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传世的礼经中之“爵”和“斝”，照注释，皆为酒器，往往通用；到了许叔重作《说文解字》，迳以“玉爵”释“斝”，于是在训诂中，两器的个别用途更不易分别了。北宋以来，中国古器物学兴起，以实物证器名之工作开始后，对于古礼器研究实为一大进步。《考古》、《博古》两图所集之“爵”与“斝”，形制判然。但宋以前，古籍流传，全靠抄写；自两周至北宋，时经千余年，所保存之钞本，最古者已转手多次；其中以音变形讹而误抄者，可举之例，考出者已不在少数。如王国维所举《诗经·邶风》“公言锡爵”之例，《毛传》以“散”释“爵”，王国维考证云：“‘散’，即‘斝’也。经文之‘爵’实为‘斝’之误。”

由此可见，欲求对礼经文字得一正确解释，古器物学所能贡献的虽极为重要；但对每一器物之原始名称，及各种名称在经籍中所指之实物之两相证实，仍有待古文字学家之大量努力。

甲骨文字的发现，对于礼经之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为众所周知之事。但此一发现，对于古器物研究之助益尚不十分显著。前论爵形器时，由张秉权君之合作，将爵形器之象形文字见于殷墟书契者加以排比，并考证之，故对此器形早期之演变颇有所推断，启发甚多。此次整理安阳出土之斝形器，原拟约张君，如爵形器报告之例，作一类似考证；但搜集所得，契文中之“斝”字，远不如“爵”字丰富；所能聚集之资料，重要者已见李孝定君之《甲骨文字集释》，无新资料即不能作新的考证，此一实情也。

1965年，台湾外双溪中山博物院新厦落成，故宫旧藏得以展览。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君邀著者在“故宫”讲堂作一次学术讲演，以开研究风气，固辞不得，勉强从事，因以《如何研究中国青铜器》为题而讨论之。

在这一演讲中，著者认为青铜器可以研究的有六个方面。即：

“我们应该把一件青铜器表现在它本身上的四种不同的现象——制造、形制、文饰、铭文以及推想和流传下来的两种其他的现象——功能与名称这六方面所表现的差异及演变，分别加以处理。”（《故宫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第8页）

将以上所指的青铜器的六方面，加以分别处理，《古器物研究专刊》已发表的两本报告可以代表史语所在这方面的努力。这本报告，是这同一努力的新收获。

本报告第二段的写作，是分了好几次完成的。著者因为其他公务的催迫，对此一研究，时作时辍，心中最感惆怅；有不少的见解，本已认为可用了，一经停顿，又放弃或忘却了！不过大致说来，写出的话，以及所推论的各点，都是有实证的。

著者最应感谢的，是考古组的同仁。偶有疑问，总是请大家分析讨论，实在获益不少；助理员陈仲玉君对此文的写作帮助最多：材料的收集、图版的制作和初步说明，目录的编辑，参考书的排列，以及校勘工作皆经陈君完成。文中插图由黄庆乐、陈寿美、何世坤三位绘制。

在本报告的写作时间，著者担任胡适纪念讲座教授一席，特志。

李　济

1968年9月26日　台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