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装花纹之二——四足鼎形器二例
四足鼎形器两件，除底部表面外，也是满装的，因为器身的形态与三足器有很大的差异，图案的设计，就呈现了一种绝不相同的安排。器身四面都是平面，或长方，或近正方；各面皆近乎平板形，可以说找不出任何显著的曲线。
过去，作者曾经假设方形的铜器，形制抄自木器（或石刻、竹编的器物）；这一假设虽尚得不到十足的物证，理论上仍有保持的价值。侯家庄出土的两方鼎，在装饰方面，最可注意的一点，如上文所述，就是作为主体花纹的牛头与鹿头，全以突出器面甚高的浮雕方法表现它们的形态；各器官完全保持了固有的联系，最近于写实形的画面。图案化部分只限于由立体平面化的一小段。这一浮雕的牛头及鹿，居全部饰面的正中，两侧陪以花纹繁缛的其他复合动物图案——圆眼大冠、长翅垂花的复合鸟纹。所雕的鸟形，显由数种不同的其他鸟体（包括鹦鹉、孔雀）综合构成一种复合鸟体，似由设计人依其目睹之事实及耳听之神话传说合并创造。各饰面主体花纹上缘，另有长条花边，由长喙卷尾龙两对构成一横条；以弦纹界划。其造形虽不如鸟体之现实，显然也是根据若干实际存在的动物形态而作成。
两方鼎图案之全部，所引起的主要问题，为亡友傅斯年先生在本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跋陈槃先生之〈春秋“公矢鱼于棠”说〉》中所论“不轨不物”的“物”之本意。
综合傅跋中所说最要紧的一点是：“‘物’为图腾的标识……”（此文又载在《傅孟真先生集》四，第239页）照傅斯年所引王国维说，甲骨文中“物”字原义：“物，亦牛名也……《小雅》：‘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傅云应为杂色牛三十……”
傅又引《左氏春秋》、《国语》的记录，而申其说曰：“一代有一代之色，即一宗有一宗之物；物者可谓为国色之寄象，后世以五色配五宗，盖其由来者远矣……”（《傅孟真先生集》四，第239页）
傅氏最重要的结论为：“盖物者，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之所系，故如此重言之。”（《傅孟真先生集》四，239页）[4]
我们的问题，由研究牛鹿两盍的图案引起来的，为这两方鼎上的主体花纹是否就是如傅斯年所说的“图腾标识”咧？解答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自然是《左传·宣公三年》所说的：“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傅氏以“物”为图腾标识，所引最有力的证据，为《左传·定公十年》所记：“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犯也。”
甲上有物的“物”所指的，显然是织在甲上或镶嵌在甲胸前的一种图像式的标识，如今日中国戏台上所见，武将的披甲之前胸的老虎或类似的凶狠兽面；这一凶狠兽面，总是居这一武装勇士装束上最夺目部位。
关于原始社会组织中的“图腾”现象，已经过了很多名专家长期的研究。所得到的若干共同认识中，有一条就是这一原始于印第安语言[5]的译名，在社会人类科学的词汇中，已经成为一含义广泛的科学专门名词了。
1962年的《大英百科全书》，综合各家研究的结论，关于图腾的内涵归纳为三要点：[6]
（1）构成一“图腾族”的民族，要包括若干图腾分族；每一分族各与一类动物或植物或非生物的物件，认为有血缘关系或其他特种关系。所认为有这类关系的含生或不含生的物类，就是那一分族的图腾。每一分族的图腾，各自不同，界线分明，不能混淆。
（2）每一分族与其所供奉的图腾各具有个别的血缘关系；由此关系，又发生其他的关系。构成这些不同关系之条件却是相同的。
（3）属于某一种图腾分族的成员，不得改变他的图腾。
此外，另有一种存在的情形，使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对于“图腾”的原始意义得不到一个统一的意见，即：
若某一氏族的图腾是一类动物或植物，他们大半认为这一类动物或植物与他们自己有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把这些动物或植物当亲属或神看待。不过在不同的各图腾氏族，对这些图腾动物或植物，固然有些把它们当神崇拜，绝对的禁止屠杀。但也有些氏族虽然把它们的图腾动物或植物当神崇拜，同时也可以经常屠杀它们，当着主要的食品[7]。在第二种图腾社会，群众崇拜的图腾所包含的意思，是想藉崇拜可以使图腾动物（或植物）繁殖，充实社会的食粮供给。这在初民的心理中，自然只是蕴藏在下意识一种愿望，不是可以说得出来的。但经过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这动机是很显然的了。
根据以上所引的中外说法，假若我们把《左传》宣公三年所记的“……远方图物……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这一段话内的“物”字的意义，即近代民族学家所描写的“图腾”，我们对于侯家庄出土的两件满装动物花纹的方鼎——牛盍和鹿盍——就可以作些解释。我们可以说：
铸这两方鼎的社会，完全保有图腾社会的组织性质；牛齍上的牛头，鹿盍上的鹿头，都是所像的“物”，也就是傅斯年所解释的“图腾标识”。不但写实的牛头、鹿头是图腾标识，陪它们出现在两旁及上下周边的鸟纹、夔纹和简化了的各形龙纹，也代表“百物而为之备”的“百物”中的“物”体，也就是传说中的图腾。
一个鼎上，铸有好些不同的图腾动物，应作何解释咧？这一问题，照现代原始社会学研究的结论，是可以解答的。因为一个图腾社会总是包括若干图腾小群，每一小群各有自己的图腾标识。所以就整个的社会说，它可以总括所有的或部分的小群标识图像——也就是图腾——在一件器物上，如侯家庄的两方鼎；这两器可以用作解释“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的，经现代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物证。
《吕氏春秋·勿躬》篇内有“王冰作服牛”[8]，《世本》云“胲作服牛”[9]，王国维以殷之先王中的王亥释“王冰”及“王胲”[10]。牛齍的出土，不但可以证明殷商时代仍是一种图腾社会的组织，而牛图腾为此一时代发掘出土的最大的鼎形器之主体花纹，很明白地代表这一“物”的重要性。故牛齍一器可能与王胲服牛的传说有些历史关系。
其余的鸟兽形象，照图案的设计论，只属陪衬的地位了。
不过牛图腾是否殷商王室的标识，却没有什么更切实的证据。中国史学家纪录的三皇如伏羲、神农以及女娲等，或具“牛头人身”或具“人首蛇身”，可能都是图腾留下的印象。而殷商的先祖发祥于玄鸟，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似乎应以“鸟”为他们朝代标识。也许在地下材料里，我们尚可澄清这一问题。殷墟出土的青铜器、雕花骨器和石雕，所具的装饰图案中常见鸟纹，这是大家知道的事体。