斝，均同爵一样，口上立有双柱；其中有一件带有铜盖。斝同爵一样都是装酒的容器；酒装满了，尤其是在潮热的季节，口上若不加遮盖，显然是容易招致落尘，并吸引蝇虫及其他污秽之物。若把它用来供神，就有违“洁祀”之意；但早期的爵与斝，显然是没有盖的，所以用疏布做幂，藉两柱以为支撑，自然是很实际的解决方法。到了晚期，有柱的斝也带盖了，这可以说明这一类的器物实际上是需要遮盖的。爵同斝一样，需用临时的遮盖，理由是相同的。到了爵变成了“角”时，就自有铜盖[15]，两柱也取消了，这也可以说是柱为支撑“幂”用的一种反面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